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杨绛:
遇到她之前,从未想过结婚
我在遇见她之前,从未想到结婚;我娶了她十几年,从未后悔娶她;也从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
——钱钟书
兰德曾说:“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2016的5月25日凌晨,杨绛在北京病逝,走完了她一个多世纪的人生旅程。
两年前,她接受采访时曾说:“我今年一百岁,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往前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细想至此,我心静如水,我该平和地迎接每一天,过好每一天,准备回家。”
我们仨,如今终于在天堂团聚。
古月堂前的才子
1932年的清华女生宿舍,有个很典雅的名字,叫“古月堂”。天刚擦黑,古月堂前常常站着等待女生的男生,他们把“约会”戏称为“去胡堂走走”。
那时候的清华园同现在并无二致,男多女少,女生都是被宠爱的。古月堂不设会客室,男生们便都立在门口,无论春冬,不管寒暑,古月堂前总能看到一两个焦灼的身影,眼巴巴地盯着大门,盼着心上人千呼万唤始出来。
在那些等待的身影里,有一位面容俊朗的男子,他叫钱钟书,是清华西方语言文学系的学生,在西语系,他是有名的才子。当时,钱钟书、曹禺、颜毓蘅被大家称为“龙虎狗三杰”,教文学的吴宓教授更是称赞钱钟书:“自古人才难得,出类拔萃、卓尔不群的人才尤为不易得,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在老一辈中要推陈寅恪先生,在年轻一辈中要推钱钟书,他们都是人中之龙。”
觉得造世主总对江南更有些偏爱,民国绝大多数的才子佳人都是南方人,钱钟书也是。
钱钟书是江苏无锡人,他的父亲钱基博是近代著名的古文家,曾先后担任过圣约翰大学、光华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学校的教授,他的母亲姓王,是近代通俗小说家王西神的妹妹。出生在这样的书香世家,也难怪钱钟书先生的文学造诣之高,耳濡目染惯了,连骨子里都透着淡淡的书香。
他的中学时代是在苏州桃坞中学和无锡辅仁中学度过的,两所学校都是美国圣公会办的,注重英文教育,他因而打下了坚实的英文基础。他的国文由父亲钱基博先生亲自教授,也难怪他的古文造诣远高出同龄人。在钱钟书入清华念书之前,就代父亲为钱穆的《国学概论》作序,后来书籍出版,就用的他的序文,一字未改。虽说他的国文和英文顶好,但数学却是极差,这一点倒是和张允和极为相似。好似每一个偏科的人都是怪才,一方面出奇的优秀,在另一方面差的惊人;显然钱钟书就是这样的怪才,他幼年时喜欢读《西游记》《三国演义》《说唐》,对于孙悟空、关云长、李元霸使用的武器斤两记得一清二楚,却不识得阿拉伯数字。所以说,即便是学神,也有不擅长的一方面呐。
在清华的入学考试时,钱钟书数学得了零分(也有说法为得了5分),本来是不能录取的。因他中英文特别出色,也幸亏当时的校长罗家伦惜才,最终打破陈规将他破格录取。因着这段不寻常的经历,他一入清华,便名满全校了。
清华的课业素以繁重著称,挑灯夜读再寻常不过,而钱钟书不仅轻松学完本专业的课程,还有余力钻研中国古典文学。他旧时的同学饶余威就曾感叹过:“同学中,我们受钱钟书的影响最大,他的中英文造诣很深,又精于哲学及心理学,终日博览中西新旧书籍,最怪的是他上课时从不记笔记,只带一本和课堂无关的闲书,一面听讲,一面看自己的书,但考试时总是第一。他自己喜欢读书,也鼓励别人读书。”
他在文科方面享有一种卓然的天赋,记忆力超群,能过目不忘。他恋书成痴,真是人如其名,好一个“钟书”啊!他并非将读书作为一件必须去完成的任务,而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能,他无书不读,连辞典都看得饶有趣味。甚至在读书中,他能感到无上的愉悦。
这样一位,刚入学就名满清华的男子,需得一位同样非凡的人才能配得上。他在古月堂门前等待的人,也是他携手一生的夫人——杨绛。
一见钟情的恋爱
《圣经》有言:“有的时候,人和人的缘分,一面就足够了。因为,他就是你前世的爱人。”
和钱钟书一样,杨绛也是南方人,出身书香门第。性情清逸温婉,知书达理。1928年杨绛高中毕业,她心心念念想要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孰料那年清华大学虽开始招收女生,但是南方没有名额。无奈之下,杨绛选择了东吴大学。
1932年初,杨绛本该读大四,东吴大学却因学潮而停课。为了顺利完成学业,杨绛毅然北上京华,借读在清华大学。当时,为了去清华,杨绛放弃了美国韦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奖学金。她终于圆了清华梦,也在那里遇见了她一生的挚爱。有时候缘分真是注定的,就在注定的地点,注定的时间,我们不偏不倚的遇见,开始一段奇幻的旅程,那个旅程的名字唤作一生。
在3月的某一天,清华园内花草绿了枝桠,杨绛走过垂花门的时候,在清华大学古月堂的门口,幸运地结识了大名鼎鼎的清华才子钱钟书。据杨绛先生回忆:“当时钱钟书穿着青布大褂,脚穿一双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眼镜,目光炯炯有神,谈吐机智幽默,满身浸润着儒雅气质。”
偌大的清华园里,杨绛先生和钱钟书先生的偶遇似那一句话:“前世的五百次回眸,才换来今生的擦肩而过”。两人素昧平生,也许只是听过对方的姓名,却一见如故、侃侃而谈,不得不说这是命运最恰巧的安排!
