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母亲节,我想写一篇文章纪念翁老。
工作以来,我便不再称呼男性长辈为爷爷了。但是我认识翁老的时候,我正读高三,所以我在心里一直把他当作爷爷辈的人来看。
那年高三,匆匆的不是爱情,而是一路狂跌的成绩,我从年级十几名跌倒三百多名。家长荒神了,于是托人找到翁老来给做心理辅导。那年老爷子已经六十多了,因为是心理学方面的权威,退休又被又被单位返聘回来。现在我已经想不起和他见面的时候都说了那些话,记住的都是只言片语,我甚至怀疑自己当年有没有对着这个老人打开心胸,吐出自己心中的压抑,我更甚至怀疑当年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让成绩一泻千里,那时我连早恋都没有,实在没有一个说的过去的理由。但我清晰地记得他是一个矮个子的宽厚温和的南方老头,带着浓浓的常州口音。那个下午,他和我讲起五十年代来到山东求学的经历,那是他第一次离开家乡,在省城中转火车的时候,在火车站旁的电影院看了一下午的电影。那时他年纪和我差不多,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向往……后来我才明白,在经历过人生风雨的老人面前,我那时经历的痛苦并无特别之处,老人在和我分享经历,我也在帮他回忆过去,因为时间维度的拓展而痛苦得以稀释,又因为曾经过往的美好而让痛苦显得不那么憎恶。那是2002年的春夏之交的事情,大概就是现在这个时候吧。此后,老爷子又给我“辅导”过几次,谈话的内容一样都记不清楚了。而后便是高考,我“正常”地考上了本地的重点大学。我之所以用正常两个字,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即使没上重点大学,也是正常,虽然有时候“正常”的生活未必是我们想要的生活。
本科期间转换了专业,那年非典爆发,老爷子建议读预防医学,我却选择了金融。再往后我去南方读研究生,后到北京工作,2010年在去南方的基层实习之前我又一次拜访了他。那时候他已经彻底退休了,老人家没有多听我对职场的絮叨和不平,他和我说了说国外的事情,讲了讲这他一生在观念上都是超前的。想在想想也许那时候他已经生病了,但我还把他当作一个倾诉对象,而未把他全然当作一位需要关心的老人。这就是我与他的最后一面。
从南方再回到北京后,我便扎入了工作的泥沼,想着回家的时候去看看他,却又一拖再拖,直到今年三月,当我托人打听他境况的时候,才知道他在12年已经过世了。在那一瞬间,我仿佛又看到翁老在办公室等我去咨询的模样,我以为自己不会哭,但流泪还是流了下来。我们不知道,作为一个心理医生,一生得倾听多少别人的痛苦,得同情多少深渊中的灵魂。正如同我们不知道自己将要走一条什么样人生之路,遇到那些人,发生哪些故事,会有多少喜极而泣,又有多少沉默不语,最后又归去何方一样。我们自己的独一无二的人生和太阳底下没有新鲜的事情其实并不矛盾。我常想,如果翁老还在,他会怎样告诉我去面对现在的境况,他应该会说,我现在都挺好的,这些都是人生经历而已。阳光照在他的脸上,依然是熟悉的平和和淡然。
谨以此文纪念翁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