不知道是谁推荐的，半听半阅读的把这本书没有理解的过了一遍，其实根本没弄明白什么情况。只能找别人的观点提炼，记录下来，过一下，和高人之间差的太多太多，只有家长修炼别无他法。

本书结束语几段话摘抄如下：

任何一种人类行为都是有缺陷的。如果坚持因为有缺陷而抛弃每一种选择，我们将一无所有。因此，唯一的办法就是尽人力之所及，否则就只好拥抱死亡。这绝非耸人听闻，死亡的拥抱并不限于一种方式，在各种名义下追求完美和不朽的徒劳努力，都无异于放弃生活选择死亡。逻辑的结论是，生活的意义包含了思想上的以及在实践思想时的各种缺憾，生活本身就是荒谬的沃土。

黑格尔提出了观念的辩证法，马克思去掉前面的观念二字，换成了辩证唯物主义，现在又出现了一种新的辩证法，将参与者的思维同所参与的过程联系起来，也就是说，在观念与物质之间发挥作用。如果说黑格尔是正题，马克思主义是反题，那么反身性就是合题。

反身性(reflexivity)，人的思考主动影响人们参与其中并对之思考的事件(或处境)。可以理解为反自身性。反身性原理的本质，是指人的认知可以改变事件，而事件反过来又改变认知。

索罗斯有句名言：

经济史如同一部永不结束的连续剧，它建立在假象与谎言之上，而非真理。它指出了一条通往无数财富的道路。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分辨哪些趋势是基于错误的基础之上、顺势而为、并在其丧失信誉前脱身。

能把数学应用到投资上的很多，能把哲学用到投机上的却很少。

这里说的哲学当然不可能是微信朋友圈里的中国特有鸡汤类人生处世哲学之类的东西。

哲学这个词不好解释，原词义指爱智者。哲人即热爱智慧，寻求真理之人。他们不满足很多当时即定的事物所谓的原理，深究根本，试图更加科学的认识世界。

所以他们需要方法，进而引申出方法的正确与错误之别，这就是方法论。方法论简而答之无非两种：归纳法和演绎法。

而哲人寻找的就是演绎法。

而索的圣技不是预测，不是分析，不是赌运气，而是找到各央行的错误之处，央行的错误往往是违反一个叫蒙代尔不可能三角，而蒙代尔不可能三角可以认为是基于演绎法的结论。

索罗斯和他的金融炼金术全记录

当1949年一个年轻的名叫乔治·索罗斯的匈牙利人来到这里的时候，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还是一团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创伤还没有复原，纳粹主义的受害者、共产主义的流亡者以及支离破碎的英国年轻领导人都将伦敦作为了避难所。大家想找一个理论来解释为什么欧洲要毁掉自己，它又该如何重建。工党政府以新的福利国家的形式重塑英国，马歇尔计划的援助加快了欧洲大陆的重建。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演讲大厅，慷慨激昂的马克思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在一起，凯恩斯主义者和反凯恩斯主义者互相辩论。正是在这个时代，学校的历史学家写道：“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神话诞生了。”

索罗斯在跨进校园之前已经饱受磨难。他出生于布达佩斯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在纳粹占领时期，他离开家人，假称自己是基督徒躲在他父亲的几个熟人那里从而幸存下来。他在那个城市的街道上看到过各种各样遭虐待的尸体？双手被绑的，脑袋粉碎的。他曾经为了帮助家人谋生而把首饰卖给黑市上的商贩。1947年，他还不到17岁，索罗斯挥手告别了他可能再也看不到的父母，离开匈牙利到伦敦去寻找美好的未来。在伦敦，他干过洗碗工、房屋油漆工、餐馆工。曾有一领班告诉他，只要他努力，也许有一天他会成为自己的助手。在他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之前的那个夏季，索罗斯终于找到了中意的工作，在一个没多少人游泳的游泳池做救生员。他读亚当·斯密、托马斯·霍布斯以及尼科洛·马基雅维里（Niccolo Machiavelli）的著作。

