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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话说：“母爱似海，父爱如山。”于我而言，父亲就像我儿时整日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大山一样巍峨厚重坚实，父亲不仅是我们一家老小的经济支柱，也是我幼小心灵的精神支柱。
父亲是民国初年生人，父亲出生的年份很好记，1918年，那是因为我小时候看过的一部电影《列宁在1918》。2004年，父亲走完了他的生命旅程，很神奇，父亲去世的日子和他出生的日子是同一天，整整86个轮回，大概是天之造化。这是否就是传说中的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呢？！
父亲是湖南株洲人，出身于贫苦家庭，解放后划分的成份是贫农。因为父亲的这个出身，让我们这些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子女在那个年代着实扬眉吐气了几年，上学时每逢填表，我们都很自豪很光荣很有底气地在成份一栏填上大大的“贫农”二字。
没有上过几年学，也没有什么文化的父亲，一辈子处于社会底层，靠一副坚实有力的肩膀和勤劳的双手，养活了有5个孩子7口人的大家庭。
因为家里穷，种地入不敷出，父亲早早地出来打工，成了无产阶级的一员，上世纪40年代初就在萍乡、衡阳等地的铁路上工作，可那时候那里被日本人占领了。要不是湖南解放的晚，父亲参加革命工作的日子可就早了哈。
湖南解放后，父亲成了新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先是随建设大军去了东北、内蒙和山东等地，最北端到了冰天雪地的内蒙古呼伦贝尔的牙克石，在那里修建通往林区矿区的铁路。
大概在1954年前后，父亲随所在的铁道部第三工程局转战西北，来到了陕西宝鸡，参与修建宝成铁路。宝成铁路后来闻名于世，是因为它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新建的第一条难度最大、投资最多、工程最险峻的铁路，也是中国的第一条电气化铁路。它起自陕西宝鸡，终到四川省会成都，翻越了秦岭天堑，沟通了中国南北，使诗仙李白感叹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而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的感叹成为了历史。
随着宝成铁路逐段建成投用，父亲工作地点也逐渐随铁路向南迁徙，最终落户定居在了陕西凤县黄牛铺公社草凉驿村，一个秦岭山脉中被群山包围的小村落，父亲也由筑路工人变成了养路工人。这个时间大概在1957年以前，因为家里的老四出生于1957年，他的名字具有典型的地域特征，应该是我这个猜测的一个佐证。
我的父亲没上过学，斗大的汉字不认识几个，生性倔强内向，脾气不好，言语木讷，但他又是中国老百姓中最踏实、最勤奋、最忠厚的那大多数人中的一员。
父亲为人诚恳忠厚，工作认真负责，踏实勤奋，舍得出力，深得领导、工友的认可，30多岁就做到了一级工，这是工人中的最高等级，月薪72.8元人民币。这可是在五十年代哦，绝对是工人阶级中的高收入人士了。就这个工资，一拿就是二十多年一成不变，直到1979年超龄退休。
