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先生说，苏东坡是“饮酒成癖者”。东坡爱喝酒，但酒量不行。他在《书东皋子传后》写到：“天下之不能饮，无在予下者。”他这么说似乎有点绝对了，至少应该算上我啊。
因为我只有六小盅酒量。属于地地道道地“不能饮”。
记得六七岁的时候，一次母亲自酿米酒。那时家里条件差，没有糯米，就用石磨将玉米粒碾成碎瓣，放入锅中蒸熟取出，倒入一盆温开水淘洗，再捞起滤干，倒入研细的甜酒曲拌匀，装入罐中，加盖封好，放在灶台上，数日即成。
母亲做的米酒香甜醇厚，口感极佳，我忍不住连喝两碗。米酒的乙醇含量很低，可我竟然喝醉了，倒头便睡，半日方醒。醒来后，父亲说，我睡梦里说胡话，连声呼叫父母，嚷嚷着村子里一个熟识的邻居拿着一把斧头，来砍伐我们家门前的那棵大核桃树。姐姐和哥哥在旁边一边点头附和，一边哈哈大笑，母亲更是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
这件童年趣事，后来常常被提及，成为家里茶余饭后的谈资。我不善饮酒的名声传遍了整个村庄。参加工作后，一次到老家村子里督促农业生产，乡亲留我吃晚饭。席间有人劝酒，一位熟识的长辈劝解道：算了算了，这小伙儿喝不了酒，小时候喝米酒都能喝醉哩！众人闻之，先是半信半疑，旋即笑得东倒西歪。
自幼有了这层心理阴影，我对酒有点排斥，平日里敬而远之。逢年过节，或重要聚会，偶尔拿起酒杯，也是做做样子，浅尝辄止。一些朋友说，酒量是喝出来的，要练！我也曾试着训练自己，抱定视死如归的信念，横下一条心，强制自己多喝几杯。结果无一不是醉得一塌糊涂，昏睡不醒。有几次甚至呕吐不止，全身虚脱，几天提不起精神，走起路来像柳絮般飘浮着。
屡败屡战，屡战屡败，让我清醒地认识到自己身体里缺乏饮酒基因。在无数次试验中，我明白，只有当喝酒在六小盅以内时，才能实现酒力与酒量大体平衡，头脑保持基本清醒。如此经年累月，朋友们也都清楚，纵有造化神功，于我的酒量也全然无补。他们失去了耐心，不再对改造我的酒量抱任何幻想。凡有宴席，他们就会主动为我额定任务，只喝六杯，绝不再劝。就这样，我六杯酒量的消息不胫而走，成为一个特殊标签。酒量如此不堪，我也就不喜欢喝酒，平日里一滴酒不沾。
想起来也挺难过的。我内心里无限仰慕苏东坡，将他引为人生偶像和精神导师。然而，仅喝酒这一件事儿，就难望东坡项背。
东坡虽然不胜酒力，但他喜欢喝酒。他在《书东皋子传后》继续写到：“然喜人饮酒，见客举杯徐引，则予胸中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适之味，乃过于客。闲居未尝一日无客，客至未尝不置酒，天下之好饮，亦无在予上者。”家中天天请客，桌上顿顿有酒，见到客人举杯痛饮，他心中比客人还要酣畅淋漓，实在是个至性至情的男人。
东坡如此好客，自然很费酒。他在谪居惠州期间，附近五个太守，慕其才华，敬其节操，经常送点酒给他。这些酒肯定是不够喝的，于是，他居然学习当地民间技法，自己酿酒。尽管东坡酿酒技艺不精，三儿子苏过笑他酿的“桂酒尝来犹如屠苏酒”，可是东坡依然乐此不疲，还尝试酿造了好几种酒。
东坡爱酒，是中国酒文化的一个缩影。中国是一个酒的国度。地不分南北，人不分男女，皆饮酒成习。《诗经·豳风·七月》写到：“朋酒斯飨，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在历数农事艰辛后，描写了农夫登上庙堂，举杯向王公贵族祝寿的场景。唐代诗人王驾《社日》写到：“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想想那画面，酒不醉人人自醉啊！
人是社会动物。在漫长的社会生活中，形成了繁杂的规则制度，将人囚禁在理性的笼子里。人的社会性不断强化，天性被抑制甚至抹杀。生活总是充满了辩证法，它不失时机地赋予了人喝酒的天性。醉酒能够解脱理性束缚，进入一种自由状态，从而激发艺术创造力。因是之故，古今中外，酒与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尤其是酒与诗歌，常常被相提并论，苏东坡《望江南·超然台作》说：“诗酒趁年华。”美国作家克里夫顿·费迪曼说：“酒是瓶子里的诗歌”。
