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早，临近起床时间，胡教授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在卫生间里方便。他那干巴巴的小脸儿憋得通红，双脚麻木的不停的颤抖着，无论他怎么用力就是排不出来。他，最终被粑粑给憋醒了。醒来后的胡教授迷迷糊糊的在床上嘀咕着：难道是‘贯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他抬头扭向窗外，像个星象大师那样看看外面的星空，确认一下到底是不是贯索犯文昌。怎奈窗外的天空已经发白，他知道，用不了半个小时，天就会大亮。

不过他也有新的收获，他觉得可以把这个经历做成诗。他的小脑袋瓜儿一转，立时就有了：梦里拉粑粑，一屎惊醒梦中人。他躺在床上对自己的大作颇为得意。为了稳妥起见他又默默的吟诵了一遍，然后心说：“嗯，好像不太像诗，倒像是歇后语，算啦，就归为歇后语吧，毕竟歇后语也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然后，他又一想：“作为歇后语好像也不太好，有两个梦字，这似乎不是很妥当，怎么改呢？”胡教授想了足足两分钟也没想出来，果断的放弃了。

   虽然胡教授放弃了，可他创作诗的热情还在。他的热情不能因为一时的小小的坎坷就变得冰冷，他躺在床上决定迎难而上。他想：创作一首什么诗好呢？中国新诗？不，不，不，没什么新意。最近不是读了巴尔扎克的《幻灭》吗？这本书里的十四行诗不错，要不创作一首彼特拉克十四行诗？妈的，不行，十四行诗的要求太高了，四四三三还能勉强对付，其它的要花费好长时间研究。对了，我给它来个十二行诗，让它成为中国式的十四行诗。他娘的，还是不行，一旦发表在校刊上，大家有可能说我是仿作，仿作实在太难听了。中国制造业热衷仿造，他这个文学副教授可要坚持自由创造。

   胡教授为了坚持自由创造而果断放弃十四行诗。他琢磨着写本书也不错。这几年他把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新诗的创作上，忽视了他本可以写一部传世之作。可以传世的作品很多，写哪一类的作品好呢？胡教授那干巴巴的小脸儿难得有正经的时候。他盯着屋顶想：要不写传记？文学家的传记还是可以写一写的，写谁呢？写鲁迅？不行，对于鲁迅的传记读者一般都选择读许寿裳的，尽管这本书的主观内容多了些。还是写一部《老舍传》吧，那么大一个作家应该写一写的，虽然老舍自己写了本自传。不过，真要动笔写的话一定要保证客观，要向罗伯特.谢伟思学习，绝不能像布赖恩.克罗泽那样带着强烈的政治倾向写，否则的话，读者看不到第十页就会扔掉。

胡教授觉得写一本《老舍传》并不难，可他突然又想到了老舍的死，那可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况且老舍又是被逼投湖自尽的，傻子都知道这是文革造成的。想到文革，胡教授又不免担心起来，觉得那个年代的事还是少写为好，搞不好不让出版。真要是那样的话，他的精力不是白费了吗。关于传记，胡教授又识相的放弃了。

   胡教授躺在床上，思想越来越大胆。一直以来，他都以诗人学者自称，而且近些年在新诗创作上他觉得自己确实收获颇丰，可作为一个学者却建树不足。胡教授对学者有一种执着，他认为学者就应该像胡适先生那样博古通今。“要不写一本哲学方面的书？”他暂时遮盖住自己的羞耻之心大胆的想。

胡教授佩服胡适在中国哲学方面的成就与狡猾。他支持胡适先生面对指责中国无哲学的情况下编了一部《中国哲学史大纲》，更高明的是胡适为哲学下的定义，“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这下就等于把孔孟程朱老庄之流名正言顺的划到哲学范畴了，中国从此有了哲学，这无异于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胡教授想写一本哲学著作，可在具体写哪一家学说方面却犯了难。他深知孔孟程朱学说近年来频繁被人诟病，就剩下荀子值得写一写，可他对荀子学说研究的又不深刻。“不如写一本《中国哲学史》，把范围搞大一些，具体学说写的浅显一点，这样还适合青少年读，搞不好会很畅销。”胡教授还没动笔就已然给自己加上了一个哲学家的头衔。他用创作新诗的想象力想象着这本著作被读者疯狂抢购的情景。“不行，不行”胡教授在脑子里来了一个大刹车。“不能叫《中国哲学史》，胡适那么大学问都谦虚的在后面加了“大纲”二字，如果我冒然这么命名的话，不被那些搞哲学的人攻击才怪。可到底应该如何命名呢？”胡教授又犯难了。他生平第一次责怪起了胡适先生，怪他太过虚伪的在中国哲学史后面加了“大纲”二字，以至于剥夺了他本可以再多一个哲学家的头衔。

   经过一番思想上的挣扎，胡教授理智的决定暂时放弃著书传世的想法。他看了一眼窗外，天已经全亮。他倚着床头，从床边拿起烟，点上一支，一个活剥可爱的烟圈从他口中溜了出来，向房顶飘去。对他来说，不幸的白天又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