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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涉及人物皆为历史真实人物,涉及事件皆源自真实事件。
(一)大卫·品生特 代序
被深刻的思考折磨,并坚信不继续思考下去就是亵渎自己作为思考者的身份。这种真诚,就是我反驳外人称呼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为天才的理由。他只是犹如烧煤般一刻不停灼烧自己的大脑,企图榨出尚不明朗的真理,仅此而已。
我是在1912年夏认识的维特根斯坦。当时在剑桥教数学的伯特兰·罗素先生要跟自己的学生刻南瓜,而在宴会一隅,我瞥见个阴沉不定、圆睁眼睛的家伙把自己埋在了椅子里。此时会厅又开始奏起音乐,而我又恰好想听,便坐到他旁边的座上。
我无意说话,斜坐一边闭眼侧耳静静倾听,可当音乐奏毕我准备起身时,旁边那人忽然冒出句调子古怪的英语:“你觉得怎么样?”
“什么?”
“音乐,它的作用是什么?”那人淡淡地说。
“你在跟我说话?”我问。
他抬起头眨眼默认,稍鬈曲的短发并没能遮盖他带倦意的双眼,另外他极瘦削,两颊内陷,给人种不是胃病就是在节食的感觉。
我回答道:“也许可以改造心灵,启示灵魂。”
“‘也许’?”他揪住了这个词,“你有了一个想法,却并不认可它?”
我费劲地解释:“那是因为这只是我的个人感受,并不代表其他人比如你有同感。”
他点头微笑,接着带着种讽刺语气说:“另外,‘灵魂’,你相信这‘一类’东西?”
不得不说,他揪住语词审问别人的方式令人不快,可他似乎又只是想弄清楚我究竟在表达什么,所以我只得解释。
他听完我的思路,继而借此引申自己的思路;他讲得很快我没能跟上,但总之他从心灵讲到了无神论以及对宗教的不屑。
“既然天堂和人间都由上帝创造,你同样会在天堂碰到和人间一样的苦难。”
宴会结束,他邀请我明晚去听关于莫扎特的音乐会,而莫扎特的安魂曲恰好是我最感动的曲子,我便欣然应允。
这时我才听到他自引身份: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他竟就是罗素先生常挂嘴边的那位高徒。
我早先就听闻罗素对维特根斯坦的评价:倘有人能发觉、纠正罗素在逻辑学和数学原理中的错误,那人必定且只能是维特根斯坦。
维特根斯坦跟着罗素学逻辑学前在德国深造的航空动力学,那时他还不到二十二,照其父亲给他制定的一系列方案,在未来注定能当上稀缺的机械工程师。
可他没有。那期间,他读了罗素和怀特海两位逻辑学家兼数学家合著的《数学原理》,读罢热切地逼迫自己写了些稿子寄到怀特海那,却并没有得到响应,于是他去英国找罗素,硬生生地坐到罗素圣三一学院课堂的第一排。
而第一天,他就跟罗素吵了起来。
罗素觉得他就是个过来挑衅的德国醉汉。
每堂课他都在跟罗素争吵,关于事件、事实、世界、命题争论不停。甚至课后他都要拉住罗素继续争论未竟的话题。
他抓着罗素不放,似乎罗素一走,自己就要跳下楼去。罗素只得听他继续高声说话,边忍受维特根斯坦的那份激情,不过罗素似乎也受到感染,也忘记了时间跟他在走廊里大声争辩。
但吵着吵着,罗素发觉维特根斯坦豁了命也企图论述清晰自己的理论,以及这一行为背后的某种高贵。
维特根斯坦似乎有那么一种天分,但跟罗素其他那些学生比似乎又不多。但究竟是否如此,罗素也不清楚,于是他针对逻辑学课程的所有学生包括维特根斯坦布置了项写作任务。
“他写的远比其他人要好得多得多。”罗素在另一门数学课上这么说,而我恰好在这堂课上。
而罗素并不知道,维特根斯坦之所以如此费尽气力争辩其背后的痛苦。他当时只叹维特根斯坦的确有点才能,“假如我和维特根斯坦有一点分歧,我有种感觉,他一定是对的。为何如此?因为他走得远比我深,得出观点后甚至还要继续审判观点的正确性,从不疲倦。”
