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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

唐代诗人李白在得知他的异国朋友晁衡在归国的途中不幸遇难后，写下了这首满怀哀思和悲怆的《哭晁卿衡》。

其实，在通讯不够发达的古代，李白得到的信息是不准确的。晁衡实际上并没有遇难，死里逃生后，他在两年后又回到了长安，直到李白去世的八年后，晁衡才在长安终老。

这位中文名叫晁衡的留学生来自日本，日文名叫阿倍仲麻吕，是那个时代众多外国留学生中的一员。

大唐在经济、文化和政治上的繁盛吸引了众多的国外学子前往学习，其中，以日本和新罗人数最多。今天，我们就聊一聊唐朝那些来自日本和新罗的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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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630年，正值唐朝最为欣欣向荣的贞观年间。在隔海相望的日本，刚刚在一场政治斗争中上位的舒明天皇，为了学习唐朝先进的政治制度，派遣了第一批使者到大唐学习，史称“遣唐使”。

此后的二百多年间，日本一共任命了19次遣唐使，其中成行的有13次，成为中日交流史中的一道景观。

跟随遣唐使前往大唐的，还有不少公派留学生，这些留学生一般年纪在十六岁到二十四岁之间，需要一定的汉学基础和专业知识，是从贵族子弟中有才华的人物中选拔出来的。而阿倍仲麻吕正是其中的佼佼者。

公元698年，也就是日本的文武天皇二年，阿倍仲麻吕出生于奈良附近的一个贵族家庭。19岁的时候，他被举荐为遣唐的留学生。

经过长期的艰险旅程后，阿倍仲麻吕到达了长安，随后进入了国子监太学进行学习，攻读《周礼》、《诗经》、《左传》等经典。

从太学毕业后，参加科举考试的阿倍仲麻吕，竟一举考中了进士。根据史料，他参加考试的试题并没有什么针对留学生的优惠，是和中国考生一模一样的。作为一名外国人，能在如此激烈的科举竞争中脱颖而出，取得进士的桂冠，说明他的学识的确是出类拔萃。

取得进士的功名后，阿倍仲麻吕并没有急着回国，而是留在中国，一面在学问上深造，一面在仕途上发展。他曾经辅佐过太子李瑛，研习学问。在担任门下省左补缺的职务时，经常有接触唐玄宗的机会，阿倍仲麻吕因此受到很高的器重，此后不断加官晋爵，最后官至从三品的左散骑常侍兼安南都护。

除了仕途上的成就之外，学识渊博、性格豪爽的阿倍仲麻吕，还是一位天才的诗人，他和唐代的著名诗人李白、王维都有密切的交往。除了李白误以为他去世后所作的悼念诗篇，王维也在送别阿倍仲麻吕时写下一首感情真挚的诗篇，还专门为此作了一篇长长的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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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唐朝的日子很惬意，但阿倍仲麻吕眷恋乡土的情怀却丝毫未减。天宝十二年，五十六岁的阿倍仲麻吕思念年迈的双亲，向唐玄宗请求归国，此前多次挽留他的唐玄宗虽然不舍，但还是恩准了。

唐玄宗任命阿倍仲麻吕作为唐朝回聘日本使节。任命一个外国人为中国使节，这在历史上是罕见的，仲麻吕在大唐得到器重和信任可见一斑。

阿倍仲麻吕依依不舍地告别在中国的朋友，从苏州出发回国，落叶归根的夙愿似乎只有咫尺之遥了。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他们的船在归国途中遇到了风暴，阿倍仲麻吕所乘的船触礁，不能继续航行，与其他三艘船失去联系，被风暴吹到了越南的海岸。

登陆后，他们又遭遇了一场横祸，全船一百七十余人，绝大多数惨遭当地土人杀害，幸存者只有仲麻吕等十几个人。这也就是开篇李白写下那首悼诗的缘起。

遭遇如此巨变后，阿倍仲麻侣也就断了回乡的念想。两年后，他辗转回到长安，又在中国生活了十五年，直到七十二岁时去世。唐代宗为了表彰仲麻吕的功绩，追赠他为从二品潞州大都督。

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中，阿倍仲麻吕是一个不容忽略的名字，虽然他终其一生都未能返回故乡日本，但由于他在唐的地位和影响，为其他许多日本留学生的学习以及两国学者的往来提供了方便，鉴真和尚的东渡也和仲麻吕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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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我们熟知的，随着遣唐使来到大唐的日本留学生外，还有数量更大的留学生来自当时唐朝的藩属国——朝鲜半岛的新罗。

贞观十四年，在日本派出第一次遣唐使的十年后，新罗的留学生源源不断地来到唐朝，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五代的中期都没有断绝。根据历史学家严公耕先生的考证，新罗派遣到唐朝的留学生，最保守也应该有2000人。

和日本留学生有所不同，新罗的留学生除了公派留学的之外，竟然还有很多自费生。他们一般不是随使团而是自己搭乘便船来到大唐的。其中不乏一些非常杰出的人才，在后世最具有影响力的，是晚唐时的留学生崔致远。

