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我拿出家中整整七年的全部积蓄，买下了这套已经有三十多年历史的老房子。住进来以后才发现，这房子除了年代久远得令我媳妇叹气之外，其实挺适合我这样的人居住。

下楼，走十多分钟，山上的风景就不一样了。

于是，只要时间允许，我差不多每天下午都带了孩子去山中走一圈。那山上没有任何名胜古迹，仅仅是一座被城市高楼包围着的山，山上又长满了松柏，仅此而已。

一位曾经在狱中度过二十年光阴的作家说，心安即福地。想起这五个字，也是因为我在一天晚上乱翻书的时候，突然就被“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粘住了，我心里像是有什么东西扎下了根。尤其是次日黄昏时分，当我带着孩子用了二十多分钟时间来到山顶，再一次环顾着山的东、西、北三面鱼鳞一样的楼顶时，我发现此前耗费了两年时间才急匆匆定来买的这套房子，真的再适合我不过了。

在这万般皆下品的省城，每天都有条件在山中松林间漫步的人，无论如何都是滚滚红尘中最幸福的人。这种感觉就把我拉回到二十多年前了。那几年，在千里之外的中原腹地，也是在半山坡上，那一处庭院是我梦想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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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的时候，那一处红砖围墙圈起来的庭院，被高高低低的麦田簇拥着，正北方向的山坡上，连成片的油菜花开得正欢。这个画面十分霸道，随时随地不容商量地撞进我的脑海。

1992年一个冬日的下午，我从一辆破旧的解放牌卡车上跳到了杂草凌乱的大操场上，看看四周的风景，心中难免泄气得很。

这算什么军营？跟我梦想中的不搭啊，也不过是一个农村四合院的放大版嘛。那一刻，我当然没想到，在那庭院中度过四年士兵生活之后，那院子那操场那房子那菜地那猪圈，竟然让我时时神往了二十多年。

其实，那不过是一处营房而已，在那里生活过的人多了去了，谁还没年轻过？那又有什么好显摆的呢？有人不是说了么，你年轻么？不要紧，过几年就老了啊。

那一处院落，在我们那个团的内部，几十年来一直被叫做2号院。大院正门朝南，进门一条笔直的水泥路，路东边是一片小花园，然后依次是二营的营部和三个连队，路西边也是一片小花园之后才是是一营的营部和三个连队，所有房屋都是浅红色的粘土砖，白石灰缝，门窗上刷了深红色的漆。三排房子的山墙上有宋体标语，字体是白色，又勾了黑色的边。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一直清楚地记着其中的二句：天下虽安，忘战必危。

沿水泥路继续向前，穿过操场，直达电影场。这样一来，电影场高大的白色幕墙，也就成了这处院落正南门的影壁。电影场的东边是三营，西边是修理营和装甲步兵连。操场的东边和西边分别整齐地排列着十一个连队的食常。修理连的人最多，自然占据了两个连队的食堂地盘。

也许你会有些不理解，同样具备集会和放电影功能，为什么叫电影场，而不叫礼堂呢？

这是因为，我们2号院的电影场是露天的。听说，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我们那个团从福建莆田移防中原内地时，营房建设经费很不充裕。普通营房全部由团里的官兵动手参与建设，还勉强说得过去，而对于建一座可容纳千人的礼堂，则具有相当大的难度和风险。于是，在营区规划方案中本应该建设礼堂的位置上，依照中原乡村庭院的影壁墙样式，垒了一面足有三层楼高的红砖墙，抹了一层厚厚的白石灰，也就同时发挥了电影幕布的作用。

在九十年代初期的基层连队，业余文化生活还是非常单调，没有直拨电话，没有手机，没有网络，更没有QQ和微信。与亲人的联系方式是写信。把信写好了，装进信封，再到营部书记那里盖一个“义务兵免费”的三角戳，第二天由前来送信的邮递员带回邮局。