有一点父亲一直不明白，一级工的工资是75元。原来他的同事和徒弟们月薪三、四十元，后来做到了一级工，拿到了75元的薪水。可他这二十多年的老一级工，工资却低了2块2毛钱。不明就里，没有文化，也懒得去问，就这么着了。就这样，七十多元的薪水，二十多年间，养大了我们5个孩子。因为肯出力不耍滑，父亲经常被评为工务段和铁路分局的先进工作者。
我上中学时离家住校，因为学校就在段部的所在地，每到年底我都会去段部，在宣传栏的光荣榜里仔细地搜寻父亲的名字，若是看到了那熟悉的三个字，我心中会得到极大的满足和高兴，也会从中暗暗受到鼓舞和激励。偶尔没有看到他的名字，心中不免有些失望，我习惯性地重复搜索一遍，确认没有，才会怏怏离去。
也许是因为踏实勤恳，父亲到了退休年龄，还没有让他退休，或许是领导再难以找到这么肯吃苦的人了吧。直到有一天深夜，他接班后去上厕所，因为天黑路滑，失足跌进了路边的取土坑，摔断了胳膊腕，左手成了残疾，他被退休了。那是1979年，那年他61岁。
上班期间摔断了手，没有给他定为工伤，工区小单位的领导怕报工伤影响了他们的业绩，给父亲的理由是摔伤的地方不是工作现场，不能算工伤。父亲没有能力去理论和争取，而那时我们年纪尚小，虽然心中愤愤不平，可缺少法律知识和权益意识，没有能力帮到父亲。其时，刚刚二十来岁的三哥带着十几岁的我，曾经斗胆找到了段长办公室去反映问题，无奈两个毛头小伙面对成熟老道的段长大人，发出的声音实在微弱不堪和不可持续，我们的一点努力无疾而终。最终，工作期间摔伤未被定为工伤，成了父亲一生唯一的遗憾。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因为诚恳忠厚，不让别人吃亏，内向而不善言辞的父亲在工作中也结交了几个莫逆之交，虽然后来几十年不在一起工作，但也没有相忘。尤其在父亲离世后，已经80多岁高龄的曹叔叔、黄叔叔还会来家里探望我年事已高的母亲。听他们回忆，父亲年轻时身块大体质好，干活时常常照顾他们，抬大筐时常常把筐绳往自己这边挪一挪，尽量让工友轻松些。点滴的照顾，质朴的情感，深厚的情谊令工友感念，也给我们后代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说实话，父亲的勤奋、质朴、踏实、倔强其实从根子上造就了儿女们的人生基因。开个玩笑，但凡是父亲有点文化，或是会懂点人情世故，也许我也会成为干部子弟了哈。
父亲与世无争，从不惹事生非，从不羡慕或嫉妒别人，勤奋踏实地过着自己的小日子。可生活就是这样，你不惹事生非，事儿也会来找你，明天和意外不知道哪个会先到来。勤奋踏实出身好的父亲常常能上红色的光荣榜，也会被所谓的同事摁着头弯着腰在台上批斗，这让年幼无知的我恐惧和惶惑不安，不知道父亲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我的眼前究竟发生了什么？
那件事情大概发生在我五六岁的时候，时值文化大革命的高潮。父母亲被通知去工区开会，母亲带着我搬着小凳子坐在人群中间。开会了，有两个人被人摁着头弯着腰脖子上挂着牌子推到了会场上，天哪！其中一个竟是我的父亲。我不知道我的父亲犯了什么法惹了什么罪？我紧张得心突突狂跳，母亲紧紧地攥着我的手低着头坐在那里。我只听得有人在高声地控诉和叫骂，只看到按着父亲脖颈的人竟是和父亲朝夕相处的同事。
这件事我一直没有敢当面问过父亲，后来听妈妈说，那是爸爸的一个同事利用担任工会主席的身份年年骗取国家的补助，人还飞扬跋扈不自知，在父亲面前颐指气使。父亲看不过去，说了句他不中听的话。他终于找到了“文革”的机会，公报私仇批斗父亲。理由冠冕堂皇，说我父亲是国民党。
哎嗨，以这个理由批判我父亲真是有点冤枉了。那是国民党战败撤离大陆前夕，搞的所谓集体入党。既不需要个人写入党申请书，也不征求个人意愿，领导一句话，一个单位所有的人都成了国民党员。有啥办法呢，因为父亲服务的铁路线在国统区嘛。父亲一介穷工人，平头百姓，一辈子不问政治，只是辛苦劳作养家糊口而已。
