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几千年来的帝制,都是皇帝集军政权于一身。历代皇帝为了限制权臣、防止功臣尾大不掉的局面,都采取过很多牵制措施,但是中国历史上,还是出现很皇帝虚有其位、徒有其权的局面。情况有,皇帝沉溺于艺术创作无心理政,如木匠皇帝朱由校,结果是宦官当道;皇帝登基时太小而无法理政,如光绪皇帝,结果是慈禧误国。而《南宋行暮》中,南宋的第四个皇帝宁宗,既无特别的爱好分神,也恰当壮年,照旧打得一手烂牌。
古人有 “三十年为一世” 之说,原指代际相继之意。以事件史为标志的短时段,中时段,足以完整展现长时段历史中某个变化周期。《南宋行暮》的立意,是力图把光宁时代作为南宋历史演进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从光宗继位到宁宗去世,两位皇帝在位跨度36年,符合“三十年为一世” 的概念,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逐一做对比,就能发现三十年缓慢渐顿中,南宋王朝已经进入不可逆转的衰世阶段。
关于宋光宗的介绍,可参考上一篇精读 |《南宋行暮》| 日行西山,皇帝有病 ,这篇文章主要介绍继承者宋宁宗。
1194年,孝宗卒,光宗借病,拒绝出主大丧。宋高宗皇后吴氏以太皇太后紧急垂帘,命27岁的嘉王赵扩在孝宗灵柩前即位,是为宋宁宗(宋光宗次子)。嘉王即位时,惊惶不已,边哭泣,边退避。太后、臣子合演了一场老皇帝缺席、新皇帝勉强登位的内禅礼。
高、孝、光、宁四朝,内禅倒有三次,历史似乎一再重复。然而,比起当年绍兴、淳熙两朝内禅来,绍熙内禅从策划到礼仪都是在人心惶惶中进行,实际上仅仅是迫不得已情势下的皇位更代。这事件是一种象征,意味着从此以后,南宋王朝连淳熙内禅时那种表面的人君之德和升平之象都难以为继了。
韩侂胄(tuō zhòu)专政
绍熙内禅,实际上是一场宫廷政变,除去太皇太后吴氏,在这场政变中,右相赵汝愚以首席执政主事,韩侂胄在内外朝之间穿针引线。他们对继位后的宁宗来说既是元老也是功臣。
定策内禅后,赵汝愚认为,他既宗室之亲,韩侂胄为外戚之臣,在这场皇帝内禅中本不可论功行赏,但韩侂胄窥视节度使一职已久,对此一举心生罅隙。
右相对韩侂胄的裁抑,形成两派势力,党争渐起。
在韩、赵党争中,皇帝倒向韩侂胄。尽管双方首领一方是外威,一方是宗室,但这次政争并不具有外戚集困与宗室集团斗争的性质。韩侂胄及其党羽并不代表后族的利益,他们也只是借着赵汝愚宗室大臣的特殊身份,作为打击政敌的借口而已。但这一口实对皇帝的站队却起着决定性作用,他也许认为同姓室相、定策大臣,对皇位的威胁远比外戚来得大,何况还有那些无风不起浪的流言,能不令人起疑和提防。
1195年,右相赵汝愚被弹劾,后贬至永州安置,次年正月暴卒贬所。
韩侂胄虽非宰相,但宰执官以下的升黜,都在其掌控之中,朝堂之士都奔竞其门下。当时应召入朝的官吏,未等到皇帝引对,必先去谒见他。对拂逆其意者,则借御笔横予贬黜。
1196年,韩侂胄已成专权之势。得以肆无忌惮地排击政敌,迫害善类,培植势力,专断朝政,走上了权臣之路。在短短数年间,位极三公,爵尊为王,外则专制二府之权,内则夹持人主之尊,专政之势已坚不可摧。
宋宁宗做为一个庸弱无能的君主,在此期间一无作为,对权臣的唯唯诺诺,对朝政的不置可否,便是他执政的唯一特点。
宁宗初政,他一意向学的热诚与礼敬讲官的谦逊,博得了儒学之臣的一致好感,称颂他即位之初,首下明诏,博延儒英,宁宗不可谓不好学。但正如彭龟年所说,“人君之学与书生不同”,圣主明君不能不学无术,也不能不读书,但读书却未见得就能读出个圣主明君来,帝王之学也非关书也,宁宗的为政就印证了这点。