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给索罗斯启发最多的一个权威人物是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他是一个奥地利哲学家，为了躲避纳粹迫害背井离乡来到英国——就是这个人，将他的想法完全无意识地灌输给了这位后来成为最著名的对冲基金管理人的年轻人。波普尔的中心论点是，人类是无法知道真理的，他们能做的最多就是通过不断的实验和错误来摸索、接近真理。这一观点对一个有索罗斯这样背景的人有明显的吸引力，因为这暗示着所有的政治教条观点都是有缺陷的。波普尔的杰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让索罗斯建立了自己的毕生梦想，那就是献身于哲学。它给索罗斯指引了一条看待金融问题的独特思维方式，也使他获得灵感，将自己创立的慈善机构命名为开放社会研究所（The Open Society Institute）。

索罗斯离开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成绩平平，做了一段没有任何前途的工作，在威尔士北部卖过女士手提包，他靠写信给伦敦的所有投资银行谋求个初级职位而摆脱了这种命运。因为缺乏社会关系，他总是遭到这些单位的拒绝，最后终于在一家匈牙利移民开的经纪公司得到一份工作。学习了金融的基本知识后，1956年，他设法来到纽约，盘算着只要在华尔街熬上5年，就足以存够支持他作为一名哲学家的生活的存款。但他很快发现他很擅长投资，觉得退出这个领域太可惜。到1967年，他已经成为专攻欧洲股市的有名的华尔街经纪公司——安贺-布莱施洛德公司（Arnold and S. Bleichroeder）的研究组组长。在因为卖想法给他们而认识了阿尔弗雷德·温斯洛·琼斯公司的部门管理人员后，1969年，他推出了自己400万美元的多空选股基金，他把它叫做双鹰基金，并在布莱施洛德（Bleichroeder）的庇护下管理这只基金。

到那时，索罗斯将波普尔的思想和他自己的金融知识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他称之为“反射”的综合体。就像波普尔在著作中提出的，上市公司的详细情况太复杂，非人力所能及，因此投资者更依赖于那些接近现实的猜测和捷径。但是，索罗斯意识到，这些捷径也能改变现实，因为看涨的猜测将推动股票价格上升，从而使公司以低成本筹集资金，提高绩效。由于这种循环，确定性更加不可能：人们无法明确地感知现实，但最重要的是，现实本身也受这些不明确的看法的影响，而这些看法本身还在不断变化。索罗斯得出了和有效市场的观点截然不同的结论。

金融学术界认为理性的投资者可以得出一个客观的股票估值，而当所有信息都反映在价格中时，市场就达到了有效均衡点。但对于波普尔的信徒来说，这个前提忽略了对认知的最基本的局限。

即使他的金融生涯在20世纪60年代已经起步，索罗斯还是继续躲在他度假屋的书房里，绞尽脑汁地将他的哲学思想写在纸上。他的思想也影响了他的投资方式，尽管后来表明索罗斯用反射理论来解释投资的成功属于事后诸葛亮。在一个写于1970年的投资笔记中，索罗斯用明确地反射术语来解释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的运作。

“证券分析的传统方法是设法预测未来的收入。”但就这些投资信托基金来说，未来的收入取决于投资者对他们本身的预期。如果投资者看好，他们将支付溢价给成功的信托基金股份，给它注入低成本资金。低成本资金会增加收入，这反过来又加大了成功的可能，从而说服其他投资者支付更高的溢价投资这个信托基金。

索罗斯坚持认为，诀窍就是不注重收入的预期，也不注重改变投资者预期的心理，而是注重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预测其中一个带动另一个向前，直到这个信托基金被彻底高估，崩溃将不可避免。果然，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遵循了索罗斯预期的从繁荣到萧条衰败的过程。他的基金在它们上升时赚了大钱，而另一只则在其崩溃时赚了钱。