第二次见面,钱钟书就急切地澄清:“外界传说我已经订婚,这不是事实,请你不要相信。”杨绛莞尔一笑,拂过耳际的碎发:“坊间传闻追求我的男孩子有孔门弟子‘七十二人’之多,也有人说费孝通是我的男朋友,这也不是事实。”“众里嫣然通一顾,人间颜色如尘土”,怦然心动,就这样认定你是那个陪我走完一生一世的人。
民国年代的爱恋,总是伴着墨香。钱钟书文采斐然,写的信当然是撩人心弦的情书,每每杨绛读着用炽热的爱意熔炼的字句时,不免脸红心跳,不久这颗芳心就在钱钟书的字里行间迅速融化。
男女间情意的传递,最尴尬的莫过于被父母知晓。有一次,杨绛的回信落在了钱钟书父亲钱基博老先生的手里。钱父好奇心突发,悄悄拆开信件,看完喜不自禁。原来,杨绛在信中说:“现在吾两人快乐无用,须两家父母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彻终不受障碍。”钱父大赞:“此诚聪明人语!”在钱父看来,这并没有什么可难为情,他大加称赞杨绛思维缜密,办事周到。认为杨绛对于钱钟书而言,是可遇不可求的贤内助。
有了这一出事,钱钟书和杨绛的关系从此被双方父母知晓,两人所在的家族都是当地名门,于是,双方父母便循照旧礼为两人订婚。钱钟书由父亲领着,上杨家拜会杨绛的父母,正式求亲。然后,请出男女两家都熟识的亲友作为媒人来“说媒”,他们还在苏州一家饭馆里举办了订婚宴,请了双方族人及好友。
钱钟书和杨绛本是自由恋爱,而结合却沿着“父母之名,媒妁之言”老老实实走了一遍程序。钱钟书觉得这事颠倒了,杨绛也觉得很茫然,她回忆说:“茫然不记得‘婚’是怎么‘订’的,只知道从此我是默存的‘未婚妻’了。那晚,钱基博先生也在座,参与了这个订婚礼。”默存是钱钟书的号,杨绛喜欢叫他默存,而钱钟书也喜欢叫杨绛“季康”,季康也是她的号。
其实,若论起来,钱钟书和杨绛也算是青梅竹马呢。
早在1919年,8岁的杨绛曾随父母去过钱钟书家做客,只是当时年纪小,印象寥寥。但这段经历恰恰开启了两人之间的缘分。而且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与杨绛的父亲杨荫杭都是无锡本地的名士,两人的结合可谓是“门当户对,珠联璧合”,两家人是真正地“皆大欢喜”。
1935年,两人完婚,他牵她双手,从此相濡以沫。
赌书泼茶的生活
胡河清先生曾这样赞叹钱钟书和杨绛的结合,说:“钱钟书、杨绛伉俪,可说是当代文学中的一双名剑。钱钟书如英气流动之雄剑,常常出匣自鸣,语惊天下;杨绛则如青光含藏之雌剑,大智若愚,不显刀刃。”
两人还有一件趣事。杨绛和钱钟书提起她家庭的时候,杨绛颇为自豪,她说清末状元张謇曾称她的父亲杨荫杭为“江南才子”。不想钱钟书微微一笑,也把张謇致他父亲钱基博的信拿给她看,原来在信中,张謇也称钱基博为“江南才子”,杨绛哑然失笑,只得垂下头去。
不知道“江南才子”这个称号是否为张謇广交朋友的开门词,不过杨绛倒是“从一个‘才子’家嫁到了另一个‘才子’家” ,而且,她嫁的男人,也一样担当得起这“江南才子”的称号。
一个月后,他们双双离开了江南,从上海起航,乘船去了英国。 1935年,杨绛陪夫君去英国牛津念书。初到牛津,杨绛很不习惯异国的生活,乡愁迭起。
一天早上,杨绛还在睡梦中,钱钟书早已在厨房忙活开了,平日里“拙手笨脚”的他煮了鸡蛋,烤了面包,热了牛奶,还做了醇香的红茶。当睡眼惺忪的杨绛被钱钟书叫醒,他把一张用餐小桌支在床上,把美味的早餐放在小桌上,这样杨绛就可以坐在床上随意享用了。吃着夫君亲自做的饭,杨绛幸福地说:“这是我吃过的最香的早饭。”听到爱妻满意的回答,钱钟书欣慰地笑了。
