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

自有朝代以来，不论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总会经历兴衰治乱、循环往复的规律现象，历史学家称此为“历史周期律”。

而极端的贫富差距和阶级矛盾是“历史周期律”的幕后推手:极端的不公导致社会的崩溃，从而达到新的相对公平，周而复始。

处在春秋晚期、封建社会早期的老子已经注意到了这一困扰历朝历代几千年的无解的难题，他试图查找背后的原因，找到终极答案。

在一个国家，统治者和老百姓是一个对立统一的整体。统治者索取越多，老百姓就越贫穷；统治者政令越繁琐，老百姓就越难治理；统治者越重视自身，老百姓就越会铤而走险。

老子认为老百姓“饥”、“难治”、“轻生”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统治者打破了社会的平衡，逐步断绝了老百姓的活路和希望。

因此，老子建议统治者无为而治，减少赋税，让百姓富足；减少政令，让百姓休养生息；减少对自己的奉养，让老百姓不轻生冒险。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

老百姓为什么会遭受饥饿？是因为统治阶层榨取的赋税太重，因此才遭受饥饿。

王朝早期，统治者念及创业艰难和民生多艰，一般会轻徭薄赋、劝课农桑、休养生息。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治世、盛世都出现在王朝的前期，比如:汉朝文景之治、隋朝开皇之治、唐朝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清朝康乾盛世。

当王朝发展到中晚期，统治阶层越来越多，皇亲国戚、官僚、地主豪强、门阀世家……每个人都要吃俸禄，国家要养的闲人越来越多，只能搜肠刮肚向老百姓收越来越多的税。

尤其是王朝末期，文恬武嬉，战备松弛，经常会面临许多内忧外患，更加剧了老百姓的负担。

各个王朝为了收税，花样百出:夏商周实行贡赋制度；秦朝有田租、口赋、杂赋；汉朝有田租、人头税、更赋、徭役、兵役；唐朝租庸调、两税法；宋朝募役法；明朝一条鞭法；清朝摊丁入亩……

这还是法定的摊派，如果统治者穷奢极欲，还有额外的负担，比如:

夏桀“作瑶台，罢民力，殚民财，为酒池糟纵靡靡之乐，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

商纣“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

杨广开大运河，三游扬州，在各地大修宫殿苑囿、离宫别馆。

宋徽宗为了修建豪华的皇家园林，向各地摊派“花石纲”。

清乾隆为了粉饰太平，六下江南，耗资巨万。

……

除却这些，几乎每位帝王都会为自己修建豪华的陵墓。

这些钱全部搜刮于老百姓。历史上，封闭苛捐杂税的诗数不胜数，生动的反应了老百姓生活的疾苦。

《诗经·鸨羽》“肃肃鸨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

唐陆龟蒙《新沙》“蓬莱有路教人到，应亦年年税紫芝。”

唐杜荀鹤《山中寡妇》“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

宋朝张俞《蚕妇》“昨日入城市， 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 不是养蚕人。”

元朝王冕《江南妇》“织麻成布抵官税，力田得米归官仓。”

明朝汤显祖《闻都城渴雨，时苦摊税》“当知雨亦愁抽税，笑语江南申渐高。”

就连民国时期，也有讽刺军阀杨森的诗：“自古未闻粪有税，如今只剩屁无捐。”

可以想象，几千年来老百姓被苛捐杂税盘剥得多么厉害。

难能可贵的是，作为当时的有识之士，老子已经开始思考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来缓解百姓疾苦了。

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

老百姓难以管治，是因为上面的统治阶层胡作妄为，所以老百姓才不服从他们的管治。

“有为”和“无为”是相对的，老子主张“清静无为”。

好大喜功是帝王的通病，尤其是那些自认为英明神武的帝王。

秦始皇天下初定，就开始修长城、骊山墓、阿房宫，百姓没有休养生息的机会，二世而亡。

汉武帝对匈奴用兵、开发西南夷，战争连年，“暴骨四夷，不可胜数”。

明成祖征蒙古，通西域，下西洋，开运河，迁国都，修大典。

清乾隆自诩十全老人，有着超迈古今的“十全武功”，背后却是穷兵黩武，靡费国力。

……

这些事迹在今天看来，促进了民族融合、文化交流、国家统一……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看，却是扰民、苦民之举。

统治者的赫赫文治武功，是无数老百姓的血汗甚至生命换来的。

因此，只要统治者一“有为”，百姓就要被折腾，就过不安生，就会起来造反。可见，民之难治的根源在于统治者的胡为、乱为。

不论是国家还是企业，统治者和管理者如热衷于“政绩工程”，企望“留名青史”，终归竹篮打水一场空。

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

老百姓不怕死，敢于起来造反，是因为统治者搜刮民脂民膏奉养“己生”，而老百姓走投无路，所以才不怕死反抗暴政。

《礼记·檀弓下》曰“苛政猛于虎”，统治者的暴政比吃人的老虎更加可怕。历史上官逼民反的案例数不胜数。

夏朝老百姓反对夏桀喊出“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的口号”

陈胜吴广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东汉黄巾起义喊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宋朝王小波起义喊出“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等均之。”

明末农民起义喊出“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

我国的老百姓历来最为温良，不是逼不得已，轻易不会走上造反之路。

统治者过于看重自身的安逸和享受，占用了大量的社会资源，“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老百姓无立锥之地，连最基本的温饱都无法保证，只能去铤而走险。

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

只有那些不为了“生之厚”而胡乱作为的人，才比奉养奢侈的人更加贤德。

这一句，不仅是对统治者的劝诫，也表达了老子对生命权的看法。

“蝼蚁尚且偷生”，所以“贵生”是人的天性。生命权对每个人来说应该都是均等的。

老百姓的要求很简单，只是为了“求生”，满足生活的基本需要维持自己生命的存在。

而统治者却是“求生之厚”，不仅要维持生命的存在，还想着过得安逸、奢靡，这必然会浪费大量的财力物力，必然会侵害老百姓的生命权，导致不公平。

因此，老子认为老百姓的立场才是真正的“贵生”，符合天道。

统治者的“贵生”是胡为、乱为，违背了天道，是失德的行为。

因此，“贵民生”要贤于“贵己生”。这才是科学的生命观与价值观。

老子强调“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把自己放在众人后面，反而能受到爱戴，把自己置之度外，反而能保全生命。

齐宣公问孟子：“贤者亦有此乐乎？”孟子对曰：“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

范仲淹大声疾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强调要把自己的价值融入整体价值。

从家庭、公司直至一个国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一个整体的系统，个体与个体之间是上下、左右沟联的，不论是君王还是百姓，不论是管理者还是员工皆是如此。任何损公肥私、损人利己的行为，都会打破整体的平衡，引发系统性的矛盾。不仅给整体带来灾祸，也会使自己受到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