也正是那个星期四,罗素带着维特根斯坦去刻南瓜借此解放他那身疲惫,而我恰好碰见了疲倦的维特根斯坦,在他座位上坐下,最终跟他约好听同一场音乐会。
维特根斯坦但凡有约总是先到。音乐会未开始前,酒吧、教堂涌来的人群漫无目的地又攒动着钻进街头巷尾,而他则孤零零一个伫立其中,正低头看着自己的手。
我挥着入场票向他示意,而他呆了一下说:“我买了你的票来着品生特。”
我顺着他目光瞧了眼他手里的票,也愣住。维特根斯坦买到了整个剧院最好的位置,价格大约是我手中票价的三倍。
我这才忽意识到他的身份。他父亲在维也纳乃至欧洲工业界混得声名鹊起,所以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是个不折不扣的富家子弟。
于是我放弃了我那张票转而跟他到了一楼最前面的位置。维特根斯坦全程并未说一句话,搞得我也不清楚他是不是真的喜欢这些曲子,我大抵是喜欢的,因为乐会进行到一半我就忘了周遭一切。
直至乐会结束,维特根斯坦再没问我像上次那样的问题。
时候不晚,他邀请我到家里喝点东西,我当然好奇维特根斯坦家里什么模样,于是答应了他。
然而,他在剑桥的家装潢极简单,所有家具都以简单到仅仅可用的设计方式摆在了最合适的地方,“如果一件所谓餐具橱的东西在其他地方变成了个衣橱,那么它最开始的设计理念就存在问题,根据这个错误,我会将它改小,最终把它变得不能装衣服而只能装餐具。”
维特根斯坦开始跟我谈家具设计理念,接着将这个理念应用到了逻辑学,我开始跟不上他思路了。
“这项理念最终得到贯彻后,将会呈现这种状态……”
他飞快地领我走到整间屋子最前面,接着说:“这里的所有装潢,一经审视就可以明确知道它是什么,能够做什么而不能够做什么,滴水不漏。如果我们能将逻辑命题和语言都做到这点,那么‘误解’这样的词汇将会消除。”
我疑惑道:“命题又是什么?”
他知道我学过一些数学,于是再一次提议每周辅导我点逻辑学课程。
我想,既然罗素教逻辑还教数学,那么大抵可以通过学逻辑参透一些罗素布置的数学题目。所以我还是答应了。
当时情况是,罗素对维特根斯坦的期望越来越高,因此带着他去见了不少智囊人物,想让这群人也认识一下天才。
包括G·摩尔、F·弗雷格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内都对维特根斯坦评价极高。
不知为何,在跟维特根斯坦聊天时我突然冒出句:“你说,他们是不是看上了你的钱财?”
维特根斯坦愣住,开始审视起这个问题。
我连忙道歉,可他仍旧长久地不说话。
直到最后,他忽然灰败着脸正襟危坐时,我才明白自己的话多伤人。
维特根斯坦忽然和我讨论起自杀的话题来。
他告诉我,他的家族在德国虽首屈一指,但他的兄长姐妹中有三位死于自杀。
而他不知为何,从中学时起,这个念头也时常盘旋在脑海中。
“倘若我对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用处,那么我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呢?我时常想知道自己活着有什么价值,倘若没有价值,庸碌地度过一生,最后了结在荒园里无人问津,的确是不如立刻消失的。”他淡淡道。
“但若要考量自己作为人的价值,就必须保持真诚,如果有一丝一毫的欺骗,那么一切都会变得混沌,从而再也找不到答案。”维特根斯坦续道。
我这才明白,他为什么要不远万里从德国跑来英国,疯狂地和罗素争辩,拼命澄清一切,甚至连家具都要清楚明白地表现出设计理念。
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想得到一个答案:自己究竟有没有存在的价值。
而罗素、摩尔、凯恩斯、弗雷格这些在各领域执牛耳的大师毫不吝啬地给予了他赞美,这无疑“延缓”了维特根斯坦的“期限”。
“品生特,你知道你给我最大的印象是什么吗?”