1973年，索罗斯离开安贺布莱，成立自己的公司。他租的办公室离他在中央公园西部的合作公司只有一个街区，他的合伙人也是从安贺布莱公司过来的，他就是那个急躁的工作狂分析师，名叫吉姆·罗杰斯（Jim Rogers）。多年后在他曼哈顿的家中采访他时，罗杰斯进行讨论的同时还气喘吁吁地在自行车上锻炼，并在车上装了笔记本电脑和电话以尽可能多地同时处理多件事。和罗杰斯一起，索罗斯继续寻找可能逆转的不稳定的均衡。例如，他看到放松金融管制正在改变银行业的游戏规则，将股市的一个沉闷部门变得有活力，他从银行类股票赚了一大笔。他发现1973年的阿拉伯—以色列战争改变了国防业，因为埃及使用的前苏联武器装备表现良好，这表明美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索罗斯预测，五角大楼将很快说服国会追加投资，于是他大量投资国防类股票。

当索罗斯意识到游戏规则改变的时候，他会大胆地买入。在他判定军事开支将上升之后，他成为国防承包商——洛克希德公司（Lockheed）最大的外部股东。他愿意在确定他的观点正确之前就孤注一掷。如果他发现一个有吸引力的粗略的投资想法，他会想到别人也会这么想。因为他相信完美的认知是不可能的，所以没有必要追究细节。一次在瑞士滑雪度假时，他买了放在空中缆椅底部的《金融时报》，在上升过程中他看到英国政府援助劳斯莱斯的计划，就在山顶打电话给他的经纪人要求买入英国政府债券。这让专家在细节上

纠缠不清。索罗斯的座右铭是：“先投资，后调查。”

截至1981年初，索罗斯已经取得了异乎寻常的成功。

他的对冲基金于1973年更名为索罗斯基金，又在1978年更名为量子基金，并已积累了38 100万美元的资产，尽管20世纪70年代股票市场并不好，但这几乎是其初始资本的100倍。这个曾经在伦敦勉强维持生计，有时还要靠慈善事业支持的少年，积累了价值1亿美元的个人财富，而且他自己也成为了一个慈善家。

1981年6月，在《机构投资者》杂志上发表的简介中恭敬地称索罗斯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基金经理”。他的对手用网球运动员伊利·纳斯塔斯（Ilie Nastase）赞扬比约·博格（Bjorn Borg）的话来表达对他的钦佩：“我们玩的是网球，他玩的是别的。”

索罗斯没有超越自我欣赏的境界。他这样写道：“我后退一步看自己，心中充满了敬畏：我看到了一个完美打磨的机器。”没有丝毫自嘲的意思。他也在另一场合承认：“我想象自己是某个上帝或像凯恩斯一样的经济改革者（他们都著有通论）或者，甚至更好，是像爱因斯坦一样的科学家（“反射理论”的英文发音听起来像“相对论”）。”但悲剧是他并不快乐。一个投资者如果要成功，他需要用本能，也需要用心地关注市场，这种关注可能很强烈，以至于投资者能感觉到。如果他的投资组合有麻烦，索罗斯意识到这一点的第一感觉就是背部发凉。如果索罗斯认为市场随时可能对他不利，他会顺应他的身体给出的生理信号，卖出他所持有的股票。投资活动消耗了他所有的时间和精力，他认为自己是一个为了胜利而牺牲了一切个人生活的在训的拳击手，他把自己比作一个体内寄生着无情地膨胀的基金的病人。

在他取得一个接一个成功的时候，索罗斯开始重新思考生活的重心。1980年，他解聘了脾气暴躁的吉姆·罗杰斯，吉姆曾多次赶走公司里的年轻员工，而且并没有帮索罗斯分担一些工作，这让索罗斯感到失望，索罗斯开始寻找新的可以委以重任的合作伙伴。由于分心寻找，他的投资业绩猛地下滑。

1980年量子基金的回报率超过100%，次年却亏损了23%，这是这个基金的首次亏损。由此索罗斯遭遇了挤兑潮，他管理的资本由4亿美元减为2亿美元。到1981年9月，觉得受到羞辱的索罗斯把剩下的钱委托给其他投资者，他自己像3年前的迈克尔·斯坦哈特一样，从投资市场上退出休假。

