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把名看得很重，而名属于原则，与之对应的还有器，我们今天就来讲讲器的重要性。

原文如下：

夫礼，辨贵贱，序亲疏，裁群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别之，然后上下粲然有伦，此礼之大经也。名器既亡，则礼安得独在哉？昔仲叔于奚有功于卫，辞邑而请繁缨，孔子以为不如多与之邑。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亡，则国家从之。卫君待孔子而为政，孔子欲先正名，以为名不正则民无所措手足。夫繁缨，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细务也，而孔子先之。诚以名器既乱，则上下无以相保故也。夫事未有不生于微而成于著。圣人之虑远，故能谨其微而治之；众人之识近，故必待其著而后救之。治其微，则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则竭力而不能及也。《易》曰：“履霜，坚冰至”，《书》曰：“一日二日万几”，谓此类也。故曰：分莫大于名也。

呜呼！幽、厉失德，周道日衰，纲纪散坏，下陵上替，诸侯专征，大夫擅政。礼之大体，什丧七八矣。然文、武之祀犹绵绵相属者，盖以周之子孙尚能守其名分故也。

礼教，是用来辨别贵贱，区分亲疏，裁定万物，处理各种事务的。没有名分就不能彰显，没有器物就不能体现。用名分来命名，用器物来区别，然后上下才能秩序井然，这是礼教的重要原则。名分和器物如果丧失了，礼教又怎么能单独存在呢？

从前仲叔于奚对卫国有所功劳，他辞谢了封邑却请求允许他享用繁缨（一种马饰），孔子认为不如多给他封邑。只有名分和器物，不可以借给别人，这是君主应该掌握的。政权丧失了，国家也就跟着灭亡了。卫君等待孔子来治理国家，孔子想要先正名分，认为名分不正百姓就会手足无措。繁缨是小物件，孔子却很珍惜；正名分是细小事，孔子却把它放在首位。实在是因为名分和器物一旦混乱，那么上下就无法相互保全。事情没有不是从细微之处产生而发展到显著的。圣人考虑长远，所以能谨慎对待细微的事情并加以处理；一般人见识短浅，所以一定要等到事情显著了才去挽救。处理细微的事情，用力少而成效大；挽救显著的问题，竭尽全力也来不及了。《易经》说：“踩到霜，坚冰就要到来。”《尚书》说：“一天之中要处理成千上万件细微的事情。”说的就是这类情况。所以说：区分地位中最重要的是匡正名分。

唉！周幽王、周厉王丧失德行，周朝的王道日益衰败，法纪制度瓦解破坏，在下者侵凌在上者，在上者权势衰落，诸侯擅自征伐，大夫专擅国政。礼教的大体内容，已经丧失了十分之七八了。然而周文王、周武王的祭祀还能延续不断，大概是因为周朝的子孙还能够坚守他们的名分的缘故吧。

名和器的含义

名和器，合称名器，是古典政治学家很喜欢讨论的话题。

到底什么是名器呢？简单讲，名就是被公开赋予的身份，诸如国君、大臣、父亲、儿子；器就是和名相匹配的物件，比如九鼎是天子专有的，其他任何人都无权拥有；再比如一架马车单凭拉车的马匹数量，就能够准确判断出马车主人的身份地位。

新筑大夫仲叔于奚救了卫国将军，卫国给他土地他不要，他却和人家要曲县和繁缨，曲县是乐器，繁缨是马鬃毛上的配饰。举个例子，明天你救了一个人，人家为了感谢你，给你准备了一套别墅，你然后说不要别墅，给我个乐器和小装饰品就可以。大概率人们可能会觉得很诧异，会说这人有点奇怪呀，放着价值高昂的别墅不要，却只要相对没那么贵重的乐器和小装饰品。也可能会猜测是不是对那乐器和小装饰品有着特殊的情感或喜好，比如觉得或许那乐器有独特的纪念意义，或者那小装饰品承载着特别的情怀之类的，总之会对这种与众不同的选择感到费解呢。

但是在春秋战国时期这可不是小物件这么简单啦。曲县指的是悬挂的乐器，我们最熟悉的就是编钟，按照周朝礼制，不同等级的贵族都可以拥有编钟，但级别不同，编钟的悬挂方式就不同。天子的编钟，东南西北四面悬挂，围成一个正方形，称为宫县；诸侯的编钟三面悬挂，称为曲县；大夫的编钟左右悬挂，称为判县；士的编钟，只挂一面，称为特县。仲叔于奚的身份是新筑的大夫，判县才是他的标配，但他想要曲县。看上去只是多一挂编钟，但多挂这一面编钟，这位大夫就有资格和诸侯分庭抗礼了，要知道卫国的国君也不过是诸侯的身份，用的也只是曲县而已。

繁缨也是同样性质的物件。从物件本身来说，它就是一个悬挂在马的鬃毛上的一点装饰，比曲县更不值钱，但在名器的意义上，只有给诸侯拉车的马才能装饰繁缨，所以从名器的角度来看，仲叔于奚的要求是在公然挑衅国君的权威。

卫国的国君权衡了虚名和实利之间的利弊，觉得土地更划算，所以就答应了仲叔于奚的要求。孔子认为如果。仲叔于奚嫌国君一开始赏赐的土地太少，国君不妨把土地加码，就算给多了也没关系，但是名和器绝对不可以乱给。原话是“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

名器错乱的影响及启示

在孔子看来，名和器都是牵一发而动全局的东西，一旦名器错乱，尊卑秩序就没了，管理结构就散了。圣人就是这样深谋远虑，防患于未然，普通人见识短，只看到眼前的明显的事物。乱子搞大了才知道收拾，这当然事倍功半。所以《易经》告诫我们“履霜坚冰至”，就是当你发现地面上结了薄薄的霜，就应该预测到将来会是冰天雪地。

司马光借孔子观点强调名器重要性、借《易经》《尚书》观点强化论证自己的观点，这些细微之事就包括名分和器物方面的小变化。

在现代社会，我们虽已摆脱封建等级制度的束缚，但“名器”观念所蕴含的智慧仍值得我们深思。我们应取其精华，明白身份与相应象征事物所承载的责任与秩序意义，警惕因不当的越界而扰乱社会公平与和谐的秩序，如此才能在发展中传承文明，让社会在有序的环境中不断进步。

“名器”观念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古人对社会秩序的深刻理解，也为我们今天的社会治理和文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借鉴，促使我们在追求自由平等的同时，不忽视规则和秩序的价值，在历史与现代的交织中找到更好的发展之路，维护社会的稳定和繁荣。我们需从这些古老智慧中汲取力量，让社会的发展既有活力又有秩序，向着更美好的方向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