我摇摇头。
“你心中有了想法,就把它表述出来,这种真诚是可贵的。即便这个想法存在不明朗的地方,我们也可以用这样那样的方式剔除,毕竟它已经表述在了语句中,我相信,通过逻辑,就能够剔除这种不清晰。”
他叹了口气,因为只有同他有一样信仰并且高度真诚地追求自己价值的人,才能真正理解他。
要么活着并且创造出震撼世界的东西,要么就死。这就是维特根斯坦追寻的东西。
我想,这种念头会一直折磨他到生命尽头。
在这之后的几个月里,罗素越发信任维特根斯坦的头脑,决定把一些涉及逻辑的根本性问题交给维特根斯坦,让他把思考的结果谱写成文后当自己上课时用的教案。而维特根斯坦也不负所望,重新使用起真值表格来论述他的思考,并且开始批判起罗素早前提出的一些逻辑学理论。
罗素甚至没有反抗,看了维特根斯坦的稿件后同意了他的看法,让他放手去做。
而随着深入,维特根斯坦发觉原本要用一个笔记本就能完成的工作现在必须要用一本书来论述。
他给我解释了真值表,无非是将事件的可能结果分成几个类别,最后整理成命题。
而维特根斯坦认为,既然事实可以被逻辑命题如此清晰地展示出来,那么思想也能,并且思想就是逻辑。
解决误解,表述真诚的答案就在逻辑之中!
这种念头和维特根斯坦先前的信仰一旦结合就愈发不可收拾,他把逻辑学这一学科当作了自己生涯的一切,无时不刻地在思考逻辑。
好似逻辑就是他探索印证自己价值的救命稻草。
但也正因这样,他思考世界、命题这些时超越了罗素这样的逻辑学家。
他的思考如同透镜,由于他令人感动的真诚而汇聚在一点,任何事物靠近这一点都会融化,维特根斯坦将自己的大脑变成了熔化事物的火炉。
而现在呢,必须思考的内容越来越多,以至于不得不用本厚书来解释它们。
维特根斯坦告诉我这才是写书的意义所在:必须把这些思想表达出来,而非是为了一本厚书稀释一些精细的思想。
又过了一个月,我注意到我这朋友越来越暴躁。
他告诉我:“品生特,把这些东西从我脑子里揪出来,你知道多痛苦吗?就像用镊子从脑子里取寄生虫的一样!”
他甚至痛斥自己的写作环境、咖啡中的咖啡因、剑桥的一切。
而罗素则建议他出去旅行一趟,放松一下身心。
所以,自然而然,维特根斯坦又邀请我去挪威,而且当然是他出钱。
我倒是能忍受维特根斯坦旅途一路上的牢骚。他在座位上坐立不安,每隔几分钟就伸手抓一下自己的包,我不由发笑。
“你笑什么?我的手稿都放在了包里,失去它我就得推倒再来。”
“那就推倒再来嘛。”我微笑着说。
但维特根斯坦立刻站了起来,不理睬我去走廊里了。接着他又回到座位,然后又重复之前的举动。
即便在火车上他还是一刻不停地搞数理逻辑。
他告诉我罗素已经开始偏离正确的生活轨迹,开始写一些论道德、幸福的文章,甚至对来自维特根斯坦的批评也无精打采,这在维特根斯坦眼里是畏缩的表现。
“罗素让我生气的点儿不是不理会我,而是他曾在《数学原理》中拼命地榨取灵感火花汇聚成了思想果实,可现在,他明明可以通过同样的智慧顺着我的想法反思一遍自己走过的道路,即便他不理解我,也可以将与我相悖的思想过程表述出来,可他没有,他甚至不愿意思考。”
维特根斯坦不时拿出稿子记录一时的灵感,由于火车颠簸,他的笔记也是七扭八歪。有时候他会猛地撕碎笔记,然后想往窗户外乱扔,但犹豫后又塞回兜里。
我知道他在做极端复杂的工作,所以有意地不去打扰他,而维特根斯坦留意到我这点,却反而生起了气。
“你不用刻意照顾我,我还没羸弱到被你瞧不起的程度。”
我叹口气,只能去另一个车厢和其他人聊天。接着我又听到他在那喊:“品生特,快回来,你看我发现的玩意儿!”