当索罗斯于1984年重新回来做全职投资时，他找到了一种平衡。在此之前，他一直偏执，如果他不再偏执，他的业绩就将受到影响。但在他遭遇中年危机的那段时间里，一个心理学家帮他摆脱了一些心魔。他承认他的成功，并允许自己放松，他知道这样做可能是杀鸡取卵，更知道不这样做即使成功了也毫无意义。他放弃了以前那种凭借本能来鉴定基金的运作方式，就像身体的某种东西已经从他的身上切除了一样。他将这种改变比作一次痛苦的手术，在该手术中，他忍受了从唾液腺中取出结石的痛苦。这些结石一旦摘除并暴露在空气中，就会化为粉末。索罗斯回忆说：“那些纠缠我的心魔也是那样。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一见光就烟消云散了。”

索罗斯用更智能的东西取代了后背痛的信号。从1985年8月起，他一直坚持记下他的投资想法，希望这种记录想法的做法会使他提高判断力，由此而产生的“实时实验”密集、重复，而且充满了对始终未实现情况的深刻反思，这也是一个对在工作的投机者的真实

写照。此外，索罗斯的日记记下了他的一个最伟大的成就——对美元的赌注，他称之为“生命中的巨大成功”。

索罗斯已经不再推崇华尔街流行的选股，但是，他对反射循环的专注使他广泛地思考机会的问题。就像商品公司放弃棉花交易所内的位置而成为多面手的迈克尔·马库斯一样，索罗斯找不到任何理由去了解几只股票的所有，只希望预测到一些小的变动，对很多事情都知道些皮毛，这样你就可以在大变动发生时抓住机会。到20世纪8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的浮动汇率给了他用武之地.当时存在美元的价值基于交易者的看法，而索罗斯相信这些看法是有缺陷的，此外，由于这些看法可能随时逆转，美元价值将急剧变动。

这不是货币市场运作方式的传统观点。20世纪七八十年代，大部分经济学家都认为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一样，会趋于有效率的均衡。如果美元被高估，美国的出口将受到影响，而进口将会增加，由此产生的贸易赤字将意味着外国人需要用来购买美国商品所需的货币少于美国人所需要用来购买外国商品的其他货币，对美元的需求减少会降低美元的价值，减小贸易赤字，直到系统达到平衡。而且，在传统的观念里，投机者不能破坏这一进程。如果他们准确地预期了汇率的未来走向，他们只是在加速到达均衡点；如果他们判断错了，到达均衡点的过程会减缓，但是这种减缓不会持续，因为投机者会亏钱。

索罗斯认识到了均衡理论无法解释实际中的货币变动。比如，在1982年—1985年间，美国贸易赤字持续增长，这意味着对美元的需求疲软。但在此期间美元却升值，其原因是投机性资本流入推动了美元上升，而这些投机资本的流动往往是自我强化：当热钱流入美国，美元升值，而美元的升值又吸引了更多的投机者，使汇率更加远离均衡点。

如果投机者是决定汇率水平的真正力量，那就意味着货币永远会表现出先繁荣后萧条的过程。在这一过程的第一阶段，投机者会形成一种普遍的偏见，而且这种偏见会自我强化，推动汇率一步一步远离达到贸易均衡所需要的水平。汇率偏离得越远，就有越多的投机者觉得自己没错，而贸易就会更加不平衡.最终，巨大的贸易不平衡压力将压倒投机者的偏见，情况将发生逆转，投机者会来个180度的大转弯，然后一个新的相反方向的趋势会显现。

1985年夏天，索罗斯全力应付的挑战是如何判断美元反转的时间。8月16日，当他开始坚持写日记的时候，他怀疑这个时刻马上就要到了。里根总统在他第二任期开始时重组了他的管理队伍，而新的团队似乎决心将美元贬值以减少美国的贸易赤字。从相关度来说，根据基本面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利率下降使持有美元的投机者无利可图。如果政治措施和低利率联手哪怕使一部分投机者放弃美元，货币升值的趋势也可能突然逆转。在第二个阶段，所有想要持有美元的投机者都已经持有了，市场几乎已经没有了买家，所以只需要几个卖家，就可以使市场逆转。

