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年底，我裸辞了。
从财经媒体记者，到广播电台编辑，再跳到企业做传播，最后的一个工作，是在新媒体做内容。
这几年的时间，我还算是幸运的，毕竟所有的工作都跟我最热爱的文字有关，但我又是“不幸”的，我原本想去《三联生活周刊》、《新周刊》那样的杂志，做一个社会的记录者和观察者；结果我这个学古代文学的，反而阴差阳错去了财经媒体，之后进入到广播电台的经济频道做编辑，整天跟国家政策、数据打交道。
不得不承认，这几年不断地跟文字打交道，对于我个人的成长是显而易见的。我必须要感谢媒体的很多前辈，他们教导的东西、总结的方法论，都非常有用，并且这几年的记者生涯，极大地增长了见识、开阔了眼界。
但是那只是工作。我的业余时间，依旧会习惯性地买一本《三联》，依旧会习惯性地去天涯里的文学版块转一转，依旧会习惯性地去听一听话剧，读一读《诗经》。来到书店，我依旧会习惯性地走到人文社科那一栏，财经类的书籍我也会看，但更多只是为了工作需要，并不是出于内心真正的喜欢。
我也一直在劝自己，现实一些吧，那只是一份工作而已，你看看有几个人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呢？就好比有朋友会劝，不要太理想主义啊，找个合适的过一辈子就行啦，何必非得要找什么真爱呢？
似乎也能说服自己。似乎很多人也都是这样过来的，慢慢习惯了就好了。但是心里知道，真的不开心。
人为什么就不能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呢？人为什么非得要隶属于组织？人生为什么非得要去迁就？我们为什么一定就得妥协呢？
我曾经在心里一遍遍地问我自己。我相信很多人也都那么问过自己。有些人想了，觉得需要说服自己不想，于是就真的不想了。有些人想了，但也只是心里想想。有些人想了，也就那么干了。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我总觉得那封突然火遍大江南北的辞职信是一个隐喻。它道出了某些共通的潜藏的社会公众情绪，它寓示着“我们”终于意识到“我”了。我终于敢对组织、敢对体制说，我不想过这种生活了，我很不开心，虽然前面的路看不清楚，但是我想重新选择一下，为自己而活。
相信待在体制内，甚至再放大点，待在组织内的很多人都有过这种冲动。但是很多人压制住了，原因是两个字——“责任”。
我有一个高中同学。他比我聪明得多，有才华得多。我到现在还记得他高中时候写过一篇文章，当时班主任特别喜欢，还特意被作为范文贴在墙上。
我仔细地读过那篇文章。那篇文章的大意是，他跟他父亲有过一次交流。他充满憧憬地说，我就是想以后出去看看外边的世界。他爸叹一口气说，谁不想出去看看？我年轻的时候也想出去，但是你看看家里那么穷，这么大一个家要靠我去支撑，我能出得去吗？只好守在这个穷山沟沟里，孝敬老的，照顾小的，一辈子啊，就这么过去了。
这篇文章的最后是，他被他父亲深深打动，并说服了。他觉得，担责方生，一个人需要承担责任，而不能只想着自己。
当时这是一种非常主流的价值观。似乎这篇文章也预示了他的命运，大学毕业后，他在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最终选择考公务回老家，如今他已经是大腹便便的处级干部了。
我跟他曾经是无话不说的朋友，并且还算是蛮了解对方的。但是去年回到老家再见面的时候，我悲凉地发现，别说是心意相通，我们已经几乎没办法对话了。
他已经跟当地的官员没什么两样，见到领导会比较紧张，会干笑一下，自觉地缩一下身子，跟我们说话会拖着很长的音调，但是说出来的话却空洞、乏味，让人昏昏欲睡。
当年他可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家伙啊，他也曾经是一个喜欢开怀大笑的人啊，他曾经是一个比我还爱看书，有着丰富的精神世界的人啊。
而如今，他已经彻底地变成了一个干巴巴的人、无趣的人。他的生活一眼看得到头，一眼看得到老。
我知道组织成就了他，给了他社会地位，给了他尊严、名誉，但是拿走了他之所以成为他的最重要的东西。
我仿佛看到那个看不到摸不着的“组织”在狞笑着跟他说：“来啊，把你的灵魂给我，其他的你要什么我都给你！”
我凭什么要跟你交换？难道就因为你说，你不交换，我什么都不给你，你就是一个没有责任心的男人？
但是，人不应该是首先对自己负责，再才能对周围的人负责吗？否则你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存在的价值是什么？只是各种“身份”的集合？
我如果跟他一样，选择考公务员回到老家，我会变得跟他一样，他是另一个我。我突然好恨他当年所说的那个责任，他把我最好的朋友变成了一个我完全不认识的人。有时候，责任真的是一种很坏很坏的东西。他逼着你去跟现实迁就、妥协，去隐忍，来换得对父母的爱，你对家庭的责任。他非得逼着你把自己变成标签上的各种称号：“儿子”、“丈夫”、“父亲”，唯独不是你自己。
很多人活了半辈子，依旧没有搞清楚自己为什么而活。但是，谁没有在午夜梦回的时候挣扎过，问问自己到底是谁？谁愿意就这么糊里糊涂地对付自己？毕竟一辈子还长着呢，就这么过下去了？
多少人陷于生活的一潭死水中不可自拔，多少人依旧期待着满怀激情和爱重新上路，找回那个真正的自己。这几年的时间，我一直在不断折腾，我也一直在不停地追问自己，我到底为什么而工作？为了那几千块钱的工资？为了社会价值的认同？为了一个光鲜亮丽的头衔？为了社会地位和那份安全感？