于是我无可奈何地又回座听他发神经地讲述逻辑。
旅途终点是座位于霍达兰郡的一处小村子,我也记不得名字了。总之维特根斯坦按照他的住行习惯选了一处僻静的小屋当作我们的落脚点,而我又没钱,只能听从他的意见。
早上九点他就起来干活:思考逻辑、整理笔记。
中午到下午四点他喊我出去散会步,到了四点左右他精神好一些就赶紧回到屋子里继续干活。
晚上时间就是打牌,否则没办法舒缓他的神经。
也有时,整整一天,维特根斯坦都坐在屋中。没有光线,只能听见纸笔交互的声音,有时候会听到他用力捶打桌子的声音,然后他就把头埋进两手,不发一言。
我原本以为,这次把维特根斯坦从英国带出去能让他暂时远离思考,可越到陌生环境,我朋友好似受了新鲜事物刺激,饱受各种问题的折磨,很明显这些问题全都是崭新的。
“不可能不使用语言进行思考。”
有时他突然迸出这么句话,接着如石子砸出水花片刻沉入水底一样没了下文。再随后过了很久他就从座位上起身,看向我。
他两眼旁的皱纹十分明显。
我以为他在看我,因为我感觉自己被这目光刺穿了。实际上他只是必须将目光集中在一点上,在这一点上究竟有什么东西他不在乎,因为他思考时看不到任何东西。
外表上他就像个盲人,可他死死盯着个东西看的样子却反射出他内心的光华。
他向我阐述过那种思考哲学问题时灵感交互的感觉。
“这种感觉就好像,一张纤如发丝的薄纸恰好抵住你的眼球,然后猛然一拉,血线从眼球射出时的那种痛快、痛苦。”
实在想象不出他的思考究竟深入到了何种程度。
难怪从罗素那听说,罗素自己一点听不懂维特根斯坦在讲什么,而他明明是维特根斯坦的导师。
正如我的朋友自己说的一样,没有和他一样信仰或者思考过同样问题的人,根本没法理解他。
“可是,如果没有人能理解你,你思考的这些东西有什么用?”我问他。
“问题在于,如果我只是在描述一些东西,为什么你却不能理解呢?我所描述的事物绝不可能不与现实相联系,所以,这是个描述方式的问题。逻辑就是要解决描述方式与现实之间的问题。”
他脑子里全是逻辑。这也是他说的话。
不错,只要和维特根斯坦这样的人接触,你就不可能不受他影响。也许你看到过个什么东西,然后脑里蹦出个关于这东西的想法,你马上会发现,这个想法和维特根斯坦说过的一句话那样相像。
可尽管如此,我还是不懂维特根斯坦在影射什么东西。“影射”,这就是他喜欢用的词汇。
“显示和表现是不同的,”维特根斯坦后来在战争时给我写的信中说,“你可以将这两个词汇放进这样一句话中:某个事实通过诸事件联系的方式表现了自身,而这些事件通过如此这般的方式显示了它。”
“你能让我看看你写的那些东西吗?”我问我的朋友。
他甚至拒绝了我,可他就跟被什么人揍了一顿一样,拒绝时垂头丧气的。
“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把这些东西彼此联系起来,例如建立起一个坐标系,然后归纳出这个坐标系和诸现实之间的联系,然后使得现实能够被坐标系上的每一个点描绘出来。”
他告诉我他正试图建立起这样一个坐标系。
我觉得他很愚蠢。
或者我很愚蠢。
维特根斯坦在休息时总是尝试教我些数理逻辑。
我数学还行,而且答应了他会好好学,所以能听得懂。
尽管如此,我的学习过程还是很痛苦。但这种痛感和他之前描述的那种用一张薄纸划瞎眼睛的痛感比,好像算不了什么。
于是,挪威的假期就在这种痛苦和折磨中一点点流逝过去了。
维特根斯坦决定留在这,而我不得不继续自己的学业而回剑桥去。
维特根斯坦竟还得到了自己导师的特赦,只要能将写作内容寄给罗素就行了。
那是一九一四年的事。我和维特根斯坦约定好在英格兰再见。
然而之后,奥匈帝国的斐迪南在萨拉热窝被一枪射杀,又往后,战争随之开始。
而再往后,我听说维特根斯坦参加了奥地利军队。
我坚信,就算他不告诉我,他也是怀着赴死的热诚去参军的。
果不其然,他在战场上的信绕了一圈才发到我这儿:品生特,我根本没打算活着回去。
我只能给他打劲,可惜这些信件很多都被拦截,毕竟维特根斯坦所在的队伍在我的敌对方。
而我却也在他的敌对方军队中干起了机械工作,总之就是干起了他先前放弃了的工程师。
维特根斯坦在信中说,他当上了一个小队的队长,但整天都是干的职员工作,军官根本不给他上战场的机会。
他带着纸和笔,随时思考着哲学,一旦有了念头,他就把它们记录下来。他给它们编上号码,每个号码对应一种思想,而正如他先前说过的话,这些句子都异常精细,并且彼此联系。
有时候他会推倒重来,反驳先前已经预设好的念头。有时候他接连几个月都没有思想的火花,觉得自己这辈子都没有希望重新思考逻辑了。
再之后,有天,我收到了他的一封新来信。
“大卫,我决定整理本册子,这本册子的内容都是咱们旅行时我所求索到的。但有些也是战争时我思考得来的,我决定写好后让罗素和弗雷格都看一看。”
“这册子是本书吗?还是你的学术论文,它的名字又是什么呢?”我在回信中写道。
维特根斯坦的回答则是:《逻辑哲学论》。
(二)诺曼·马尔科姆:续写
维特根斯坦唯一的朋友大卫·品生特在1918年5月死于法国的一场空难。
那时维特根斯坦已写完《逻辑哲学论》,并且告诉伯特兰·罗素这本书已解决了所有根本性的问题,当然也包含哲学在内。
他把稿子寄给了逻辑学家弗雷格,弗雷格仅仅看了第一页就提出来一个又一个问题:他连第一句话都看不懂。
弗雷格写信询问:“‘世界是事实的总体,而非事物的总体’。事实有什么定义吗?世界又是什么?难道事实不是由事物构成的吗?”
