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的商鞅变法，在中国历史上是具有里程碑一样的意义。它摆脱了一个旧时代，开创了一个新时代。在战国那个群雄逐鹿，战乱频仍的年代，商鞅变法能够取得成功，不能不让我们对其进行深入的思考。    首先，改革要等到时机成熟，适时而动，方能取得成功。而要做到水到渠成，还要重视变法以前的准备工作，化劣势为优势。.    商鞅入秦之时，秦国还很落后。秦晚至春秋才立国，又偏处西陲，民众袭用戎狄习俗，“父子无别，同室而居”，贵族身亡，以人殉葬，一人犯罪，诛及三族，中原各国鄙视秦国，不让它参加“会盟”。秦国长期内乱，战备不修，魏国乘虚而入，夺去了肥沃的河西之地。面对如此严峻的内外形势，秦孝公于公元前361年继位伊始，就下令“求贤”，公开承认“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并且诚心表示：“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可见事实而言秦国有变法的需要，秦孝公有变法的想法。否则，秦国有亡于战国其它强势对手之下。    另外，当时形势瞬息万变，楚有吴起变法，魏有李悝改革。当别人大踏步前进时，弱小的秦国也需要短期而有实效的强国之策。所以，商鞅“帝道”“王道”“霸道”三“道”治国之策中的“霸道”，内蕴严厉的发家思想，正合孝公之意，两人“语数日不厌”。经过这次长谈，秦孝公决定重用商鞅，实行变法，以图富强。    商鞅根据李悝的《法经》，调查了秦国的情况，于公元前359年提出了变法的设想，可是遇到的阻力很大。就连孝公也犹豫不决，便召集廷议。当时旧势力的代表甘龙、杜摯反对变法，强调用旧法治国，官吏熟悉，人民习惯，即“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杜摯甚至说：“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面对这种情况，商鞅看清形势，针锋相对，指出：“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商汤、周武不循古法而兴盛，夏桀、殷纣不改变旧礼而灭亡的历史打动了秦孝公的心，因而商鞅的主张得到他的肯定和支持。商鞅也因这次辩论达到了变法前的级别最高的舆论宣传。    面对不同的形势，采取不同的策略，合理利用对手的情况，达到预定的目的。所以，商鞅利用秦国的危急形势和孝公的急切心理，利用了和众反对者的直面交锋，做好了变法前的准备工作。以后变法的发展也是在这些基础之上顺利进行的。 其次，变法或改革都要取信于民，并且还必须以法治为辅助。由于变法或改革的受众是广大的民众，取信于民有利于获得广泛的支持和信任；由于变法或改革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要保持改革的顺利进行和改革的成果，法制的确保是关键。人治，只会带来人亡政息的后果。    变法之初，恐民不信，商鞅把一根三丈之木立于国都之南门，然后宣布能将此木徙置北门者赐10金。搬动一根木头，何须如此重赏，人们自然不信，于是他又下令，将赏金加至50。有人将信将疑把木头搬到北门，即赏50金，以示不欺。于是商鞅在人们心目中树立了令出必信，法出必行的印象。毛泽东早年在评论“徙木立信”这段故事时指出：“商鞅之法，良法也。......其法惩奸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移动一根木头并非难事，关键是以此而树立的千金难买的威信。    商鞅以重法著称，他极力主张以“法”代“礼”，反复告诫国君“不可以须臾忘于法”。他认为，法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具有“定分止争”和“兴功禁暴”的作用。“缘法而治”是法家的基本主张，最早由商鞅在秦国付诸实施。他认为：“利天下之民者莫大于治，而治莫康于立君，立君之道莫广于胜法”，“民本，法也。故善治者塞民以法，而名地作矣”。因此商鞅变法所以较成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强化法治。他把变法中行之有效的措施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强制贯彻，或者通过制定法律改变旧有的经济关系和某些阶层的特权，保证变法有效地进行，并巩固它取得的成果。如果不以法治，而以人治，那么随着统治者的变化，变法就有可能终止或废弃。商鞅虽死，其法未废，改革仍在延续，就是由于法律保障的缘故。    对于商鞅变法在这方面的成功，张居正改革的最终失败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反例。张居正以理财为监察的中心，整顿官府，使新政得到财政收益。而且注意不拘一格大胆使用人才，培植改革的中坚力量。以均赋役作为改革的中心，厚商利农，发展社会经济。万历九年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将各种税收合并为一种，并将力差归入田赋，一律按田亩核算，减化手续，统一征收。并可改折银两，允许被征调的差役出银雇人代役。这就扩大了货币流通的范围，削弱了人身依附关系，使商贩和工匠获得了人身自由，这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张居正生前的改革，搞得是有声有色，很有效果，大有挽狂澜于衰世的情形。但由张居正个人主导的改革，成功的背后却也隐伏这巨大的危机，那就是没有以法律的形式把改革巩固下来，而导致最后的人亡政息。所以张去世后，被满门查抄，至于他一腔心血建树的新政，更是付诸流水。    再次，不论变法或改革，都要有创新的精神。从实际出发的创新能够立足现实，能够突破陈规。    商鞅从小就受法家思想的影响，但他在秦国主持变法时，并不是完全照搬李悝的主张，而是从实际出发进行的。如耕战政策，当时许多政治家都在各个诸侯国实行过，然而只有秦国的效果特别显著。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商鞅能够从秦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出奖励军功等一系列具体的行之有效的办法。以军功晋级原则取代官禄世袭制度，庸碌无为的世袭奴隶主贵族丧失了政治特权和经济特权，调动了地主阶级和下层民众从事农业生产和参军作战的积极性，使土地日渐开垦，物资日渐丰富，秦国从而逐渐富强起来。因此，改革很有成效。据《史记》记载，商鞅在秦国推行改革十年之后，“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亍私斗，乡邑大治。”    最后，在改革和变法中，主持者要富于斗争精神。因为，无论任何的改革都是对社会财富和权力的再分配，都会遭到一些即得利益者的坚决反对与阻挠。面对这些，就需要改革者冲破层层迷雾，承担着来自于上级和下级的种种压力与不理解。    在推行新法过程中，商鞅也是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的。商鞅变法的实质是消灭旧的制度，发展新的制度，是历史的一大进步。因此，新法的制定与颁行，必然要遭到旧的习惯势力，特别是旧奴隶主贵族的阻挠和反对，激烈的廷议就是明证。另外，新法颁布不到一年，以太子驷的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为首的一批人，唆使太子故意触犯法令，破坏新法的推行。面对上层的阻力，作为国君继承人的太子不可直接施刑，于是就“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他敢于同旧势力作斗争，为维护封建统治毫不动摇。历史上许多改革家之所以失败，并不完全是因为改革的内容不符合实际，有的改革方案甚至很理想，但一触犯权贵的利益和特权，就不敢继续坚持下去，使改革成为纸上谈兵。商鞅却能以极大的勇气推行新法，不畏权贵，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所以说，改革是有风险的，需要有胆识与魄力。否则，改革是不会成功    尽管商鞅先为变法入秦，后却以殉法死秦，但这始终不能阻止植根深厚的商君之法在秦的延续不该，为弱秦变强秦开辟了一个坚实之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