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甘心傀儡崇理学
第五节 崇理学
赵昀将政事交由史弥远，自己做甩手掌柜，难不成无所事事了？当然不是，他一头扎进了理学理论中，死去的朱熹迎来了荣光时刻！
公元1227年正月，赵昀下诏说，我读朱熹的《四书集注》，该书阐明圣贤奥妙，对国家治理之道大有裨益，我正推崇讲学，对他的见解深为叹服，特追赠朱熹为“太师”，追封为“信国公”（后来改封为‘徽国公’）。
三月，朱熹之子工部侍郎朱在轮对，说了一番作为皇帝首先应该重视的学问道理，赵昀道：“你父亲的〈中庸序〉里说得很详细。”
朱在听皇帝真对父亲的学问下了功夫，心中大喜，又引导赵昀道：“前朝曾经将王雱（王安石之子）在孔庙的从祀牌位撤了。”
赵昀一怔，反问道：“还有这等事么？”赵昀的意思是问，既然已经进了孔庙从祀，还可以撤掉么？合规矩么？
朱在解释道：“公论认为，他的牌位从祀孔子不恰当，所以撤了。”朱在说此话，其实是委婉地告诉赵昀，既然王安石儿子王雱的从祀牌位可以撤，那么和理学家格格不入的王安石牌位该不该撤？王安石因为倡导“新学”，北宋朝廷将他牌位推上了从祀孔子的位置，现在陛下欲推行理学，那么作为理学大宗师我父亲朱熹，是不是也应该从祀孔子庙呢？
赵昀心思灵动，当然听明白了。赵昀道：“你父亲所著《四书集注》有助于治国理政，朕爱不释手，可惜不能和他同时代。”赵昀的回答，等于告诉朱在，你别着急，我在皇位，这事我就会办好！
六月，赵昀又和廖德明的弟子邹应博就理学关于“人心”和“道心”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廖德明是朱熹的嫡系弟子，邹应博是朱熹的徒孙，得到理学真传。
邹应博指出，朱熹以前的儒家学者，只重视“道心”（义理之心，客观事物的规律），不重视“人心”，唯有朱熹学说指出，：人不能无人心，否则何以成为人？
赵昀触类旁通地道：“‘道心’常为一身之主，‘人心’听命于‘道心’！”这句话，提现了赵昀对理学研究的水准。
邹应博立刻拍马屁道：“陛下说到朱熹学问的关键点了！”然后又肉麻的吹捧说，仰望圣学高远，日新月异，臣的佩服之情，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不管怎么说，赵昀对理学那是真喜欢，所以极力想将理学定为官方学说。
后来，史弥远死后，赵昀亲政，对理学尤为推崇，公元1241年，赵昀下诏，将朱熹及北宋理学大师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同时从祀孔庙，又以王安石说过“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信”，认为他是万世罪人，岂宜从祀孔子庙庭？王安石的从祀地位，被罢黜了。不仅如此，赵昀还分别加封周敦颐为汝南伯、程颢为河南伯、程颐为伊阳伯、张载为郿伯。
公元1261年，赵昀又增加司马光、邵雍、张軾、吕祖谦从祀孔庙，其中除司马光外，剩下的都是理学代表人物。司马光为什么从祀孔庙？因为他推崇周敦颐、程颐、程颢学说。
赵昀不仅提高理学家的政治地位，还身体力行地为理学的发展解决实际问题，最切实有效的措施就是，亲自关心理学堂的建设。比如，赵昀为朱熹在考亭创办的书院御书“考亭书院”外，从蔡元定之孙蔡杭口中闻悉，朱熹与蔡元定在云谷和西山点灯为号，对榻穷研理学的事迹，大为感动，御笔亲书“西山”巨字赐于蔡杭，刻石于西山龙岩山上，还亲绘朱熹与蔡元定二人对榻讲道神像。
除此以外，赵昀还敕赐“庐峰书院”匾，还创建书院规制：左立尊道堂，祀孔圣四配十哲像；右立思敬堂，祀周敦颐、程颐、程颢、张载、邵雍、杨时、游酢、罗从彦、李侗、朱熹、吕祖谦和蔡杭之曾祖蔡发等像。赵昀确实不遗余力地将理学发展推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所幸的是，后来的封建统治者无一例外的传承和认可了理学，使理学成为封建统治阶级不可或缺的思想统治工具。
赵昀如此推崇理学，故赵昀死后，庙号就是为“理”。
佐料：《宋季三朝政要》卷一记载，史弥远擅权用事期间，赵昀政事上压力小，便纵情于饮宴。而史弥远在后期，年老多病，经常卧床在家。世人讥讽道：“阴阳眠燮理，天地醉经纶。”总之宰相、皇帝一个病，一个醉，都一塌糊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