维特根斯坦本想解释世界就是所发生的一切,并且事物、概念、定义这些东西都是刻画现实后的产物,描述东西的东西当然不能代表这东西本身,并且概念本身就和现实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谈论概念就是谈论现实。
可维特根斯坦不相信弗雷格不具备这样的智力,他觉得弗雷格只是和罗素一样放弃了逻辑思辨,这才导致弗雷格理解不了《逻辑哲学论》。
那时,他和罗素的关系也降至冰点。
奥地利战败后,维特根斯坦成了俘虏,很快又被释放,他接着跑回英国找罗素,希望罗素能理解《逻辑哲学论》中的要点。
然而事与愿违,罗素很快意识到维特根斯坦的一些观点动摇了自己铺垫了半辈子的数学理论。罗素跟他的争吵首先从“世界”的定义开始。
罗素拿出张纸,往上边点了三个黑点。
“上面有仨点,这你承不承认?”罗素问。
维特根斯坦讥讽地点点头。
罗素接着说:“那你凭什么说世界是不可被定义的?”
维特根斯坦接着画了个圆,“倘若这个圆代表世界,因为我们住在了这个圆里,所以我们观测不到这个圆的整体。因此我们没办法谈论世界整体如何如何,因为我们只能作为整体的一部分谈论这个世界。”
维特根斯坦接着说,“如果你要谈论世界这个整体,你就必须站在圆之外才能确切地、用俯瞰的视角观测到这个世界。可是我们没办法在世界之外,我们是世界之中的人。因此世界是不可被定义的。”
罗素认为维特根斯坦的思想是被比喻所荼毒,因此他表露了自己的嫌恶。
而维特根斯坦知道罗素最近写的那本书叫《心的解析》,正如维特根斯坦讲的那样,罗素作为一个人的单独个体,凭什么观测得到人类全部而写出一本代表“人心”的册子?
他觉得罗素放弃了逻辑,因此极度气愤。罗素也很置气,因为维特根斯坦觉得他放弃了逻辑。
所以他们关系破裂了,此后维特根斯坦再也没有和罗素进行过哪怕一次推心置腹的畅谈。
尽管如此,罗素还是帮维特根斯坦出版了《逻辑哲学论》。
而品生特的死给维特根斯坦带来的打击这时才显现出来。维特根斯坦一意孤行地让出版商在《逻辑哲学论》扉页写上“献给大卫·品生特”几个字。
那是他此生最要好的朋友。
结束了……
维特根斯坦感觉浑身轻松,他觉得那本书解决了一切哲学问题,而自己的价值也终于燃烧殆尽,即便不立刻消失人世,他也完成了人生最重要的一项任务。
于是,他疲惫地回到维也纳,那时他父亲去世,给他留了笔巨款,可维特根斯坦全捐了出去,因为他想到了品生特说过的话:“你说,他们会不会看上了你的钱?”