钱钟书常说自己“拙手笨脚”,并不是自谦的话,这个鼎鼎大名的才子经常分不清左右手,也不会系鞋带上的蝴蝶结,甚至连拿筷子也是一手抓。在生活上,钱钟书完全失去了翩翩的风度,成了一个什么也不懂的小孩子。杨绛虽自小也娇生惯养,但比起钱钟书,她的自理能力要强太多,杨绛这一辈子都要照顾钱钟书了,“相依相守”就是一辈子。
在英国学习之余,杨绛和钱钟书还展开读书竞赛,比谁读的书多。通常情况下,两人在所读册数上不相上下。有一次,钱钟书和杨绛交流阅读心得:“一本书,第二遍再读,总会发现读第一遍时会有许多疏忽。最精彩的句子,要读几遍之后才会发现。”杨绛不以为然,说:“这是你的读法。我倒是更随性,好书多看几遍,不感兴趣的书则浏览一番即可。”这倒真应了李清照和赵明诚的那句“赌书消得泼茶香”了。
钱钟书在牛津拿到学位之后,又和杨绛一起去了法国巴黎大学念书。
没过多久钱钟书和杨绛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阿圆”。 爱女阿圆出生时,钱钟书致“欢迎辞”:“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杨绛也说女儿是自己“平生唯一的杰作”。
这对自小被仆人照顾的夫妇,在跌跌撞撞中学会了过日子,从没做过饭的杨绛也尝试着学起做菜,在犯了几次把豌豆荚丢了之类的错之后,居然也做出像模像样的红烧肉,而“拙手笨脚”的钱钟书不仅学会了划平生第一根火柴,还包办了他们的早餐,他做的早餐丰盛得很,有香浓的奶茶,煮得恰好的鸡蛋,烤香的面包,黄油果酱蜂蜜也一样不少。
时隔多年之后,每每回想在牛津和巴黎的数年,是他们最快活的时光,杨绛自己也说:“好像自己打出了一片新天地。”
1938年的秋天,他们带着一岁的女儿,回到了战火硝烟的中国。
1942年底,杨绛创作了话剧《称心如意》。在金都大戏院上演后,一鸣惊人,迅速走红。杨绛的蹿红,使大才子钱钟书坐不住了。一天,他对杨绛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你支持吗?”杨绛大为高兴,催他赶紧写。她辞了仆人,洗手作羹汤,情愿为他做着绿叶。两年后,《围城》成功问世。
钱钟书在《围城》序中说:“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地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围城》是在淞沪会战后,上海沦陷的时期写的,在艰难岁月里,夫妻两人相濡以沫,患难与共。有这样一个人,愿与你生死相随,这一生也就够了。
1994年,钱钟书住进医院,缠绵病榻,全靠杨绛一人悉心照料。不久,女儿钱瑗也生病住院。
三年后,被杨绛称为“我平生唯一杰作”的爱女钱瑗去世。
又过了一年,钱钟书临终,一眼未合好,杨绛附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钱钟书又怎能放心?她是他的妻子,如今却只剩下她一人。心若相知,无言也是温柔,这个三口之家,朴素而温馨,只求相守在一起……杨绛曾在《我们仨》里写道:“1997年早春,阿媛去世。1998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现在,只剩下我一个。”
如今,杨绛已走过105个春秋,隐于世事喧哗之外,陶陶然专心治学。她认为:“一个人不想攀高就不怕下跌,也不用倾轧排挤,可以保其天真,成其自然,潜心一志完成自己能做的事。”在生活中,她的确几近“隐身”,低调至极,几乎婉拒一切媒体的来访。
原来藏在“隐身衣”下的,是智者胆识,勇士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