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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把自己感受到的东西、在自己脑海中浮现的东西，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自由地写出来”并没有嘴上说的那么简单。特别是对于毫无小说创作经验的人而言，可谓难于上青天。为了从根本上转变自己的设想，我暂时放弃了稿纸和钢笔。稿纸和钢笔在眼前的时候，我总会情不自禁地端起“文学的”架子。与之相反，我拿出了之前收拾好的奥利维蒂机械工业公司的英文打字机。之后，我就尝试着用英文写小说。不管怎么样暂且想做出些“不同寻常的东西”。

当然，我的英文写作能力是很有限的。我只能用有限的单词、有限的句子撰写文章。语句自然也很短小。大脑里即便呈现出多么复杂的想法，也无法以其原本的形式表现出来。我只能尽可能地用简单的语言传达内容，让我的意图清晰易懂，并削减掉多余的描述，让全体以一种紧凑的形态，装进具有限制的容器内。这样的文章很是生硬。不过，就是在这样辛辛苦苦地创作中，渐渐地具有我自己风格的文章旋律感般的东西诞生了。

作为出生于日本的日本人，从小至今我一直使用着日语，所以日语的许多词汇和表达都作为定式满满地挤在我的系统中。于是，当我想要将自己心中的感情和情景文章化的时候，这些定式就会匆匆忙忙地来回游走，偶尔也会在我的系统中产生冲突。然而，使用外语写文章的时候，因为词汇和表达有限，所以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于是，我那时发觉，即便词汇和表达的数目有限，但是如果可以有效地加以组合，那么根据这种组合的方式，就可以顺利地表达感情和见解。总而言之，就是“即便不堆砌晦涩的词汇也可以”“即便没有打动人心的华美修辞也可以”。

很久之后，我才发现一个名叫雅歌塔·克里斯多夫的作家，使用同样效果的文体写出了许多优秀的小说。她是匈牙利人，但是在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动乱中逃亡到瑞士，从此无奈地用法语开始小说创作。因为，用匈牙利语创作小说，根本无法维系生活。法语对于她而言，是后天习得的（不得不学习的）外语。然而，正因为她使用外语进行创作，所以她能够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全新文体：组合短小文章的和谐韵律、毫无转弯抹角的直率用语、摒弃装模做样的恰当描写，以及，虽然没有写什么惊天动地的东西，但其中却隐藏着谜一般的氛围。我还清楚地记得初次读到她的小说时，所感受到的那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当然，我们的作品风格迥然不同。

当发现这种用外语创作的趣味性，并掌控了书写具有自己风格的文章的节奏时，我再次将英文打字机收起，又一次拿出稿纸和钢笔。我坐在桌旁，用英语写完一章左右的文章后，就将其“翻译”成日语。虽说是“翻译”，其实并非是僵化的直译，说起来应该是接近于自由的“移植”。于是，一种崭新的日语文体就必然而然地浮现出来。这是属于我自己的独特文体。是我自己发现的文体。那时我想：“原来如此，只要这样用日语创作就好了。”正如常言所说的“恍然大悟”。

不时会有人说：“你的文章有翻译腔调。”所谓的翻译腔调的正确含义究竟是什么呢，我全然不知，但是我想，这种说法在某种意义上是恰当的，而在另一种意义上又是偏颇的。完成最初的第一章，然后将其“翻译”成日语，从字面上而言，那种说法似乎很有道理，但是这到底只是着眼于实际操作过程的问题而已。我的目标毋宁说是摒弃多余的修饰、获得修辞“中立”而文脉顺畅的文体。我所追求的，并非是用“日语性极为稀薄的日语”写文章，而是使用远离所谓的“小说语言”“纯文学体制”的日语，配合着自己的自然声音“讲述”小说。为此必须做些牺牲。说得极端些，那时对于我而言，日语只不过是功能性的工具而已吧。