维也纳当局给身无分文的维特根斯坦安排了小学教师的工作,本来他作为退伍军人能干更好的职位,但维特根斯坦就是不要。
他去了维也纳山区一座乡村,在那教起了数学。
家长们都很害怕这个“疯子”。因为维特根斯坦总绷着脸,配上刀锋一样闪烁的眸子总让人觉得他的格格不入是因为他必定做出过什么出格的事。他们觉得维特根斯坦既然如此孤僻,当然有被别人孤立的原因,可他们没想到,维特根斯坦之所以被孤立,正是因为他们觉得他孤僻。
维特根斯坦将自己的理念贯彻到了授课中。
他借助比喻告诉村里的孩子如何将两个事件联系起来,并且下课后将那些很有数学天赋的孩子留下来补习更高层次的课程。
他逼迫他们思考,并且超越自身。就好似磨刀,要将思想磨得锋利,并且将思考变成生活的习惯。维特根斯坦就是打着这样的算盘。
他甚至觉得孩子经过训练,将来就能超越他。他带着这种热诚教课,并且把这当作他新时期的使命。
只有这样,他才能从自毁的冲动中解脱,他必须继续赋予自己使命,否则就是亵渎生命。
他极其认真,甚至还编篡了本通识字典,然后在课上发给这群小学生,帮他们快速熟悉德语。这种尝试持续了好几个月,不少孩子甚至很待见他。
维特根斯坦喜欢将问题写在黑板上以后一圈圈地围着学生们看,他会发给每人几张纸跟一支铅笔,然后观察他们如何探索答案。答案当然不简单,这些孩子不仅需要超出自身水平从而运用好维特根斯坦教授的技巧,甚至有时还要将这些技巧抛弃才能求得某种解法。这个过程,极其折磨。
对于顽固不化的孩子,维特根斯坦有时会大声恐吓。维特根斯坦从不承认求得答案的道路是简单的,他一路走来的经历将他塑造成了一个对待自己异常严格的人,接着他将这种严格投射给别人。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承担这种强光。
他时常觉得村民们充满恶意,事实也的确如此,但他的注意力集中在教学中并且告诫自己必须坚持下去,即便……学生们和他们的父母都缺乏能让他尊重的那种品质。
实际上,他的确从孩童的教学中获益匪浅。
他观察孩童如何学习语词,他注意到这种现象:他把一种颜色指给给孩子们看然后说出这个颜色代表的德语单词,孩子于是记住了这个词汇。
他认为这样的指示教学贯穿了人学习语言的始终,不仅仅是词汇,还有语言如何被使用上。也许孩子们观察大人怎么说话,并且观察这些话得到了什么结果,接着他们就学会了一些句子并尝试运用到生活中检验、修改。
但这些观察并非立刻被维特根斯坦写进了笔记里,他只是在脑海中记住了语言的指示教学。
他也并不知道,这些经验将有益于他日后开辟一条不同于前半生的另一条道路,帮助他开创日常语言学派。
正如我所说,维特根斯坦并不属于这样一个穷乡僻壤。
有天,一个“蠢笨”的孩童拒绝思考,并且撂摊子直接趴在了桌子上,维特根斯坦抓住他的领子狠狠地给了他一耳光并且让他滚回家去。
接着,第二天孩子的父母就找上村长,村长又带着几个治安员找上了维特根斯坦,他们说那个孩子得了脑震荡,维特根斯坦抓住孩子父亲的袖子要他们把那孩子请过来。
平日里很多不满维特根斯坦作风的人都赶了过来,总之,维特根斯坦因为退伍军人的身份而没被逮捕,至于那孩子是否被维特根斯坦扇成了重伤更是不得而知。
维特根斯坦就这样在1922年结束了乡村教师的职业生涯,也许这段经历给了他挫败感,以至于对别人他总避而不谈。
直到那时,维特根斯坦才得知《逻辑哲学论》出版了,罗素还为这本书作了序,但维特根斯坦读后觉得罗素根本没有理解到哪怕一点。
他们先前关系就比较紧张,因为出版《逻辑哲学论》这事上又产生了不少隔阂,他们很少再互相写信了。
直到1928年,维特根斯坦都在做与哲学关系不大的事情。他帮自己的姐姐设计了一套符合他理念的房子。
他依旧没有遗忘那种理念,正如一时烧淡的炉火,倘若我们把手放在上面,我们依旧会被他的思想灼伤。
而房子竣工之日,他恰好收到了来自剑桥的邀约。
因为这段时间里,他和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交情愈发深厚,凯恩斯知道维特根斯坦在乡间过得很难受,他一点不想让维特根斯坦继续“颓废”下去,于是就请他来剑桥了。
维特根斯坦应约了,然后决定终生呆在剑桥。
