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给我介绍说：“这是我的发小，我们从这么大点到现在。”说着，还比划了一个高度，好像半米的样子。
在任何他想见他的时候，他都可以见到他，他们快活地分享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共同把一些固执的劣习沿用至今，甚至还有父母亲的往事，那些看起来并不起眼的往事，在今天，因为共同拥有不仅弥足珍贵，并且表现出强烈的属地意识。就算我们在一个屋檐下一个锅里一张床上，可是因为那个叫发小的人，我立刻灰头土脸起来，仿佛我生来就没有可以纠缠至今的伙伴。
在我最初的记忆里，他们蓄谋已久逐个逃脱，剩下我不明就里原地张望。我拿不出一个像样的证据，人证物证都不在我手里，他们散落在何方我也不知道，没人能给我作证。多少年来我依靠想象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回望，虽然这种回望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内容，但我仍然坚持这么做。
直到今日，我突然感到，或许真有那么一个发小，他其实一直在我身边，并且将来也会不离不弃。我没心没肺地忽略了她，他不是鱼晓，不是霞霞，也不是董荣，还不是很多人。很多人都成了其他人，只有他一直是他，不求回报地跟随着我，注视着我。
出发了。在小学的假期里，我都会跟随一个叫乔老三的人在两个城市里穿梭。一放假我就要去离家六十多公里外阿瓦提的姥姥家，乔老三是姥姥同事家的孩子，三十多岁，开着一辆绿得发黑的嘎斯车，他是我假期迁徙的专职司机。我觉得自己像杂耍里的空竹，行程就是那根线。我们来来去去，我从这里滚向那里，从那里滚向这里，即使杂耍者的姿势很美，对于空竹来说，就是滚来滚去。
假期是从关上车门那一声很大的“嘭”里开始的。出发前，我仔细核对了需要带的东西。说真的，我已经不大记得我核对出了什么，只是有这样的习惯。因为一旦落下什么，乔老三绝对不会为我取个东西而跑一趟。核对只能带给我安全感，类似于出门前无数次拽门把手，按电源开关，检查煤气。说真的，我们没有给过乔老三任何回报，仅仅是因为受人之托，他每次都认认真真地开着那辆嘎斯车，认认真真地接送我，昂首阔步奔驰在康庄大道上。
是的，终于要说到重点了，重点就是这条康庄大道，以及将来很多条康庄大道。其实它们并没有多康庄，它们只是一条又一条普通的国道，省道，甚至是一条便道。我不知道它们的具体代号，但是这些路陪伴着我，在我找不到落脚点的时候，充当了我的落脚点。
去阿瓦提六十多公里路况很好，沿途风光也不错。我知道走过大约多久后，路边会有个小村庄，种满了笔直的白杨，清白的树干上有很多深褐色大大小小的坑，像是白杨的胎记，树枝毫不犹豫冲向云端。在路边有一张木床，上面铺着色彩艳丽的地毯，天气晴好时，一个头戴白色纱巾的老奶奶会坐在床上晒太阳，车快要经过她身边时我就会探出头，一直看着她，直到被乔老三吼着把脑袋伸进来。
说实话，我早已不记得乔老三的模样，这多少有点忘恩负义，不过这怎能怪我，你们不能要求一个定期迁徙的孩子能记住她身边的一切。她或许能记住戈壁滩上第一百三十六根电线杆，而对身边的人没有感受，他不在我的情感序列里，只是列席没有发言。有时我也会惭愧地告诉自己，他和那条路同样重要，若没有他的兼职，我不可能孤单地来去，虽然两个起点都有疼爱我的亲人，但是在这条路上我形单影只。在当时，我或许没有此刻矫情，然而此刻，我重温了当时的路程，只看到一个孩子的背影和那辆绝尘而去的车。
在国道和省道都走腻歪之后，乔老三抄了近道，他对这条路一知半解却兴致勃勃。所谓近道就是从一个村庄里穿过。村庄里横亘了一条小渠，水很浅，他准备一脚油门冲过去，但没成功，车子牢牢地陷在了泥里，任凭发动机咆哮，压根没有要出来的意思。
乔老三去搬救兵，我坐在驾驶室里等他，天渐渐暗了下来，他还没回来，我有些慌但不敢去找他，忽然就委屈，想哭也想克制，最终没忍住，我嚎啕大哭。不知过了多久竟睡了过去。等醒来，天都快亮了，我又接着哭。乔老三和救兵们正在拖车，救兵是村里几个素不相识的巴郎子（维吾尔语小伙子），有个巴郎子看我哭得一团模糊，就近走到一户人家，给我拿来一碗酸奶和一块馕，我顾不上哭了，迅速把它们卷进肚子。
车终于从小水渠里出来了。乔老三拍了拍巴郎子们的肩膀表示感谢，大家笑得很腼腆很得意，仿佛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为了保险起见，乔老三拐上省道，他愉快地打了个口哨，一脚油门加快了速度，朝县城疾驰而去。
在我记忆的黄金时期，这条路和乔老三商量好似的，双双来到我面前，我知道我无法选择，也抹不开面子谢绝介入。我没有刻意记住他们，甚至还失散了，但是他们记住了我并一路尾随，我们身上一定有相似的记号，多年后凭借记号团圆。可是后来我才发现这种团圆仅仅是精神上的团圆，作为人证的乔老三和物证的嘎斯车早已没了音讯。那几个假期并不能拼凑成一个七巧板，他们失去了成为发小的支撑，最终变成了我的不能自圆其说。