或许有人会认为这是对日语的侮辱。实际上，我也遭受过这样的批评。但是，语言这种东西本来就很坚韧。漫长的历史也证实了它拥有坚韧的力量。不管是谁用怎样的方式粗暴地对待它，都丝毫不能损害它的自律性。用一切可以想出的方法探测语言的可能性、在尽可能的范围内拓展语言的有效性，是所有作家的固有权利。如果没有这样的冒险心，就不可能产生任何新鲜的事物。对于我而言，直至今日，在某种意义上日语仍是工具罢了。并且，我相信这种对日语工具性的深度追寻，说得夸张点，与日语的再生有着密切的关系。

总之，我就这样使用新获得的文体，将之前写成的“不那么有趣的”小说，从头至尾彻底重写了一遍。小说的情节大致相同，但是表达方法却截然不同，阅读印象也迥然相异。它就是现在的《且听风吟》。我对这部作品非常不满。对写好的东西，我反复阅读，发觉它是一部不成熟且缺点众多的作品。我希望表达的东西，只有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被写了出来。但是，因为是处女作，姑且以一种能够理解的形式最终写完，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自己完成了一件“重要的移动”，换言之，或许这种感受回应了那个时候的epiphany的感觉，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回应了我自己。

创作这篇小说的时候，比起“撰写文章”，毋宁说我体会着一种近似“演奏音乐”的感觉。我至今都珍藏着这种感觉。总而言之，与其说是用大脑书写文章，不如说是用体感编织文章。保持应有的节律、发现完美的和音、笃信即兴演奏的力量。总之，深夜面向厨房的餐桌，使用自己发现的全新文体创作小说（近似的东西）的时候，就如同手中握着崭新的工作道具一般，我的内心欢跃不止。而且，它至少顺畅地充盈了我三十岁前内心所感受到的那种“空洞”。

最初写成的“不那么有趣的”作品，与现在的《且听风吟》放在一起对比，可能更容易理解我的感受吧，但遗憾的是“不那么有趣的”作品已经被我废弃了，所以无法再比较。当初到底写了些什么呢，我自己也记不清楚了。当时我想，将它弃置一边就行，我不需要这样的东西了，于是毫不犹豫地把它扔进垃圾箱里。我的想法是：“写这样的东西，我的心情很难愉悦”。写这样的东西，我的内心也确实很不愉快啊，因为它并不是从我体内自然流出的文体，就好像穿着尺寸不合适的衣服做运动一般。

杂志《群像》的编辑打来电话说：“村上先生投寄的小说，已经进入新人奖的最终遴选阶段”，是在春季的某个周日清晨。神宫球场的揭幕战已经过去一年，我也已经迎来三十岁的生日。电话似乎是中午十一点多打来的，由于前一天工作到很晚，所以那个时候正在酣然熟睡。睡眼惺忪地拿起电话听筒，却完全无法理解对方想要表达些什么。说句实话，给《群像》的编辑部投寄稿件的事，我早已忘得干干净净。完成作品后姑且将其委托到某人的手中，已经平复了我“希望写点东西”的心绪。因为是正颜厉色、按照个人的想法一气呵成的作品，所以能够进入最终遴选阶段，确实出乎我的意料。我甚至都没有复印原稿，所以如果没有进入最终遴选阶段，这篇作品就会永远地消失了吧，而且估计我也不会再写小说了。细想起来，人生可真是不可思议啊。

根据编辑的话，包括我的作品在内总共有五篇小说进入了最终遴选阶段。“哎？是吗？”我想到。因为自己还昏昏欲睡，所以心中并未涌现出什么实际感觉。我离开被窝，洗了脸，换了衣服，就和妻子出去散步了。当走到明治大道的千駄谷小学附近的时候，发现树荫处卧着一只信鸽。将它捧起，发觉它的翅膀似乎受了伤。它的爪子上套着一个金属制的名牌。于是，我双手捧着它，将它带到表参道同润会公寓（现在已经变成“表参道之丘”）附近的警察值班岗亭，因为那是周围最近的岗亭。之后，我们就沿着原宿的内道离开了。那时，那只受伤的鸽子在我的手中如此温暖，还微微地颤抖着。那一天是一个天朗气清、让人喜悦的周日，周围的树木、建筑物以及商店的橱窗，都在春日阳光的映照下，熠熠生辉，明媚无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