索罗斯为这个逆转是否即将到来很伤脑筋。如果美国经济增长加速，利率上升，这会使美元反转的可能性比较小。另一方面，如果银行开始收缩信贷，抵押品价值下降和减少信贷的信息反馈回来，银行领域出现的问题就会减缓经济增长并推动利率大幅下降。“我该怎么判断？我唯一的竞争优势就是我的反射理论。”这个理论使他认为自我强化的金融混乱风险特别严重，所以他倾向于赌美元贬值，另外，某些技术指标也指

向这个结论。在考虑了经济学的半科学、反射的半哲学以及图表的半心理学的论断后，索罗斯得出了投资结论：做空美元。尽管内心有些疑虑，索罗斯还是果断地建仓。

截至8月16日，量子基金有价值7.2亿美元的相对要贬值的主要货币，包括日元、德国马克和英镑，这用了7300万美元的保证金，这个市场持有量超过了基金的所有股权资本。他所冒的险是惊人的，他在日记中轻描淡写地说：“一般来说，我在任何一个市场上的投资尽量不超过基金股权资本的100%，但是我想调整市场构成的一惯定义来顺应我目前的想法……”这种认为对冲基金实际上是在套期保值的想法已经不经意地被淘汰了。

三个星期后的9月9日，索罗斯的第二篇日记记载说，他的投资情况不妙。美元因为一系列美国乐观的经济指数而升值，这个赌局使量子基金损失了2000万美元。索罗斯开始又一次的深刻反思。他继续将重点放在薄弱的银行系统，图表暗示他可能即将转运：德国马克似乎遵循着某种模式，暗示它即将大幅升值。然后索罗斯对此进行了更进一步的分析，他设身处地地从货币当局来考虑，认为即使经济形势比预期的要好，利率也可能会维持在低水平，美联储因为肩负着银行监管的责任而不愿意提高利率，摇摆不定的放款人最不想看到的就是资本成本的提高。此外，美联储还可以不提高利率是因为里根的改组政府决心严格控制财政赤字，缓解通货膨胀的压力。在那个9月，索罗斯权衡利弊之后，决定坚守他还在亏钱的赌局，不过如果市场对他更加不利，他将放弃一半。

索罗斯的投资决策往往是险中取胜。事实是，市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效的，所以大多数信息已经反映在价格中，投机的艺术就是看到其他人忽略的一个点，然后利用那点小小的优势大量交易。索罗斯往往寻找证据，形成论点，然后却摇摆不定，午餐时客人随口说的一句话可能对他有决定性的影响，他可能猛地从座位上站起来，让交易员改变投资方向。索罗斯在那年9月的第二个星期关于坚持做空美元的决定就是生死攸关的情况之一。如果刚开始亏损后稍一犹豫，他的人生就将改写。①(索罗斯在《金融炼金术》里承认他差点就没做空美元——作者注)不过，索罗斯没有犹豫。

1985年9月22日——他的第二篇日记之后不到两个星期，美国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和法国、西德、日本以及英国的财政部长齐聚纽约广场饭店（Plaza Hotel）。五国共同承诺协调干预货币市场，促使美元下跌。广场协议的消息使索罗斯一夜之间获取了3000万美元的利润。第二天日元对美元上涨超过7%，是历史上的单日最大涨幅。

索罗斯有些幸运。他预先想到里根政府希望美元下跌，但他不知道当局将如何操作，也不能预知广场上的会议。然而，在广场会议之后发生的事情却和运气一点关系都没有，只是让索罗斯成为一个传奇。索罗斯没有将他在做空美元上的利润兑现然后吃老本，而是更多地买入。美元的反转终于到来了，他所知道的整个反射循环都认为美元最初的下降仅仅是一个开始。

广场饭店的会议于星期日在纽约结束，但当时在亚洲地区已经是星期一上午。索罗斯立即打电话给相关的经纪人下单为他的投资组合买入更多日元。第二天，当他公司内部的交易商想要锁定他们运作的小型投资组合的利润时，索罗斯少有地发了火。他跑出办公室，大声勒令停止卖出日元，告诉他们他将为此承担责任。交易商都不想与成功失之交臂，但对索罗斯来说，世界上几个发达国家的政府都透露了美元贬值的意向，“广场协议”已经发出了信号，那他为什么不能大量买入日元？接下来的几天，索罗斯继续买进。

