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年说狗
曾令琪
狗为“六畜”之一，为较早被人类祖先驯养的一种动物。自古以来，狗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在中国文化中，狗当之无愧地占有一席之地。
狗嗅觉灵敏，动作迅速，在打猎时，常配合主人获取猎物。而封建社会臣子与国君的关系，正同于猎狗与主人的关系。因此，封建王朝杀戮功臣，人们就称之为“狡兔死，走狗烹”（《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对封建帝王表示谴责。
在生活中，狗也常传递信息，起到信使的作用。据《晋书•陆机传》记载，陆机这位江东名士曾养一犬名黄耳，后带爱犬久居京师洛阳。有一天他对黄耳开玩笑说：“你能给我带一封书信回江东老家吗？”黄耳摇尾点头答应。陆机藏信于竹筒，系于犬颈。黄耳跋山涉水，机智地乘船渡过长江，将信送回家中，又将回信带回洛阳，完成了主人的使命，为千古“狗坛”留下了一则嘉话。
秦汉以前，我国养猪业不太发达。孟子在《孟子•梁惠王》中曾把“七十者可以食肉”作为政治清明、天下太平的一个标志，可见人们吃肉之难。而狗易繁殖，生长快，宰杀容易，于是战国以后养狗、屠狗之风大盛。在天下大乱、风起云涌之际，“屠狗者”中也涌现了许多叱咤风云的英雄豪杰。如汉高祖的猛将、在“鸿门宴”上义正辞严指责项羽的樊哙，就是屠狗出身。而大名鼎鼎的西蜀才子司马相如之所以被汉武帝召见，亦得力于宫中管理猎犬的“狗监”、相如的同乡杨得意的大力推荐。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曾说，狗肉“黄犬为上，黑犬、白犬次之”，气味咸、酸，温而无毒，有“补血脉，厚肠胃”的壮阳之功，对滋阴补肾大有好处。好事者不妨在冬天一试。
不仅如此，狗还在交通运输上出过大力。我国东北地区（包括今之朝鲜），每年有相当长时间气候酷寒。冰天雪地，行路极难。于是，人们发明了狗拉雪橇（现在叫“爬犁”），负重载人。元朝周密《癸辛杂识》续集载：
高丽以北，地名“别十八”，其地极寒，海水皆冰，自八月即合，直至来年四、五月方解。人、物行其上，如覆平地。站车往来，悉用四狗挽之，其去如飞。
甚至元朝在东北的驿站，也采用这种方式（参见《元史•兵志》），狗为元朝巩固在东北的统治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人的力量受阻的时候，狗发挥了巨大的威力。
另据《国语•晋语》记载，古代还曾利用狗警惕性好、灵敏度高的特点，让狗在军事上大显身手。为防敌人偷袭，守方晚上常在离军队岗哨三百步左右放置成年犬数只；如若敌人前来，则犬吠报警，以便部队迅速作好迎战准备。这叫“狗附”。至于现、当代，用犬追踪、报警、探险、救援、查毒、防化……狗简直大派用场了。我国的儿童片电视片《警犬历险记》就表现了这个内容。所以，各国对表现突出、立有战功的狗，有授予勋章、加以表彰的制度；对退役、伤残的“功勋狗”，也给予特别的照顾。
在民间，有“狗通人性”之说。“来而无往非礼也”，主人对狗好，狗当然忠于主人。据晋朝陶渊明《搜神后记》记载。太和年间，有个广陵人杨生，特别宠爱所养的一条狗。有一次杨生醉卧大泽边草丛中，野火忽起，狗拖之、踢之而杨不醒；狗急中生智，到泽中浸湿全身，然后洒身上之水于杨生四周草上，往返多次，终于使杨生幸免于难。另一次，杨醉掉枯井中（呵呵，看来此人是个贪杯的酒鬼），狗向井长号，引得路人将杨救出。救者索此狗而去，不料几天后狗又半夜跑回杨生家。这条狗真是以“义”为重，印证了流传甚广的民谚：“儿不嫌丑，狗不嫌家贫。”
正因为狗有上述美德，所以深受中华各族人民喜爱，北方各族至今还用狗来牧羊、拖爬犁，东北、西南地区有的民族还有为数不少的“狗禁忌”。而古代文人咏赞狗的诗、文也很多。较著名的有晋朝傅咸的《狗赋》：“何世来贡，作珍皇家？骨相多奇，仪表可嘉……”对“神狗”大加赞美，开一代“狗文学”之先河。翻开一部中国文学史，写狗、咏狗之作比比皆是。——当然，以上所举还只是把狗当作纯歌咏对象。到明、清改朝换代之际，一些封建官僚变节事敌，充当清朝的奴才，丧尽廉耻。于是有气节的文人学士如陈鼎、徐芳等，作《孝犬传》、《义犬记》，把狗当作主人公，为之作传记，从而较隐晦地批判了那些寡廉鲜耻的新贵，意思是他们连家养畜牲都不如。
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平平常常的狗为中国文学添进了特殊的警世意义。
1994年1月，于古资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