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忆，我与老师的交锋》（连载）系列文章，请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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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刘YG老师
今天第一次去上刘师的《经济与金融文献选读》（平时忙于考中大哲学系数理逻辑研究生（后面又弃考了，原因是不想读研究生和太冷了）），被问及两年来的学习情况（在大二，学习刘师的《货币银行学》课程）。
鉴于当时紧张慌忙的心境，硬是说不出个一二。只能应付道：两年来的大进展、大转变接近于零，小突破感觉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当突兀地被这样的问题问倒，其实，学生很是感到为难。
只因自己近两年来几乎没有什么提升，始终徘徊在原地。如果勉强说，有得一点点的突破，那就是学生更加明白自己的无知和无能。当初的骄躁和轻狂，终究为一个个现实的难题给击垮。少了几分幻想和自满，多了几分现实和极端（一个人在西校住久了，内心里难免有种失落，话语显得稍稍沧桑）。
已经靠近大学末端（大四上学期），抑制不住内心的感慨和无奈，想与恩师诉说一番自己的“大学梦”。在即将离开自己母校的时刻，至少能够把有关自己的所思所想所为传达给一直敬仰的老师。不得不说，刘师是学生在大学里经济之路的引导人。
没有老师您的指点和鞭笞，我就不可能对身边的经济活动产生偌大的探索热情。您作为老师，却如此谦虚、收敛，能够时刻与咱们这些无知的青年交流，学生自觉愧疚不已。
很多时候，明显的无知言语，却能够换回您的喝彩和鼓励。这让我能够不断收到内心的正反馈，对经济的真知进行无尽地探索。然而，更让我为之钦佩的，是您的深邃思想和活跃的思维。
当您把一个个鲜活的经济行为进行经济理论层面诠释时，让学生体会到经济知识的实用价值和不可缺性。必须承认老师您真的过高评价学生了，感觉有一种惭愧的负罪感时刻萦绕在心头。与老师的期望相比，学生真的差的太多了。
大学中或许就是比别人多了几分经济探究的热情和兴趣，了解了些许经济学家及其经济思想，对经济事件、经济行为多了几分敏感性罢了；然而，总体而言，感觉自己两年来基本没有进步，没有形成诸如“批判性思维”，没有取得很实质性的经济思想。
您经常劝戒学生们多阅读元典，精读、精读、再精读，将理论视野置于更高层次，高起点比低起点好很多。辜负了您的期望，学生阅读元典的数量不多。当初尝试涉猎元典之作时，却没有坚强的意志去克服抽象理论和语言障碍所带来的理解困难。
后来就不断寻找二手资料（国内翻译过来的中译本），了解经济的奥秘，寻找经济中的真知，结果是难以摆脱翻译人的经济思维。因为在潜意识里觉得经济学总是在以前的理论的基础上获得发展的，后面的理论一定是最先进，最具理论说服力的，也最能够包含前面理论的，所以很少去阅读《国富论》、《政治经济学原理》、《国家赋税理论》、《通论》等系列经典。
可能的解释是，现当代的新古典综合经济学基本能够囊括前面所提及的经济学思想。至于塑造经济思维，训练经济视角，往往只更多地依赖于经济研究报告和报刊。针对报刊，学生有些体会和感悟，通过它让我对现实世界有了较犀利的视角。
报刊里的知识很少，却能够提供一个体察社会运行机制的窗口。这深深地吸引住了学生，每天都有新报道，每天都有新的经济现象，让自己兴奋不已。
真正开始关注社会，关注生活，产生了很多的疑惑和怀疑，也就激励着学生不断寻找前辈的分析逻辑。就这样，不断总结、不断循环，对以前不理解的社会机制慢慢熟悉了。
不过，仍然有太多的疑惑和不解，需要去发现、探索，只觉以前浪费很多时间（抑郁病症困扰一段时间，逼急了就是这样糟糕）。
由于很喜欢了解中国现当代比较有见地的经济学者（不意味着绝对的土鳖，发达的网络赋予我们了解外域经济学者的机遇），于是就搜集并整理了关于他们的经济思想和生平的资料。
遗憾地是，对他们的著作却未能仔细专研，只能知晓个大概而已（皮毛，这很悲哀，若有可能必定细细拜读他们的著作）。与改革开放之前的经济学者相比，经济学者的地位和权威都在不断攀升，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学生受到张五常（Steven N.S Cheung）大师的影响最深，对其博文更是从不放过，其经济著作中《佃农理论》、《新卖桔者言》、《中国经济制度》、《经济解释卷》都有过大致了解。其中的《五常学经济》卷中的一个方法论，给学生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此观点引述自哲学家波普尔，使得学生在那个时侯就疯狂地爱上了认识论，尤其钟情于逻辑实证主义（后面对直觉主义持肯定态度）。他的视野之广阔，对经济问题领悟之深刻，对经济现象的解释力度之强劲，已经使我辈难以望其项背。
自然也就成为了他经济思想的迷恋者，尽管不能够真正把握住其精髓，但对他的经济研究方法论却尽力全盘吸收。他反对将一些最原始的经济思想，用高深复杂的数学方程式展现出来。
既然能够用通俗语言表达出来，就不必创造些看上去只有数学家能够理解的数学式子。因此他就批判19世纪末——20世纪初所兴起的那股边际主义思潮，将数学引入经济学以致到后来出现数学的泛滥化，而生产不出具有新颖性、独创性的经济思想。
他倡导的经济解释论深深地影响了内地的经济学发展，如北大的周其仁教授的真实世界经济学、薛兆丰教授的法律经济学、人大的黄少安教授的新制度经济学。
他们都尽力解释现实经济现象，若当前理论不能或不足够好解释此经济现象，那就从理论处着手提出新理论、新思维。这是相当有趣的分析框架，你可以多问几个为什么？
然后寻找一个经济解释支点加以推导，合则已，不合则弃。火车黄牛党存在合理吗？电影院里的座位票价为什么一样呢？为什么唯独东亚市场存在讨价还价现象？都是他们经济解释的领地，而且真的有无数想象的空间，但他们却给你带来偌大的惊喜和兴奋。
在本科阶段，我一直坚守着经济解释的方法论，总想去发现经济现象中蕴含的经济逻辑，其被探寻到最深层往往都触及到那些最简单的经济思想，更一般地说是哲学思想。
大多数人都觉得可笑，现在是一个不需要哲学的时代，而是一个讲求应用、注重价值的时代，受到冷落是自然的事。但我对哲学尤其是认识论的爱永远不可能消失，是他给予我求知若渴的希望，是他给予我知识的再定义。
每个人都在说知识，但并非都能懂得何谓知识？知识是怎样产生的、传承的？基于这般信念，因此，平时很少去花费心力做什么模型，用什么回归，描什么点之类事宜，那些若有必要应该是放在专业研究阶段，在青年时期若无经典经济思想顿悟闪现，那就很难有机会照亮一个不为人知的经济角落（这是从1969年到当前所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身上发现的共同特点）。
这直接导致当我看到一个本科阶段的经济学子拿来一大堆模型、方程式论证一个能够用通俗语言描述的经济现象的合理性时，内心涌动着不在乎之心情。
在我看来（是认识论上的数学直觉主义所致）经济学甚至任何科学都由直觉指导，如果你对一个经济现象都不能够直觉地判断其经济逻辑，那用再多的数据模型甚至程序进行论证都不过是狡辩（直觉主义）。
继承此逻辑，在我的记录中永远没有过于深奥的数字推演，不过是些耳熟能详的经济事实和经济术语（在专业研究阶段，却很有必要考虑到数据实证）。
（此文写于大四上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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