此时南宋,一位毫无才智的庸弱之主,一位不学无术的强权之臣,驾驭着一台腐败无能、破旧失效的官僚机器,支撑着一个内忧外患、积重难返的国家,勾画出宁宗政治的全景图。倘若如此以往,也许还能使这个王朝荀活得长久些。无奈权臣韩侂胄正酝酿着一个冒险性的大计划,无异于驱逐一个苟延残喘的病人去参加一次力难胜任的高强度竞技比赛,而宁宗对这一冒险计划依旧缺乏主见与明断,这就是开禧北伐。
也是开禧北伐,韩侂胄把自己也推向了死路。
史弥远专政
专政擅权,上下人心尽失,怎样才能保住既得的权位?韩侂胄想到 “立盖世功名以自固”。
1206年,韩侂胄决定发动北伐,意欲收复中原,史称开禧北伐。
战争一开始,宋军的几条战线相继溃败,金军进行全线反攻。
1208年,礼部侍郎史弥远与杨皇后联手诛杀韩侂胄,用以向金求和。
九月,宋以和议昭告天下,嘉定和议正式成立。和议虽然免去了称臣割地的难堪,在双方关系与岁币数额上却比隆兴和议明显倒退了一大步,函首乞和更是主权国家的奇耻大辱。
此时的韩侂胄也随之消失于历史中,接踵而来的是,通过外戚手段,一步登上高位的史弥远专权时代的来临。
在权力角逐中,史弥远紧紧抓住了两个人,一个是杨皇后,一个是皇太子。他深知皇帝对自己的信任度还不能与当年韩侂胄相比,于是在内廷后宫关系上下功夫。他在诛韩政变中的果断作为,和密切配合已赢得杨皇后的信任,只要有她在宁宗面前说话,一切问题都好办。至于皇太子,是他亲自教出来的学生,现在又参决朝政,在宁宗面前有着举足轻重的发言权。
通过结党营私,心腹列于朝堂,亲信布于地方。操作台谏、控制言论。朝官以上的要职任命,“有申而无奏”。
相反大多数权臣与皇帝的剑拔弩张的关系,宁宗对史弥远却十分倚重,经常为他推恩迁官,加食邑或实封,表现出 “惟君臣相得之甚艰,而事业当图于不朽” 的庆幸之情。
史弥远专权的时间长于秦桧,擅权的程度超过韩侂胄,但在他的生前,公开的反对者远比秦、韩为少。究其原因就在于他继秦、韩之后,把权臣弄政的手法锤炼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他不仅不像韩侂胄那样赤裸裸,也比秦桧更狡黠阴鸷。在编织专政的权力网,让城狐社鼠布满内外的同时,他还擅以爵禄羁縻天下之土,茶毒善类也较秦、韩为轻。
1224年9月16日夜,宋宁宗病危,次晨卒。史弥远连夜应召入宫,策动政变。改立皇侄贵诚为皇子,更名昀,即皇帝位,是为宋理宗,杨皇后尊为皇太后,垂帘同听政,史弥远继续专权。
史弥远专权的后果是严重的。在他的专擅下,南宋王朝竟在金国垂亡之际,安于荀且偷安,随北归机会流失。进入理宗朝,他继续专断朝政,独相九年。等到他死后,人们才痛切发现,比起韩侂胄来,史弥远专权流毒更深,为害更烈。
其后,南宋史上史嵩之、贾似道等权臣又相继专政。而从宁宗朝开始的种种末世衰象也犹如癌变那样急遽扩散,直至南宋王朝的最终覆灭。
历史的走势一旦滑入了歧路,往往会一路滑下去!
后人提到宋代权相,首先会想到秦桧,其次会有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这四大权臣又可以分两种类型。 秦桧的独相之权处于宋高宗打造绍兴和议体制之需,主动授予的。秦桧时期,宋高宗的君权丝毫没有削弱,君权与相权是高度统一的。而韩侂胄、史弥远的专政,则与宋光宗以后的诸帝庸暗或者不作为有关,权臣专政下君权不长,擅政径直取代了君主行政,究其具体都是出自君主暗弱或者有意不作为。
总之,南宋权臣政治的接踵出现,不妨说是君主对独裁权利的主动授予或无奈让渡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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