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两宋有两位正气浩然引领了一个时代精神的士大夫，那么这两个人必是范仲淹和文天祥。范仲淹开风气之先，文天祥奋正气于后。他们是那个注重享乐的时代士大夫最高品格的写照，是那个名臣辈出的时代最耀眼的两颗星辰。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浩然正气，和拒不投降元朝、百死不悔的赤胆忠心，已经为人们所熟知；而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国忧民的高格，以及举办范氏义庄的善举、抵御西夏的功绩、庆历新政的进取，也被人们所津津乐道。二公者，“皆经纶弥天壤，忠义贯日月”（陆以湉《冷庐杂识·卷三》），这是在当时，以及后世，都已经有定评了的。
“诗言志，词咏情。”不管后人如何相信，说词起源于远古也好，起源是《诗经》《楚辞》也好，起源于汉魏乐府也好，起源于六朝杂言也好，起源于唐诗也好，甚至说词起源于五代也好，都不得不承认的一个事实就是：词最初的使用场景是“燕乐”，是在欢歌宴舞之中，由二八妙人弹唱的音乐歌词，词最初的特征是“侧艳”。在苏轼“以诗入词”以前，词一直作为一种完全有别与诗的体裁存在着，宋初文人还往往“自扫其迹”，偷偷的将产生于“一晌贪欢”的词作隐去，从而造成了宋初八十余年词的暗淡期。而后来词的大放异彩，几乎成为宋代文学的代指，固然主要要归功于那个注重享乐的开放的社会环境，但总还有那么几个人，对词的繁荣是有着历史的特殊地位的。苏轼者当是之，他革新了词风；晏殊者当是之，他开启了宋词的盛放；范仲淹当是之，他以绝高的为人品格，不避艳词的行为作风，给词的创作注入了一丝底气。从此人们都说，连范文正公都写这种游宴小令，可见词虽侧艳，写写倒也无妨。
在这里，我们隐去范仲淹的品格操守、相业边功和道德文章的具体事迹，我们只来说道说道关于他词的创作和在词史上地位。《全宋词》辑录了范仲淹的五首词，照理说，就这点存量，他是不应该有什么地位的，然而这五首，却首首脍炙人口，特别是其中《渔家傲》《苏幕遮》《御街行》三首，更是被后人累世点评，入选各种词集，纷纷交口称赞，在词史中伫立于无法磨灭的位置，其中原因为何？首先，我们要来看看这几首词，他到底写了什么？
范仲淹是北宋罕见的最为杰出的政治家之一，他兼通文武，以名节自励，他曾经不辞艰险困苦，在西北边塞地区抵御西夏入侵长达四年之久，当地民谣说：“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因此，范仲淹对边地生活有了亲身体验和真实感受，这种感受进入词的创作，就留下了千古名篇《渔家傲》：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
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
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这首词反映了边塞生活的艰苦与词人坚决反对入侵、巩固边防的决心，同时也表现出外患未除、功业未建、久戍边地、士兵思乡的复杂矛盾心理。当时北宋与西夏的军事攻防形势，宋方守则有余，攻则不足，好水川之败就是一例，而范仲淹守边的全部功绩似乎都只能体现在“能够维持住守势”这样一个局面上，这对于有远大抱负的范仲淹来说多少是有些不满足和无奈的，体现在词中就少了那种昂扬慷慨的格调，那种唐人“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高适《塞下曲》）的豪迈气概与乐观精神。
但在范仲淹以前，还很少有人用词这一种新的形式来写边塞生活，唐人有“边草无穷日暮”（韦应物《调笑令》）之句，却没有展开，且缺少真实的生活基础。所以，实际上，范仲淹这首词，是边塞词的首创。不仅如此，这首词的内容和风格还直接影响了宋代豪放词与爱国词的创作。宋代魏泰《东轩笔录》卷十一载：“范文正公守边日，作《渔家傲》乐歌数阙，皆以‘塞下秋来’为首名，颇述边镇之劳苦。欧阳公尝呼为穷塞主之词。及王尚书素出守平凉，文忠亦作《渔家傲》一词以送之，其断章曰：‘战胜归来飞捷奏，倾贺酒，玉阶遥献南山寿。’顾谓王曰：‘此真元帅之事也。’”。遗憾的是，范仲淹的边塞词独遗这一首，其他的都均已散佚了。
再来读一读他的这首《剔银灯•与欧阳公席上分题》一词：
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孙权刘备。
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
屈指细寻思，争如共、刘伶一醉？
人世都无百岁。少痴騃、老成尪悴。
只有中间，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牵系？
一品与千金，问白发、如何回避？