公元857年，崔致远出生在新罗庆州，12岁那年，崔致远来到大唐求学。而他求学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科举高中，光大家族。

临行前，崔致远父亲对着他放了一句狠话，大意是：科举要是不中，我就没有你这个儿子！听起来颇有那么几分“狼爸”的意思。

肩负着父亲嘱托和家族使命的少年崔致远辞别亲人，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随着商船，向着日夜向往的大唐行进。

崔致远到大唐那一年，是唐懿宗在位年间，没错，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段子手罗隐在科举中屡战屡败的那个时代。那时的大唐，已经不复贞观开元年间的繁盛，不过，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种种热闹景象，还是让少年崔致远感到无比新鲜。

到达长安后，崔致远进入国子监学习，虽有数百名来自同一国度的同学一起学习，却仍然难以排遣灵魂深处的孤独。

在科举之路上，崔致远比“十上不第”的罗隐实在要顺利太多，来到中国的五年后，崔致远首次参加科举考试就一举及第。金榜题名的崔致远如释重负，消息传到他的家乡新罗庆州，整个家族也欢腾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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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阿倍仲麻吕一样，学有所成的崔致远没有选择立即回国，而是谋求在大唐的发展。

可根据大唐的律法，及第两年后需通过吏部的遴选，才能获得入仕资格。经济上入不敷出的崔致远被迫开始走上文学创作道路，自力更生。

根据崔致远本人回忆，那段时间的他，“浪迹东都，笔作饭囊”。在大唐的东都洛阳，崔致远度过了两年四处游历、飘荡无着的生涯，生活异常窘迫。不过，这段时间也让崔致远认识了一批有识之士，在诗文方面有了很大的进益。

879年，崔致远终于被任命为溧水县尉，这个官职的好处在于官闲禄厚，就是工作很少，薪资还挺高。这对于很多普通青年来说，已经算是性价比挺高的工作了，但对于一名异国有志青年来说，却并非如此。毕竟，去国离家到这么个小地方，又没有多少大展才华的机会，实在让人郁闷。

几年后，崔致远任满，要返回长安，却赶上了黄巢起义，长安已经沦陷，西行无望的崔致远只好另想出路。

不久，崔致远遇到了他的伯乐，当时担任镇海军节度使的高骈。高骈除了是一名将领之外，还是一位诗人，喜欢和文人交游。高骈对崔致远非常赏识，让他担任自己的贴身秘书和高级参谋，大量发布的公文，都是崔致远的手笔。

在高骈的举荐下，崔致远先后担任了侍御府内奉、都统巡官、承务郎、馆驿巡官等重要职位。

在扬州的五年期间，崔致远完成了他的最重要的作品，也是流传后世的唯一著作《桂苑笔耕录》。这本书收录了崔致远宦游幕府期间的起草的各种文书以及自己写作的诗文，文风博雅繁丽，而且具有丰富而珍贵的文献价值。其中最重要的一篇文章，就是讨伐黄巢的《檄黄巢文》。其中“不唯天下之人皆思显戮，兼恐地中之鬼已议阴诛”的词句广泛流传，言辞的峻切凌厉，据说连一代豪雄黄巢看了都心生怯意。

遗憾的是，高骈虽然授意崔致远写下了振聋发聩的讨伐檄文，但自己却并没有多少勇气抵抗黄巢。当他的大将张嶙渡江南下，狙击黄巢失败被杀后，高骈选择了按兵不动。就连当时的皇帝唐僖宗急调他勤王救驾的时候，他也置之不理。

此后，高骈又迷恋上了神仙之术，重用术士，把军政大权也交给了他们，这一切都让崔致远越来越心生倦意，再加上思乡情切，他萌生了返回新罗的念头。

公元884年，阔别家乡十六年的崔致远返回了新罗，回国后的崔致远一度受到了重用，但在新罗政权的频繁更替中，他的仕途并不顺利。在不惑之年，崔致远辞官归隐，从此摆脱政务，尘嚣尽洗，徜徉在山水之间，游历于江海之畔。

由于在文学上的极高成就，崔致远得到了朝鲜和韩国后世的众口称赞，死后被追谥文昌侯，入祀先圣庙庭，尊为“百世之师”，成为韩国汉文学的开山鼻祖。据说，很多韩国人提起崔致远，就如中国人提到孔子和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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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唐时代，隔海相望的日本和朝鲜半岛的新罗，都对中国文化进行了深入的学习。

相比之下，新罗对于唐文化的倾慕程度更深，参与也更广泛；对中国文化传播的感受最为深刻。

而日本坚持了吸收先进文化为己所用的特点，充分地发挥了每次赴唐学习的效用，在移植中国文化方面，取得了最大的成效。

今天，我们回顾这段一千年多前与留学生有关的历史，价值并不仅仅在于缅怀大唐的繁盛景象。了解唐代文化如何通过不同的方式，经过千年的演变，衍生出不同的理念和行为，对于我们今天理解中日韩教育中的种种相似与不同，也将会有所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