维特根斯坦这时已名扬剑桥学术圈子,他的《逻辑哲学论》被逻辑实证主义的拥趸者奉上神坛,那些人每周都要开会分享自己读这本书的心得。
但维特根斯坦对这群人很冷淡。
他觉得这些人本应探索出某种新的角度,而不是顺着他的路走一遍,因为他明明已经走完了这一路并且早就告诉了其他人这条路很瓷实。
不过,尽管维特根斯坦的名气超过了剑桥许多教师,他毕竟连博士论文都没写完。
然而答辩时他把《逻辑哲学论》当博士论文交了上去。
更有甚者,负责答辩的教师是罗素跟G·摩尔;摩尔曾跟凯恩斯一样欣赏维特根斯坦的思想。
而他们三个互相微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罗素只好先抛出一个问题,还是关于世界无意义的话题。
接着罗素跟摩尔小声讨论起面前的所谓博士论文,“我反正一个字儿也看不懂。”摩尔说。
维特根斯坦知道他们马上要不懂装懂了,于是过去拍了拍这俩教师的肩膀,“没关系,我知道你们看不懂。”
于是,这场博士答辩就这样结束了,他也顺利获得了博士学位。
随之而来的就是剑桥大学哲学教师的终身教职。那时他不到四十岁。
维特根斯坦这才第一次作为教师登上了讲台,当然,他的教案都是用的自己的。
他带着某种灵性给学生讲述哲学。而我,抱歉写到这现在才道明自己的身份,就是他的学生之一。
我很崇拜他,而且我注意到,几乎每个学生都崇拜他。
他喜欢穿最朴素的衣服,看似瘦弱谈起话来却好像锋利的刀片。从没有教师能给我这种近似雕刻刀一样的印象。我注意到很多学生在模仿他的穿搭风格、谈吐习惯,我觉得我们这些当学生的甚至不愿意不把他当偶像。因为我们了解过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生平,现在他就站在我们面前!
我抱着极尊重但不谄媚的态度找机会跟维特根斯坦搭上了话,结果发现他并没我想象中那样冷酷,但绝对是严肃的。后来成了朋友后我们经常饭后散会步,有时候会讨论哲学,但大部分时候都在讨论一些琐事。维特根斯坦讲课讲累了,下课后也经常拉上我跟其他几个同学一块去看电影。
我本以为自己跟维特根斯坦关系不错,因此能随便谈论一些生活中的想法了,有一次我跟他说自己最近看了一部爱国电影,然后大谈特谈不同民族彼此都根深蒂固地有劣根性之类的话。
但维特根斯坦生气了。
“你向来就是张口就胡说八道吗?”他这么吼道。
维特根斯坦不相信个体谈论整体的可能性,即便在生活中他也将自己的理念贯彻始终,他始终运用哲学思考改善自己的生活、工作方式。
他狠狠地驳斥了我:“我们必须时刻警醒,用思考哲学时的那种思维去思考生活。否则,你的哲学对你来说只不过是一种游戏,想玩的时候玩,不想玩就遁入日常生活去娱乐,这种态度只能毒害你的哲学工作,你的思维没有得到任何训练,而在生活中蒙了尘。”
他生了很久的气,我好不容易才让他消气。
他这人就是这样,常常严肃得让人恐惧。那部爱国电影本来就在影射即将到来的战争,人们都觉得第二次战争很快要打响了。
然而的确,1936年,战争的确到来了。
这次,维特根斯坦决定彻彻底底地远离所有战场。
他又回到挪威,也就是第一次和大卫·品生特旅行时的那个地方,在那里,他完成了《逻辑哲学论》的雏形。
当然,这一次也是结束一切的地方。他将完成人生最后一部思想作品,然后燃烧殆尽。
此时,他的思想也已完全转变。
那些他经历过的人生、领教到的知识、痛苦的思考,都化为了食粮,最终都为这最后一次开花铺垫。
维特根斯坦放弃了二十年前自己在《逻辑哲学论》中坚持的论点,决定反过来攻击哲学这一伟大的科目本身。
他觉得哲学并不应当存在,或者,哲学即便消解也没什么问题。
他是从圣奥古斯都的一本书里汲取到的这种灵感:我们心中闪过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再简单不过,明明用非哲学的语言就能说清楚;然后我们突然想到一个很美妙的譬喻能够完美地解释这个想法,于是我们醉心于构建这个譬喻,反而忘记了那个最初的想法本身。
哲学,就是这样的譬喻,一个精美的建筑模型,但它不是建筑。
维特根斯坦开始思考,我们人类,最初都在干些什么事情呢?