很多年我都没有完整的时间和我周围的朋友培育友谊，每当进入如火如荼的阶段时，迁徙的到来暂时中断了友谊的发酵而留下空白。这种空白不仅是时间上的，它也涉及我性格的节奏感。等我急匆匆准备填补时，或多或少都有点物是人非。几个回合后，大家都找不到衔接点，我手中不乏这样半途而废的鸡肋，虽然持有它，但兴味索然。
终于，我不需要独自迁徙了。暂时告别了那条路，有了相对集中的时间来稳定自己，一拨人迅速渗透了我的生活，我兴奋极了，代偿般把这种生活放大，像是饿久了的人面对饕餮盛宴的眩晕。就在我准备狂欢的时候，一个更大的空白到来，举家搬迁终止了我的盛宴，我咽下了口水，这一次，我恐怕连鸡肋都不能持有。
举家搬迁的杀伤力远远大于我个人的迁徙，类似于连根拔起，使我找不到衔接的依据，那次即将到来的饕餮盛宴也变成了没有赴约的最后晚餐。很多年后，我和这拨人重逢时，虽然双方都表现了极大的惊喜，可这种惊喜经不起推敲。我见过这一拨人中共同生活见证成长的那些人，他们都在彼此的生活里，对话充满了发小感，而我已然插不上话、只能旁观，然后退出。
我清楚地记得那次搬家，所谓搬家就是把母亲和我们姐弟俩从阿克苏搬到昌吉，两地相距一千多公里。我们全家的交通工具是一辆212吉普车，它的前挡风玻璃很干净，车窗是有机玻璃的，陈旧而模糊，道路两旁的白杨在这两种玻璃之间瞬间由葱茏至泛黄，仿佛那一瞬等于白杨的一生。
原计划在日落之前到达一个歇脚的地方，可是连续的奔波让这台老旧的吉普吃不住劲，我们停下来透透气。远处是青色或者红色的冷峻的山，山脚到路基是茫茫戈壁滩。戈壁没有参照物，即使日行千里也好像没有迈出半步，我猜测几近黄昏的旷野应当很美，但我毫无记忆，只记得那条柏油路是新修的，笔直得没有想象力。
在近焉耆路段，有燥热的风吹过，也只是掀起点点沙尘，身后离我越来越远，今后又要重新开始。到今天为止我经常搬家，唯有这次让我记忆犹新，或许这是一次剥离和告别。我青春期初期的心不能体会到，这种辗转会给我带来什么，我只是觉得自己像一只闯进玉米地的熊，一边掰着玉米棒子一边丢着玉米棒子，面对手里所剩无几的玉米，满地狼藉的玉米地或许更让我感到沮丧。
童年的辗转，离间了我的生活和性格，他们唇齿相依又心生埋怨，生活中有很多连体悖论，我们追逐他们也冷落他们，最后还是南辕北辙地接近他们。后来也有很多路挨个登场，不过都是跑个龙套就下去了，让我难忘的还是从昌吉到乌市的那条路。
接着出发，我得提前两个小时出门，按照习惯，我还是仔细核对携带之物。母亲每天早起做好午饭放进一个铝制饭盒，让我带上。这个饭盒比起今天很多高科技饭盒要拙得多，可是我喜欢它朴素的手感和观感，我一直记得接过饭盒时手掌心温热的感觉，贴着指尖蔓延。
这回乘坐的是一种柴油发动机蓝白相间的中巴车，售票员对我们这些手持月票的乘客非常熟悉，高峰期时有可能会拒载。有一次我看着车子减速进站，可等我准备靠近登车，它虚晃一枪，我追了几步后眼睁睁地看着他径直跑掉，我只能骂骂咧咧地等下一辆并祈祷它不要拒载，否则二十多公里路，我要步行吗？
还好，下一辆车收留了我。这二十多公里路和我假期流动或者举家搬迁的路一点也不同。那些路，像一个从小就离家生活的孩子，固执又隐忍，隐去许多潮湿的东西，包括泪水。而这条路像一个从小在父母身边长大的孩子，养分充足自然生长。道路是两旁是一望有际的田野，麦田，棉花，花生地，再远点是玉米地。当然，辣椒、卷心菜和西红柿必不可少，间或还有一片啤酒花。不过我还是最喜欢向日葵，它金黄色的脸颊一下子就打动了我，它们真憨，大脸盘子还仰那么高，不怕阳光刺眼。向日葵是一种集体的意气风发，它们一定有信仰，在俯仰之间完成了对太阳的膜拜。
在车上，我忍不住打开饭盒，里面是红烧鸡块，茄夹，还有米饭。我突然想起很多年前，这个饭盒曾经盛过酸辣土豆丝，在一次社会劳动课上，收割完最后一个甜菜，我筋疲力尽地打开饭盒，酸辣土豆丝的味道击中了我，就像此刻，红烧鸡块的味道同样也击中了我。我拿起一块鸡肉塞进嘴里，看着车窗外一闪而过的向日葵，看着这个离我越来越近的城市。
搬回一个城市后，停止了辛苦的奔波，我却失眠了，一到晚上，耳边就是那个中巴车柴油发动机热烈的工作声，久久不能平静。不用带午饭了，那个饭盒也收了起来，可是我还记得鸡块的味道，还有那个陌生村庄里，巴郎子给我端来的酸奶和馕。我想和它们商量一下，让它们来做我生活的物证。
我想，我是不是还可以罗列出很多这样的证据来给他介绍：这是我的发小。
发小，北京方言，是指从小一起玩，长大后仍然能够在一起的朋友。基于以上名词解释，我觉得这所有陪伴我的路，和路上的记忆，记忆里的人和事，从未在我的生活退场，安静地待在那里等我过去。等着和我说一声：好久不见。想来他们还真是我的发小，一想到这个，我的心里就圆润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