很多人对我有疑问，为什么大家都能踏踏实实地在一个单位待很多年，你为什么就不行呢？是不是你不够踏实？你能力不够？
有前辈跟我说，你再踏踏实实干个几年，你就能像杂志社里某某领导一样，有很高的收入和体面的社会地位。但是我好恐惧啊，我为什么要成为这样一个踏实的别人？为什么就没有人告诉我，你应该成为最好的你自己呢？
他们从来没有问过，我想要写什么。他们只是在按照自己的模板，让我去写什么。
对于我自己而言，我知道我是最踏实的。我每天都在不断地丰富自己，不断地写作和学习，不断地跟人打交道。我踏不踏实，我自己心里清楚，我有一套属于我自己的标准，我为什么非得要让一个组织，一个单位来给我定下标准呢？
在以前，这样的想法或许只能是想法。但是这个时代给了更多像我这样的人很大的发展空间。罗振宇曾经讲过一个U盘式生存，可以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生存困境解决方案：U盘化生存。
有一次罗振宇到一个大学去讲课，随机做了一个调查。说大四啦，咱们班同学谁找着工作了，一堆人举手。又问都加入什么样的组织了，有说考公务员的，有说进入大公司的。你们这些找着工作的还真别看不起那些到现在还没找着工作的同学，没准10年或20年之后，你们混得还不如当时那个没找着工作的人好。大家说这是心理安慰，其实还真不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在这样一个时代存活，往往以一个独立的手艺人方式存活，比加入组织要好得多。
罗振宇自己就是这样一个人，没有单位，没有组织，但反而能活得更自由、更有激情。他的U盘化生存，总结起来就是十六个字：“自带信息，不装系统，随时插拔，自由协作。”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人和人的协作变得更加自由，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自己成为一个独立的小公司，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找到自己的定位和价值，做好自己能力范围内的事，按照市场价格拿到自己应得的钱。我们再也不用在组织里去仰人鼻息，我们再也不用去依附于谁，我们再也不用去揣测领导的偏好，我们再也不用把自己的命运交给组织、交给领导去裁定。
对于我这个内容行业的手工匠人来说，我应该感谢这个伟大的时代，给了我空前的机遇。在这个被称之为“内容创业元年”的2016年，我离开了组织，第一次作为独立的个体，扛着一筐我辛辛苦苦种植的萝卜懵懵懂懂地奔走于各个农贸市场。
我深信我用心打造的内容是有价值的，市场是最公道的价值评价体系，我相信只要我的定价合理，市场会给你一个公道的价格。
2016年，我开始不断地种萝卜，每天一大早，我就起来噼里啪啦地码字，生产真正有一定水准、有自己特点的内容，每天写作2000多字，状态好的时候甚至会写到4000多字。我还不断地去卖萝卜，目前各个农贸市场也在不断地开出好价钱，比如今日头条每个月给到到内容创业者一个月一万的补贴，我正在积极地争取；比如腾讯的芒种计划，拿出2个亿的资金给内容创业者；还比如其他各个农贸市场：网易、百度百家，我也在里边有了自己比较好的摊位。我还会把自己的萝卜加工，把文字内容做二次转化，跟以前的同事一起做成一档音频栏目“9号声音”，在农贸产品加工市场又有了一席之地......
之前的领导王志纲老师曾经说过：“前三十年是平台为王，后三十年是内容为王。”在这段时间的实践中，我不得不佩服他是个真正能看到时代趋势的战略大师。如今这种内容为王的趋势已经很明显，各个平台抢占优秀内容创业者的战役已经白热化，未来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离开组织，根据自己的爱好和特长，去做某一个小领域的手艺人。他们有的卖香蕉、有的卖花椒，我们可以一起组团，打造农产品套餐，争取到平台更大的议价权。不光如此，我还会因为自己家的萝卜味道好、营养高、价格公道，形成自己的一个小品牌（时髦点的说法，叫作IP化）。
这种生活状态，让我每天都活在巨大的兴奋和激情中：我终于开始享受我的工作，并且我终于能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向，去选择我想要研究的课题和我一直想要做的公益事业，而这些，在组织里是不可能做到的。
作为一个卖萝卜的手艺人，一个期待具有独立人格，不依赖任何组织的手艺人，我终于开始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终于不用害怕组织把我削成他们想要的形状；我终于不用再像以前那样，在逼仄的生存空间里挣扎；我终于意识到，自由和责任，原来是可以平衡的，我终于能够真正地做自己，把控自己的人生方向。
我自由，但是我并不松弛，——我只有一辈子，我还有理想尚未实现，诗和远方还在前方等待，我怎么敢松弛？我期待自己永远是不断上路的状态，永远有未知的前方在等着我，永远有鲜活的灵魂在等着我，我们越走越多，我们永不停歇地，欢笑着走在去看星辰和大海的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