欧阳修一身服膺范仲淹，也是他的至交好友。当初范仲淹、富弼主持庆历新政的时候，时任“皇帝耳目之官”的知谏院欧阳修也极力支持改革，被仁宗疑为“结党”，最后新政也草草收场。在好友欧阳修的酒宴上，范仲淹也难免要发发牢骚，他在这首词中嘲笑曹操等人纷争不已，在“徒劳心力”中耗费时光，还不如刘伶（竹林七贤之一）在醉乡里逍遥度日来得快活。人生百岁，少年无知，老年憔悴，只有那短短的青壮年，是最好的时光，却又放在了“浮名牵系”之中，钻营奔走，那么人生到底还有什么快乐可言呢？众所周知，范仲淹有坚定的入世志向，他在晚年退居时还表示要“进亦忧，退亦忧”。这首感慨人生短暂、及时作乐的词作在范仲淹所有诗词文赋中都很少见。不过，结合场景，也可以理解，这只是他在好朋友的酒宴间发的一时牢骚，以及表达对自己志向不得实现的不平之意罢了。
庆历六年（1046），58岁的范仲淹退出了政治舞台，移知邓州（今河南邓州市），居闲修养。在邓州期间，范仲淹修缮亭台楼阁，重建了邓州城东南的的“百花洲”，范仲淹有《定风波》词，歌咏了他游览百花洲的情景，词云：
罗绮满城春欲暮。百花洲上寻芳去。
浦映百花花映浦。无尽处。恍然身入桃源路。
莫怪山翁聊逸豫。功名得丧归时数。
莺解新声蝶解舞。天赋与。争教我辈无欢绪。
一句“争教我辈无欢绪”，好像他忘却了“功名得丧”给他带来的失意与忧苦，其实正透露了他对现实的无法真正释怀。正是在这种心态作用下，《岳阳楼记》才最终得以问世。
以上的三首词，咏边塞、读史、风景，与宋初的创作风气是合拍的，与晚唐五代至宋初词坛的演变过程是一脉相承的。如果仅仅是这三首词，还没有脱离“诗言志”的余波影响，在词史上的地位恐怕还要打个折扣。关键是范仲淹的另外两首词，描述了词坛演变的轨迹，预示着北宋词坛春天的来到。其中一首就是他的《苏幕遮》：
碧云天，黄叶地。
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
山映斜阳天接水。
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
黯乡魂，追旅思。
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
明月楼高休独倚。
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范仲淹和其他士大夫一样，出入歌楼妓馆，偎红倚翠。这首词写旅次乡愁和儿女相思，上阕写景，俊爽空灵；下阕言情，绵丽细密。通篇即景生情，融情入景，并以丰富的联想烘托出了离愁别况，成为宋人写别情的名篇。然而，这首词刻骨的思恋之情由故乡而引发，“黯乡魂，追旅思”即点睛之笔，给人的印象也不似单纯的相思，更像恋人之间的别情。他的另一首《御街行》，旨意却明白了许多。词云：
纷纷坠叶飘香砌。夜寂静，寒声碎。
真珠帘卷玉楼空，天淡银河垂地。
年年今夜，月华如练，长是人千里。
愁肠已断无由醉，酒未到，先成泪。
残灯明灭枕头欹，谙尽孤眠滋味。
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
这首词写秋叶怀人。范仲淹胸襟宽大，他的相思词总是有一种宏达的时空背景，这与同时代的其他词人“小园香径独徘徊”、“庭院深深深几许”的狭深有所不同。最后一句“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明显还影响后人李清照的“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而前一句“谙尽孤眠滋味”，却点破了“艳情”的主题，实实在在是男女恋情相思之意。
燕乐调笑、歌舞酒酣之际，让妙龄少女曼声歌唱相思小调，才是歌词创作的主流倾向。回归到艳情，宋词的创作才开始出现一次又一次高潮。范仲淹的词艳情虽少，可感情真挚，婉丽动人，对词坛产生了绵远的影响。他是比较早的将这种生活情态写入词的作家，持身又正，为后人起了典范的作用。韩琦曾评价他说：“竭忠尽瘁，知无不为。……天下正人之路，始公辟之。”（韩琦《安阳集·文正范公奏议集序》）这是当时及后人对他的定评。以范仲淹这样一位道德领袖人物，去写作婉丽缠绵的艳情词，必定会极大的改变人们对文学创作的观念。吴处厚《青箱杂记》卷八云：“文章纯古，不害其为邪；文章艳丽，亦不害其为正。然世或见人文章铺陈仁义道德，便谓之正人君子；若言及花草月露，便谓之邪人，兹亦不尽也。”以下所举的例子就是范仲淹，可见范仲淹此类词给人的启示意义。
于是，宋人在不知不觉中，将偎红倚翠的风流生活和深情委婉的艳情小曲作为生活常态来接受，在文学创作领域放宽了对艳情词的道德评判，或者根本不予以道德评判。文学创作观念的改变，才是宋词创作走向繁荣的深层原因。因此，范仲淹可以说是一位在词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作家，而且引导了北宋词坛创作风气的转移，为宋词的繁荣开导了先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