那是一个混沌的年代，大浪滔天，泥沙俱起，给了许多人膨胀和张扬心底里丑恶和黑暗的机会。好在有惊无险，批斗会第二天父亲就和批斗他的同事一起上班做工了，大家该干啥干啥。对我们子女也没有产生任何不良影响。
有一个事既好笑又伤感。干了一辈子铁路的老父亲，退休后偶尔搭火车去两站地外的段部所在地，因为没有票竟被小年青列车员撵得在车厢上下到处跑，这成为我们周边人后来的一个笑话。靠山吃山，铁路沿线的职工家属免费搭便车是艰苦工作生活条件下约定俗成的惯例，人人都那样，而我的父亲却不能游刃有余，这客观上也是父亲守规矩不惹事的一个佐证。
若说父亲木讷而不通达，那却大错特错了。父亲一介文盲，却也从家乡带出了我的两个舅舅参加了铁路工作，脱离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苦海。后来一个舅舅把家安在了北京，一个舅舅又回到家乡的株洲工作，这也算是父亲对母亲家做出的一点贡献吧。
父亲年轻时性格粗糙，遇到孩子们淘气的时候，会训斥打骂，母亲为此也受了不少委屈。可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吼过我，没打过我，也许是偏爱小儿子吧。其实，打是亲骂是爱，谁的父母不疼爱自己的孩子呢，只是表达的方式不同而已吧。
我是家里的老幺，在我出生那年，我的大哥就远赴四川工作了，我上面最小的哥哥大我6岁，因此在我的童年记忆中，哥哥姐姐在外地工作的工作，上学的上学，家里大多数时间只有爸爸妈妈和我三个人。于我幼小的心灵而言，妈妈是我的依恋，爸爸则是我的靠山。那时候我一天到晚都围绕在操持家务或去“五七连”打工的妈妈身边，每当碰到脏活、累活、重活或邻里间发生矛盾和冲突时，看到妈妈在孤立无援中奋争，我多么希望父亲伟岸的身影突然出现，好像父亲来了所有的问题将不复存在。
大概在我五、六岁之前，每年夏天炎热季节，父亲常常带我去河里洗澡。父亲把我架在他坚实有力的肩膀上涉过深水区，给我打肥皂，给我搓澡，让清澈的河水把我涤荡的干干净净。沐浴在清凉澄澈的河水中，我抬头仰望，四周巍巍的群山就像墨绿色的画屏，湛蓝的天空中偶尔漂浮着朵朵丝棉般柔软的白云，悠然自在恬静，美好的童年生活就定格在那一瞬间。
稍大一点，我与父亲互动最多的是每年生产队秋收后我随他去山上捡核桃。父亲肩扛一根长长的顶端绑有钢筋弯钩的竹竿，我手提一个扁提蓝，每天翻山越岭，走遍了村子周围的坡梁沟峁。父亲那捡核桃真是捡，但凡生产队没有采收过的树他绝不去碰，多的时候能捡到满满一提篮，提篮装不下了就用外罩的袖子来装。有的时候，奔波一天累得要死也只能捡到几十只核桃。
记得中学时暑假在家，我在院子里打篮球时，有一个痞孩子欺负了我。父亲知道后心疼我，生气地去找他理论，吓得那小子躲藏得不见踪影。那一刻，父亲大山般外表下渗溢出的侠骨柔情让我感觉到了踏实和依靠，如秦岭山一样厚重的父爱也有惠风和畅、春和景明的温馨。
家里人口多，缺粮少菜，为弥补家用，父亲勤劳不辍，繁重的工作之余，在铁路沿线的犄角旮旯开荒种地，七八个小地块零零散散，没有一个开阔平整土质肥的，最远的地块距离家里七八里路。年复一年数十年，在自己开垦的土地上，父亲种植的粮食和蔬菜满足了全家的温饱需要。父亲种地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解决温饱问题，所以他种植的都是玉米、黄豆、白菜、萝卜、土豆、豆角和包菜等产量大的大路货，从不种一点细菜。每每看到邻居家菜园里绿油油红艳艳的西红柿、黄瓜和豇豆这些丰美诱人的高端蔬菜，我好眼馋。可几十年后，当我吃遍了各种山珍海味和美味佳肴，我的胃口却越发喜欢儿时吃得要发吐的土豆、萝卜和白菜了，这是否返璞归真的感觉呢？！
