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的艺术——中国书法（53）
2、虞世南（558—638）
虞世南，字伯施，浙江馀姚人，是由隋入唐的初唐四大书家之一。自幼跟智永和尚习书法，所谓”深得山阴真传”，就是指他深信王羹之的笔法。为唐太宗李世民所器重。唐代自文宗以下，历朝皇帝都以王羲之的书体为楷模。太宗曾“以金帛赐求王羲之书迹，天下争赍古书，诣阙以献”，虞的书法，继承多于创造，加上虞世南博学卓识，坦诚忠直，故而深得宠幸。太宗誓言远学王羲之，近学虞世南，足见其影响力。“虞体”后世评述不一，他那笔圆体方，外柔内刚，几无一点雕饰或火气，也自成书风，而他的行草书，则几乎是王羹之行草诸帖的嫡传。
唐太宗非常赏识虞世南的博学卓识、坦诚忠直，常在政务之暇，同他谈论学问，共观经史。世南容貌儒雅，而志性刚烈。每当谈论到古代帝王为政的得失时，常存规劝讽喻之义。太宗常常对侍臣说：“朕因暇日与虞世南商略古今，有一言失，未尝不怅恨，其恳诚若此。朕用嘉焉。”
王书传人
唐太宗李世民倡导“书圣”王羲之的书风。他亲自为《晋书》撰《王羲之传》，搜集、临摹、欣赏王羲之的真迹，又命萧翼从山阴僧辩才处赚得《兰亭序》真迹，令人摹制多本，赐给群臣，甚至死后还把《兰亭序》的原件殉葬昭陵。书学为唐代国学之一，取士也讲究书法。唐代书学之盛可渭亘古未有。
虞世南少年时曾向王羲之的七世孙、智永禅师学习书法，甚得王书神髓。为了学习书法，他曾把自己关在楼上，业成方才下楼。写过的废笔足足装满了一大瓮。他白天练完字，在入睡前还用手指划着肚皮或床单，琢磨字的气势结体。日子长久，被单也划穿了。通过刻苦学习、虞世南成了王氏笔法的嫡传宗师。
唐张怀瓘《书断》评虞世南说：“其书得大令（王献之）之宏规，含五方之正色，姿荣秀出，智勇在焉。秀岭危峰，处处间起，行草之际，尤所偏工。及其暮齿，加以遒逸。臭味羊（欣）、薄（绍之），不亦宜乎！是则东南之美，会稽之竹箭也。”“伯施隶、行书入妙。然欧（阳询）之与虞，可谓智均力敌……论其成体，则虞所不逮。欧若猛将深入，时或不利；虞若行入妙选，罕有失辞。虞则内含刚柔，欧则外露筋骨，君子藏器，以虞为优。”当时虞世南的声望便在欧阳询之上。
1、《孔子庙堂碑》
《孔子庙堂碑》为虞世南撰文并书写，是其最著名的代表作。原碑立于唐贞观七年（633年）。碑高280厘米，宽110厘米，楷书35行，每行64字。碑额篆书阴文“孔子庙堂之碑”六字。碑文记载唐高祖五年，封孔子二十三世后裔孔德伦为褒圣侯，及修缮孔庙之事。为虞世南六十九岁时所书。此碑笔法圆劲秀润，平实端庄，笔势舒展，用笔含蓄朴素，气息宁静浑穆，一派平和中正气象，是初唐碑刻中的杰作，也是历代金石学家和书法家公认的虞书妙品。“仅拓数十纸赐近臣”（清杨宾《大瓢偶笔》）。据传此碑刻成之后，车马集碑下，捶拓无虚日。未几火烬毁，武周长安三年（703），武则天命相王李旦重刻又毁。唐刻拓本今罕见。后唐拓本《孔子庙堂碑》流入日本，现藏日本东京三井文库。
宋代黄庭坚有诗云：“孔庙虞书贞观刻，千两黄金那购得？”可见原拓本在北宋其珍贵。现存此碑的两种重刻本：一在陕西西安碑林，宋初王彦超刻，世称“陕本”，或“西庙堂本”；一在山东城武，元代刻，称“城武本”或“东庙堂本”。前者字较肥，后者较瘦。四庙堂碑，嘉靖三十四年地震时石断为三。断后初拓本二行“虞世”二字完好。明中期拓本末行“风水宣金石”几字完好。
关于三井藏有唐拓本《孔子庙堂碑》，不能不提到三井高坚，本世纪初，日本三井财团中有名三井高坚（字宗坚，号听冰）者，好艺事，嗜鉴藏，因挟雄厚之资，委其好友、著名篆刻家河井荃庐（仙郎）往中国，大肆搜罗中国金石碑刻，获取珍贵罕见的中国古代善本碑拓百余种，其中唐字孤本十数，宋拓则愈半百，皆秘藏于其听冰阁中，一时名播遐迩。然因其所藏深不露，与世隔绝达六十多年，故一般多仅闻盛名而鲜知其详，更无一饱眼福。直至近年，方移入财团法人性质的东京中野上高田的三井文库。人们通过文库定期的公开展示，方得稍窥一斑，其中包括久藏着的唐拓本虞世南《孔子庙堂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