到广场会议之后的那个周五，他持有了价值2.09亿美元的日元和德国马克，另外还有1.07亿美元的美元空头头寸。如果这种状态下有风险，那只可能是该广场公报是个纸老虎，这个声明相对于如何采取行动的细节来说单薄得让人怀疑，而且还要取决于各国政府是否遵守承诺采取具体措施。不过，索罗斯在华盛顿、东京和欧洲的政治关系网比其他任何纽约的基金经理都大，而他的网内人士劝他相信“广场协议”是真的。到12月初，他又买入了价值5亿美元的日元和德国马克，同时增加了近3亿美元的美元空头头寸。索罗斯在日记中写道：“我承担了各种可能的最大的市场风险。”

索罗斯在1985年12月完成了他的实战的第一阶段。他回顾这一时期，是一个从美元即将贬值的假设开始，到最终这个理论确认的时期。他不停地猜测银行体系会崩溃，结果证明这只是个障眼法而已。他承认：“我的预测的突出特点是，我一直在期待着没有实现的事态进展。”但这个预测错误与他取得的决定性成功相比就不值一提了。索罗斯知道没有什么比人们对美元走势捉摸不定的想法更能使美元走高了，因此这种突然逆转一触即发。因为他清楚美元系统的不稳定，所以他比其他人更快地明白“广场协议”的意义。“广场协议”就是这个触发剂，不管新政策的具体内容是什么都无所谓。新政策的突然推动引发了一个新的趋势，这个趋势现在可以依靠自身发展而延续下去。

根据广场协议进行的交易所带来投资回报是惊人的。从8月开始后的4个月里，索罗斯的基金增长了35%，产生了2.3亿美元的利润。索罗斯深信其写日记的行为对提高他的业绩有所帮助，他开玩笑说，他取得的利润是有史以来作为一个作家所获得的最高酬金。两年后，当日记作为索罗斯的书——《金融炼金术》的一部分出版时，有评论者嘲笑日记写得像流水帐一样。但是，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这个《金融炼金术》确实有用（用蛋黄战胜了沸腾的水银）。

1987年5月出版的《金融炼金术》确认了索罗斯的名人地位。他的日记在对冲基金行业中几个年轻的新星心中产生了共鸣，他们从中看到的是一个炒家焦急地与多种不确定因素较量的真实写照。从商品公司得到创业资本的神童棉花交易商——保罗·都铎·琼斯后来创建了非常成功的都铎对冲基金，他要求他的员工必须阅读《金融炼金术》一书。在已出版的《金融炼金术》的一篇前言中，琼斯宣称说，索罗斯你现在应该小心了，他援引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题材的电影《巴顿将军》中的一个场景，在该场景中这个伟大的美国将军体验着战胜陆军元帅艾尔温·隆美尔（Erwin Rommel）的滋味。巴顿根据所读的隆美尔的战术著作来准备与隆美尔的战斗，在电影高潮时刻，巴顿从指挥所向外看，说出了琼斯最喜欢的一句话：“隆美尔，你这个了不起的混蛋，我读过你的书！”

索罗斯很享受这样的警告带来的困扰。最后，他成为了自己曾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钦佩的那种公共知识分子，他戴着大眼镜、有着浓密头发的精心打造的形象突然开始出现在杂志的封面，他的中欧口音加重了他的异国情调光环。杂志的人物简介说，索罗斯早在大多数基金经理知道东京在哪之前的好几年就是全球投资的研究者，他的投资包括期货、期权和远期外汇合约，而且对做多和做空都同样运用自如。他从静得可怕的曼哈顿交易大厅，到统治全球市场，并用5种语言和全球的金融家交

谈。《经济学人》杂志称他是“世界上最迷人的投资者”，《财富》杂志的封面故事暗示他可能会作为“当代最有预见性的投资者”排在沃伦·巴菲特的前面。但是，正如1981年《机构投资者》杂志在对索罗斯夸大其词的简介之后那年遭受了让他蒙羞的23%的损失一样，1987年对他的恭维也预示了一场灾难。

