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其实农村生产小队的队长和会计就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根本就算不上什么干部，可是四清运∝还把他们作为了工作的重点对象，可能是他们与社员群众天天在一起的，他们就是群众身边的“官”，他们的清廉直接影响着党在群众中的威信。父亲歇“职”后，队上的什么事也不能去管了，曾会记记工的事也交由学习辅导员颜学贵去干了。贫协组长是全队贫农推选的，是我小学的同学陈毛儿的父亲，他的确是苦大仇深的贫农，可就是人太过老实，就是农村里土话说的磨子都压不出一个屁来的那种老实人，让他临时负责领导一个队的生产，真是急坏了工作组的李组长。“邹队长，你有点什么问题，你就赶快在社员群众会上说了，放下包袱，你就还是队长了，这个八队少不了你哟”。父亲歇下队长还没几天，队上的事就搞不转了，急得李组长直叫。我父亲土改后没几年就入了党，农村建立初级社他就是农业互助组的组长，建立人民公社时，他就是豆港第八生产队的第一任队长，他抓生产的的确确是一把好手。父亲当队长，是一心想报党恩，是一门心思的把队上的事情搞好，每天起早贪黑的干，他从没想到过以队长之权去谋个人半点私利。李组长主持开了几个群众会，动员社员群众搞揭发，可是，没有一个社员给父亲提个什么意见，更没有谁揭发出父亲有什么经济问题，几个贫农代表查帐查了好多天，也没查出父亲有啥小问题。不过，查帐小组发现曾会计在布票、煤油票、火柴票等计划票证的分配发放上是有点小问题。那个时候，国家的工业品百分之八九十都是按计划供应的，穿衣服要布票，打煤油点灯要煤油票，买肥皂要肥皂票，买肉要肉票，就连买一盒小小的火柴那都是要计划票的。年长日久，曾会计给社员分发了那么多的票证，有点不清不楚那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在当时，生产队的会计只管记账做账记工分，队里的现金有出纳专管，会计贪污现金真还有点难，加之曾会计也不是想贪污的那种人。我们八队的四清工作是全大队的样板，李组长入队一个多月后，解放队长和会计既放包袱的群众会就在队里的禾场上召开了。工作组的三个同志，大队正副书记与支委，全大队其它十一个生产队的队长和会计，全第八生产队的社员群众，还有放春插假回队的中小学生。偌大一个晒谷场，有一大半的地方都席地坐了人。简易主席台就设在八队队屋门口，一个四方桌后一个木条凳，这是主持会的李组长坐的。队屋阶檐下排了一长条木凳，这是四清∝队员和豆港大队支委算是主席台人员坐的。各队来的队长和会计是这次四清∝的工作对象，一排席地坐在主席台前的第一排，后面坐的是八队的社员群众，不过，坐在地上的人每个人扎了一个小稻草把子，因为前天刚下过雨，地上还是有些湿润。会议首先是工作组的李组长讲话，李组长就四清工作的意义到八队工作的情况说了一大会儿，接着是我父亲说了一些自己当队长以来的问题，经济上多吃多占没说什么，主要是工作有些急躁，对社员群众有时态度不好。再就是曾会计说，再接着是贫协小组代表公布查帐的情况，还有社员群众发言，最后是工作队宣布队长会计的去留。四月的艳阳天，天不冷了，会场上的气氛也还不冷，不爱说话的贫协组长、平常好吃懒做和挨过父亲和曾会计批评的人也都争先恐后的发言：“你们队委会的人多吃多占，你们还在雷保管家晚上煮过糯米饭吃，还有你邹队长早晚背上一把铁锹到处转了转，没搞什么事也还记的是满工分。还有曾会计你们家怎么就比别人家搞得活繁些，儿子从小学还读到了大学，还有雷保管你的儿子也读到了大学，还是读的“南开大学”，去那么远那该要多少钱…。”真是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寃申，刁蛮一点的社员把队长和会计扣过工分的事都说了出来。按照政策，因为我父亲和曾会计都没什么大问题，李组长宣布“邹队长、曾会计都解放了，依然是队里的队长和会计，曾会计多占了点布票的事如数退陪，还有队上的贫协小组不解散，到年底还要请他们清理队里的帐目”。一个四清运∝试点的会，一个上午就开完了，便宜了一些纳鞋底的妇女，开会记了半天工分，也还纳了一双鞋底，还有队上平时吊儿郎当的几个社员在会上还出了一口气。散会回到家后，我母亲就不想让父亲继续当这个费力不讨好的队长了，因为，当队长起早贪黑的干，又没多记一分工，还听那么多空话。李组长在饭桌上，一个劲的做工作，“你老邹是队上唯一的党员，党员不当队长谁队长…”。责任心使然，吃罢中饭，我父亲又重操旧业了，一个破喇叭筒又在队上的上空响起了，“春插是在与时间抢粮食，早插一天都不同些，离五月一日不久了，我们一定要抢在五月一日把早稻插完，出工了出下午工了…。”谁该干什么，父亲心里有数，他歇“职”那会儿，队上明天该干什么？由什么人去干？贫协组长差不多每天晚上都问计于父亲。因为，一年四季在于春，春播春插这样的关键时刻不把握好，一年那就白忙活了，所以，父亲表面上是歇“职”了，可实际上暗地还在操盘。父亲一声接一声催，催得群众心里都发慌，当然，喊得父亲的的嗓子都有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