中国诗人饮酒，传下无数佳话。一代枭雄曹操逐鹿中原，慨然长叹“对酒当歌，人生几何？”陶渊明作《饮酒》二十首，以饱含忧愤的笔触，抒写对现实的不满和对田园生活的追求。李白居然能做到“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无愧于“酒中之仙”的称号。杜甫“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写尽了战乱之后的狂喜心情。王维一句“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戳中多少离人泪点，成为千古送别绝唱。王翰“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把人带入苍凉的边塞，战争的残烈场面如在眼前。刘禹锡“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暗寓了对自己贬谪生涯的无奈和忧愤。陆游“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极尽农家生活之妙。苏轼“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将人生的悲欢离合，融入对茫茫宇宙的追问之中。范仲淹“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一反苍凉悲郁风格，令人嘘唏不已。李清照“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传达了女词人委婉细腻的内心世界。黄庭坚“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将昔日相聚宴游之乐与别后漂泊江湖之苦形成强烈对比，对朋友的思念之情跃然纸上。
不单诗人与词家。画家，书法家，亦多嗜酒成癖。王羲之醉酒之后挥毫写出《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据说，后来王羲之“更书数十本，终不能及之。”画圣吴道子，作画前必畅饮，待大醉动笔，挥毫立就。
与中国大异其趣的是，西方世界推崇酒神精神。尼采将酒神精神上升到哲学高度。与叔本华不同，尼采承认人生的悲剧性，又超越人生的悲剧性，强调生命抛弃传统束缚回归原始状态，确立一种对待人生悲剧的积极立场。酒神精神广泛地影响了西方的文学创作。美国文坛硬汉海明威的作品中，弥漫着一种坚不可摧的精神力量，他本人也是嗜酒如命，他有句名言：“能站在吧台边,就别找桌子坐下。”德国诗人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面包和美酒》赋予诗人以神性品格：在这贫困的时代,诗人何为?/可是,你却说,诗人是酒神的神圣祭司,/在神圣的黑夜中,他走遍大地。
酒已经渗透到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民间说，无酒不成宴席。过节日，办喜事，要觥筹交错，大宴宾客。朋友小聚，要猜拳行令，交流感情。离别之际，要推杯换盏，以浇离愁。就是在家里，好多人也喜欢炒几个小菜，浅斟低酌，悠哉乐哉。
政务商务活动中，饮酒也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些深谙此道的政商界人士说，很多事情都是在酒桌上办成的。我在乡镇任职期间，公务饮酒成风，很多单位天天大摆宴席，一些官员整日泡在酒桌上。有的地方官员每天晚上端着酒杯，往返几家酒店，逐席轮流陪客。有时喝得兴起，嫌小酒杯不过瘾，主客欣然弃盅换碗，学打虎的武松，举碗豪饮，甚至连干数碗，令人叹为观止。我没有酒量，又不能怠慢客人，只好偷梁换柱，以水充酒，嘴上豪言壮语，心里忐忑不安，生怕露出马脚，那事儿可就大了。
在乡间工作，就得经常下乡访问农户。有时往返不便，留在农家吃饭，热情的主人炒一桌子菜，打来一壶自酿的土酒。这可事关与群众的感情，你若不喝，主人会认为你摆架子，看不起他，就会很生气。于是，我也顾不上只有区区六杯酒量，拿起杯子跟着一起喝，只到把自己喝趴下。
饮酒作为一种饮食文化，自古以来，形成了一套严谨繁琐的酒席礼仪。正式宴会要致祝酒辞。同桌饮酒要做到长幼有序，主客有别。为了让客人多喝点酒，主人就要劝酒。为了劝动客人，主人极尽劝辞之妙，让客人无法回绝，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劝酒辞。在乡间一些红白喜事场合，人们将劝酒辞演化成“说酒话儿”，令人惊叹汉语的无限丰富性，妙趣横生，雅俗共赏。
当然，美酒虽香，饮之有度。所谓花看半开，酒饮微醺。如果一味地豪饮暴饮，甚至纵酒酗酒，就会对身体造成很大伤害。《饮膳正要》说：“饮酒过多，丧身之源。”更有极端者，对酒精产生依赖，变成一个酒鬼，那就更不值得了。
窗外雪花飘落，匆匆又是一个冬天。不由地想起魏晋名士刘伶《酒德颂》所言：“幕天席地，纵意所如。止则操卮执觚，动则挈榼提壶，唯酒是务，焉知其余?”此刻谁有饮酒之心，且来且来，趁天色将晚，与你共盏，痛饮六杯，共步壶中天地，共度诗意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