《财富》杂志的封面故事出现在1987年9月28日，标题就指出了当时的问题：“股价是否太高？”经过从20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的长期牛市后，标准普尔指数中的400家工业企业股票价格平均达到账面价值的3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高水平。《财富》杂志将索罗斯作为股市高水平的第一个专家见证人，并解释说，索罗斯很乐观。趋势追随者将股市推高并不意味着崩溃即将来临，索罗斯声称说：“市场被高估并不意味着它是不可持续的。”为了支持他的观点，索罗斯指出，在日本，股票猛增超过了传统的估值。崩溃终会来临，但是，崩溃会在到达华尔街之前先袭击东京。

索罗斯并不是唯一一个看好的。接下来的一周，所罗门兄弟公司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承诺牛市会持续到1988年，再一周后，著名的摩根士丹利分析师、索罗斯的朋友拜伦·韦恩（Byron Wien）预言“在这个周期结束之前将再创新高。”这是一个由杠杆收购和举债收购将股价稳步拉高的时代，公司秘密收购者的生活出现在杂志里，让人羡慕不已。一个当时不知名的金融家大卫·赫林格尔（P. David Herrlinger）利用那种氛围，宣布出资68亿美元购买戴顿-赫德森公司（Dayton Hudson Corp）。赫林格尔在他的前院草坪告诉记者，他的要约可能是个骗局，也可能不是。他说：“这不过是个骗局。”这条新闻将戴顿-赫德森公司股票拉到一个很高的价位。但是，骗局终究是骗局，赫林格尔很快就被送到医院。

这股收购热潮是对索罗斯的反射思想的极好阐释。那些收购和接管都是自我强化的：每次收购消息宣布时，该行业的每家公司股票都上涨，收购公司的盈利将获利的预期更加增强。大量贷款源源涌入以支持收购行动，这种循环将股价拉到远高于估计的基本价值，正如索罗斯的理论所预期的那样。当然，这种收购行动迟早会因为过多的债务而崩溃，那时这种趋势将逆转，但是，似乎没有任何有力的证据证明这种逆转马上就会到来。索罗斯继续将华尔街的首席哲学家作为他的新业余爱好，接受新闻记者的采访，出现在电视节目中。

10月5日，索罗斯邀请了他的一个粉丝去他的办公室，这个粉丝就是斯坦利·德鲁肯米勒，他是华尔街最热门的基金经理，也读过《金融炼金术》，并在会上表示对这本书感兴趣。索罗斯高谈阔论，并提供给德鲁肯米勒一份工作。他想找个管理量子基金的接班人，好让他有更多的时间放在哲学和慈善事业上，因为投资理财使他疲累不堪。德鲁肯米勒拒绝这么轻易地被诱惑，但双方关系变得亲密起来。

德鲁肯米勒个子高、肩膀宽，而索罗斯矮小精干；他说话直白，而索罗斯说话隐讳；他很普通，来自中部美洲，而索罗斯具有异国情调，来自中欧。但他们俩相处得很好。当时索罗斯已经五十好几，自以为是，而德鲁肯米勒才30多岁，充分地听取意见。尽管他们对市场有很多一致的观点，他们的资金头寸却大不相同。德鲁肯米勒认为市场崩溃即将到来，因此他做空；而量子基金做空日本市场，却做多美国市场。

事实上，索罗斯最近壮大了他的选股队伍，而且量子基

金因为大量买入在华尔街戏称为“套利垃圾股”的热门收购股票赚取了令人咋舌的利润。因为跟对市场行情，索罗斯的团队到9月底扩充了60%。一切看起来都很好。

10月14日，索罗斯在《金融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重申崩溃将始发于东京的观点。周三上午，他到美国哈佛大学的肯尼迪政府学院做一个关于“先繁荣后崩溃”理论的演讲。演讲结束后，他发现整个华尔街都在抛售。新闻报道说，美国国会可能会对公司合并征税，此举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打击牛市。当天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3.8%，这种下跌引起了索罗斯的注意。他知道市场远离了均衡点，他也知道，繁荣之后很快就是大崩溃。正如他事后沮丧地承认说：“那时候我就应该待在办公室，抛出股票退出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