哦，对了，还有一个联系方式是电报。可是，没有特别要紧的事，谁会去花那么多的钱发电报呢？

在1993年，发一封电报，差不多要四块钱。

每一个连队都有一个被叫做俱乐部的大房间，晚上点名的时候能站下百十个人没问题。每一个俱乐部里都有一台彩电，但只能自然接收中央一套和驻地县市电视台的节目。

现在细想起来，再上点档次的娱乐活动，也就是总政统一配发全军基层连队的双卡录音机。通常是由值班排长出面，让连队文书从政治指导员的房间里把录音机借出来，放在俱乐部里充当一下卡拉OK机。

当然，这种机会也并不是每天晚上都有，一周能有一次就算很不错的享受。我们在晚饭之后的娱乐，常常是集体看过《新闻联播》，然后自由活动。

虽说是自由活动，也不外乎“新兵写信，老兵吹牛”，当兵到了连信都不愿意写的层面，这就充分说明距离退伍回家不远了。基层连队的带兵干部总是把几个老兵凑在一起聊天，斥之为“闲得没事干，净他妈吹牛”！可见，老兵们闲来无事的时候聚在一起聊天，并不怎么招人喜欢。在我还没有跨入老兵行列的时候，心中已经特别害怕这种无聊至极的状态。好在也有期待，那就是每周一次的必不可缺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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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号院是三个营的九个连队和两个直属连队组成。团机关政治处的电影放映组，一般是在星期四下来放一场电影。

刚到部队的时候，我对于老兵们在每一次得到消息后竞想转告“今天晚上他们下来放电影”，很有些不解。到部队没几天，我就摸清了底细，团部大院在县城。

以地理方位来说，2号院在县城正北方向的山脚下，电影场后面的装备车库和射击场在半山坡上，天气晴朗的时候，站在高处能看到远处平原上的高楼。县城的面积并不大，县城的南面，又是一片光秃秃的山。

听说，山下面埋着厚厚的煤层，但这一带的农民并不怎么富裕。

新兵连，星期六或星期天，有几个小时可以用来自由活动，我不像其它新兵那样急于去见一见老乡。亲兄弟在一起时间久了都要闹矛盾呢，部队里的老乡又算得了什么呢？也值得浪费大把的时候去聊天？不过是从一个地方来到这里，老乡之间有什么好聊的呢？“老乡老乡，背后一枪”这样的教训，我早就听说过。

由我支配的时间里，我一般都要去连队的猪圈里消磨时光。每个连队都有一片地方用来养猪，专门有一个第二年或第三年的老兵负责猪圈的日常工作。有时候我会帮那个老兵清理猪圈的卫生，但更多的时间里我就站在猪圈的矮墙上看外面的景色。

我的老家在黄河下游的一片平原上，除了头顶上的一片天，再也看不到远处的风景。我从小就憧憬群山绵绵的意境。我迅速地喜欢上了单调的新兵连生活，很大程度是因为营房四周的围墙之外能看到绵延的山峦。我在猪圈的矮墙之上能看到2号院外面的连成片的麦田，还有掩在泡桐树林中的乌色瓦顶的农舍。更远处的高楼外墙是那种白色瓷砖，被蔚蓝的天空衬托得格外耀眼。与半山坡上居高临下的2号院相比，县城的地势实在是低啊，老兵们怎么又说是放电影的几个老兵是从团部“下来”呢？明明是“上来”嘛！

我把这疑惑跟睡在我旁边的一个同乡说了，没想到，当天晚上，他就跟新兵班长说了，班长半开玩笑地朝我胸前打了一拳，说：“妈了个匹，你脑子里还挺复杂？”

我的新兵班长比我早两年当兵，却与我同岁，他瞪大了眼睛，一本正经地说：“你这种人，以后会有麻烦的，连队领导一般不会喜欢满脑子复杂想法的人。”

一听这个，我赶紧低下了头，心中却是一万个不服：你敢保证连队领导一定喜欢你这样的人？你连稍息、立正的基本要领都背不下来呢，不也一样当上了新兵班长？连你自己都承认你十五岁来当兵，肯定都没怎么好好读书嘛……不管怎样，“下来”放电影的老兵们总会给2号院的兵们带来惊喜。

许多年过去之后，我在电影场看过的电影，大多数没有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唯独新兵连第一次在电影场参加集会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如在眼前。