1980年秋天，我以高出录取分数线60多分的优异成绩考入大学，是我们中学也是宝成铁路北段唯一考上大学的铁路子弟。父亲把自己珍藏多年也舍不得戴的一块上海牌手表送给了我，还花费一百多块钱为我购置了一只电子计算器和一套绘图仪，这些应该是当时家里花费最大的物件了。父亲一句高兴的话语和嘱托都没说，我却深深地感受到了他心底里的喜悦自豪以及沉甸甸的期许，这也成为激励我日后努力学习工作的动力。可以告慰父亲的是，几十年来我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一直在人生的道路上奋力前行，最终虽然没有大富大贵，但也取得了不错的工作业绩和人生经历。如今我也已经退出了职业舞台，父亲四十多年前送我的手表和绘图仪还静静地躺在家里的书柜里，看到它们，我会感受到父亲期待的目光。未来，它们将一直陪伴我，直到我人生终点。
由于左手摔伤残疾，腿脚也不好，父亲退休后基本上不出家门，脾气也变得非常平和了，也许是卸下了生活重担的压力，也许是早已被生活磨平了棱角。我每个周末回家看望父母时，总是见父亲搬把小椅子坐在家门口的楼道旁晒太阳。每有熟人或邻居经过，他都会热情地打招呼开几句玩笑，每有小娃娃在外边玩耍，他也会主动逗他们玩儿，感觉他好像把一辈子少说的话儿都补了回来。看到儿孙回来，他脸上会流露出慈祥满足的微笑，看得出父亲对家庭生活现状的满足和惬意。劳苦了一辈子，对生活没有过高的奢望，儿孙满堂、家庭和睦、生活安稳大概就是他最大的幸福。父亲自打退休后一直理光头，我走过去轻轻抚摸父亲的头，然后再进家门，那一刻温馨幸福的暖流瞬间奔涌了我的周身。
父亲八十四岁那年摔断了髋骨和左大腿，在医院治疗三个月，左腿打了钢钎被牵引着，由于砝码的重量被施加到了腿上，父亲身体无法动弹，他疼痛难忍，几乎二十四小时呻吟不停。他的手不由自主地四处乱抓，家人们着急又没有办法，在护士的指导下，只好把他的手用纱布绑在床沿上。
父亲就像受酷刑一样，两个上肢被固定了，只有不大的活动空间。左腿被钢铁砝码牵引了，绷得笔直，丝毫没有动弹的可能。唯一可以活动的是那条没有受伤的右腿，疼痛难耐下，不停地蜷起伸直，蜷起伸直。
没有空调的病房里燥热难当。被固定在床上不能动弹，时间长了，父亲神志有些不清了，眼睛黯然无光，嘴里常常喊着“外婆，外婆。”
每到夜里，整个医院静悄悄的，只有父亲“外婆，外婆”的呻吟声传遍了医院的每个角落。
那声音是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发出的，听起来是那么地无助和可怜，令人心酸。是父亲在迷糊中勾起了尘封已久的记忆，回到了遥远的童年，见到了自己亲爱的外婆了吗？
在我夜间护理时，每当此刻，看着我饱受痛苦的父亲，听着“外婆，外婆”的呼喊，我爱莫能助，禁不住泪流满面。我跑到病房外，伫立在暗夜中，任泪水恣意地挥洒。
伤筋动骨一百天。这样治疗的日子，一直持续了三个月。出院回家时，父亲被牵引的腿再也不能弯曲，而没有受伤的右腿由于长期蜷缩却再也不能伸直了，父亲彻底瘫痪了。
在家中精心伺候了一年多，父亲饱受了长期抱病卧床的折磨，终于选择在他来到人间的那一天离去了，这难道是上天的安排吗？！
后来经历了照顾母亲的过程，我就一直后悔，当初要是懂点医疗知识，或是找一家医疗技术好点的医院，给父亲更换髋骨头，他会少受很多罪，我们也许能陪伴他更多的时光。
可生活没有假设，遗憾永远存在。 斗转星移，物是人非，秦岭山依旧巍峨，我的父亲早已作古，我也已经成为父亲的父亲，可在我内心深处，父亲——那座伟岸大山的身影永不消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