我们用语言思考,用语言交流,用语言……
那么,语言究竟又是什么呢:
当我在足球场上,突然把球踢到了场外,我喊道:“球!”
于是听见这话的人帮我把球捡了回来,然后说不用客气。
球明明是一个词,我只说了一个词,为什么那人就立刻明白我的意思接着就帮我捡球了呢?
原来如此,语言的意义,在于它被如何使用。
这就是维特根斯坦的论述核心。
他的乡村教师生涯帮助他构建了一些图景,他似乎还能记起来那些孩子如何学习语言的:孩子们通过学习语言如何使用而学习语言。
那么哲学呢?想必也是如此:我们用语言构建了它,因此语言中存在什么缺漏,哲学作为语言的产物就会有什么缺漏。
维特根斯坦开始给我写信,并且叙述了一些思路。他的思考内容对我来说是折磨,但对他自己则是酣畅淋漓的战斗。
他写道:当我说出来“这是蓝色”这句话时,有两种可能性,其一是对不知道蓝色这个词汇的孩子说话,好教他们“蓝色”这个词汇对应着什么颜色;其二就是我在陈述事物是蓝色的,是个陈述句,可我关心的是,为什么没有第三种、第四种、第五种可能呢?是的,我们必须警惕语言的使用。
然而,维特根斯坦毕竟是人,他通过检视自己怎么使用、经历的语言来描述语言,这就难免让他回顾一生时反思到自己这辈子做的所有错事。
他忽然感觉自己身上到处是问题。
甚至觉得自己有罪。
他将这些反思到的大大小小的错误汇编成了一封信,然后在一次秘密聚会上对着他在乎的家人、朋友读了这封信。
其中就包括G·摩尔,他当年还是维特根斯坦的博士论文导师。摩尔至死都没有向任何人透露维特根斯坦忏悔了什么。
必须彻底地搜刮掉自己的一切,然后把这一切描述出来,尤其是涉及语言哲学的那一部分。
维特根斯坦不断地逼迫自己思考,扩充笔记,他脑子里想好了这本笔记的名字:《哲学研究》。
哲学对他来说非常重要,重要到一旦失去哲学思考,他整个人生仿佛就失去意义了。他必须抓住这根稻草,还不是放弃的时候。
他也不想放弃,好几次给我写信他都表明自己还不想死,因为他还不想停止思考。他的命是靠思考保住的,努力的哲学研究陪伴了他的一生。
《哲学研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出来的。但这样说还不够精确,维特根斯坦一直在完善《哲学研究》,他总觉得它还不够完美。
他有时会回想起多年以前在挪威同品生特散步时的自己,回忆当时智力巅峰时的那个状态的他,然后将自己年轻时的形象深深刻进脑海,并且用这个形象激励自己。
他在跟年轻时的自己战斗。
“我总觉得它还不够好。”维特根斯坦一直这么评价《哲学研究》,因此直到他去世,《哲学研究》都没能出版。
于是,除了思考语言哲学,他还写了很多心理哲学的内容补充这本书。他觉得自己老了,迟钝了。
一天下午,《哲学研究》的一个版本“又一次”写完了,他还在改,还在改。
他在这本书的扉页自己给自己写了个序言,总之大意是:这个时代是黑暗的,但我只希望,同我有过类似想法的人看了这本书后能帮到什么忙,我本来能够写得更好的,但我已经过了能够修改完善这本书的最好年龄。
我觉得他太痛苦了,疲惫了一生,但这个结局正如他所说,已经是最好的了。
我好几次都想在信里问他:这样生活、这样思考哲学,一定很痛苦吧?
他回信时却好像不是回答我,而是回答许多人一样:“生活是痛苦的,如果你们对痛苦的定义和我的想法一样,并且当我说生活痛苦时你们联想到了现实中遭逢的一系列苦难,那么你们的确能对于这点理解到我了。我刚才说到哪了?生活是痛苦的,可那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在乎吗?死?那又怎样呢?反正我已经度过了一个并不后悔的、精彩的人生。我有好几次几乎快要得到答案了,但当我又快要抓住它时,我的智力已经不允许我这么做了,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