那一天，大概也就是我们那一批新兵到部队还不满二十天吧，有个新兵不想干了。准确地说，他到部队没几天就不想干了。据说，从班长、排长到新兵连的连长、指导员，都耐心地和他谈过。按我的理解，肯定是在班长和排长都无法说服他的情况下，连长和指导员才找他谈话的。

宣布把他退回原籍的命令时，新兵营的营长特别强调了一句：“该同志怕苦怕累，经各级耐心说服教育，思想认识仍无改变。”这些话，像刀子一样刻在了我的心里。我紧张得有些发抖，同样还与全团的四百多个新兵站在一起的那个逃兵，突然就被两个全副武装的纠察兵从队列中拉出来，一直带出了电影场。

那一刻，我感觉扫兴极了。第一次亲眼看到货真价实的81—1式半自动步枪，竟然是这么个场合，我实在没有想到。

在电影场的门外边，就是我们团里那个最大的操场。把一个还没有授予军衔的新兵退回原籍，无论如何都是团里的一件大事。团长和政委都来了，操场正中间的水泥路上，停了好几辆草绿色的北京吉普车，那个逃兵就被押上了其中的一辆。

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仍然忘不下这件事，因为那个逃兵是我的同乡。虽然这些年我一直不屑于打听他的姓名，但我始终固执地认为，他这些年肯定也在为自己刚到部队那几天的固执而后悔。如果能像别人那样忍下了所谓的苦，也就不至于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宣布退回原籍

2号院的电影场，本是一个喊着震天响的口号进行集会的地方，却成为一个人一辈子都抹不去的耻辱标记的起点。甚至，我很长一段时间对此结局不能理解，从班长到排长、连长、指导员，为什么就不能耐心地说服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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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过后，我成了老兵，也当上了新兵班长，负责九名新兵的训练与生活。

过了元旦，快要过春节的时候，突然就有一个新兵不想干了。他没有跟我说，也没有跟排长说，而且是直接找到了新兵连的连长和指导员。当时，新兵们已经授衔了，如果把这个新兵退回去，那就不叫退回原籍了，而是开除军籍。

这样的话，问题就严重了。

与两年前的我那个逃兵同乡相比，开除军籍对这个当事人的伤害更大。我已经在部队里生活了整整两年，其中的利害，我搞得比较清楚。

我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因为我不想当兵三年或五年以后再回到我生活了十七年的那个村子里去。世界那么大，为什么非得再回去呢？

连长找到我，说：“跟他好好谈谈，新兵蛋子嘛，穷地方出来的，按说不应该嘛，咱这训练程度，哪还算得上苦嘛？”

其实，早在几天前，我也看出了一些苗头，这新兵刚来部队那几天，别人一学就会的原地踏步，他愣是学了一星期也没搞明白。另外，一个排的二十七个新兵在跑步走的过程中，指挥员发出“立定”的口令之后，他总是不合拍，不是慢半步，就是快半步。至于说半夜里的紧急集合，更是让他感觉要出人命。他跟连长说：“来部队这些天，没让睡一个安稳觉，我觉得比死了都难受。”

对于新兵连的紧急集合训练，凡是真正当过兵的人，在刚刚开始接受这个训练时，几乎无人不讨厌班长在半夜里突然吹起的急促的哨声。直到现在，我的新兵连生活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偶尔听见我家不远的军营中半夜响起短而急的哨声，我的后背上乃至全身，仍然极不舒服。而且，心脏也会骤然加速。不过，反过来想一想，如果每一个人在兵之初没有经过严格的紧急集合训练，在真正需要紧急集合的时候，又如何能够紧急集合起来呢？

先不说紧急集合，继续说那个“不想干了”的新兵。

当天晚上，从吃过晚饭开始，我与这个新兵一直谈到晚上十点半。他一直在坚持，说自己不适合再在部队干去。最后，他甚至说自己心脏不好，之所以能通过一道道体检来当兵，是因为他姨父在乡武装部当部长。

那一刻，我真想一脚把这家伙踹翻在地。这不是蠢到家了么？因为你姨父是乡武装部的一把手，你就可以越过班长和排长，直接找连长和指导员？

两年的部队生活已经让我懂得谋略的重要性。我用了个缓兵之计，说：“既然这样，那就先睡觉吧，等连长、指导员研究批准了你回家的请求，你就可以离开部队了嘛，到那时候我们再说别的事情。”然后，各自睡觉，那个新兵也很快就没心没肺地打上了呼噜。

我却睡不着。

我已经是跨进第三年门槛的兵了，还没有成为连队的正式班长，如果当新兵班长期间出点差错，新兵训练任务结束之后，能够当上正式班长的可能性就会大打折扣。如果在第三年当不上班长，入党也就没戏。等到我当满三年兵，在当班长和入党这两件事情上，如果一件也没有实现的话，怎么说都不能算是一个好兵。

越想越害怕，越想越生气。没想到，一个被所有新兵视为落后分子的家伙，竟能如此严重地影响我的并不看好的前程。

第二天，我度过了心事重重的一天。晚上开饭之前，营部通知了晚上看电影。我心中暗暗叫苦，原计划利用晚上时间跟这家伙再好了谈谈，这场电影起码要放到九点半，还怎么谈？我第一次痛恨起了那几个放电影的老兵。第一次感觉到吃过晚饭再去电影场，真是一场折磨。坐在饭堂里吃饭的时候，我眼前又晃动起两年前在电影场被全副武装的纠察兵带走的那个逃兵同乡。甚至，我的眼前又闪现出几天之后，这个新兵同样在电影场被同样的两名威猛的纠察兵带走的情景。

营部通知是吃过晚饭以后，于六点十分准时集合去电影场。可是，五点五十五分，突然停电了。2号院在晚上停电是经常的事。我早就听老兵们说过，地方电力部门要保证企业生产，就必须对不从事生产的团体进行限电。2号院所处的这条供电线路上，没有很重要的用电企业，经常停电自然也就不足为奇。按照以往的经验，这个时间段停电，如果半小时之内不再来电，就只能等到晚上十点半以后了。这是地方电力部门的潜规则，一千多里地之外的我老家也是这么个情形，我很不喜欢黑乎乎的夜晚。

而我们从团部机关下来的电影组的潜规则是，如果半小时之内还没有电，当天晚上的电影放映计划也就随之取消，负责放电影的三个老兵就会把刚刚架好的放映机重新收拾起来，装上那辆老解放卡车，返回团部去。

停电之后的半小时等待，有些折磨人。可能，除我之外的所有新兵与老兵，都特别需要通过这一场电影来放松一下。所有新兵都穿好了军用大衣，拿好了自己的小板凳，随时准备着到门外面去集合的样子。也许是我们的生活太单调了，人人急需看这场电影。四班长说：“有上厕所的，现在赶紧去。”

我是新兵五班的班长。

四班长又道：“别等一会儿要集合了，你们再一个个地又懒驴上磨屎尿多。”

听四班长这么一说，四班和五班的所有新兵就排着队出门去了厕所。新兵连的规定是，若集体上厕所，必须排队去，排队回，以防止人员失控。连长对这项要求的理解是：严格训练，就要从上厕所开始。

正当我心神难安之时，担任四班副班长的一个新兵跑回来报告说：“小驴子向南大门那边去了。”

那个一心想当逃兵的家伙，新兵们送他昵称小驴子。因为大家很不理解他执著地闹着要回家，到底图个啥？做人怎么可以倔得像头驴？

不等我反应过来，四班长就火了，他是河南人，一着急就骂人，道：“奶奶个熊，还不赶紧去捉回来？”说着，四班长一阵风般地冲了出去。

四班长当兵第一年就被作为班长培养的苗子，选送到师里的教导队受训八个月，军事训练样样精通，却又自称是“被教导队的班长打出来的”。

五分钟不到，四班长和我们两个班的新兵都回来了。我正要问问那个思想不牢的家伙，四班长却把手一挥，说：“都把大衣脱下来叠好，出去跑步！”因为停电时间将近半小时，电影放映组的三个老兵已经收拾起家伙，准备往回撤了。这是我们连里一个第二兵路过我们宿舍门口时带来的消息。

四班的副班长带着四、五、六班的二十七名新兵都去操场上跑步了。四班长说：“老五，心慈手软不行啊。”

我是五班班长，新兵班长们约定成俗地由一班长到九班长，排第几就称老几。我说：“那咋办？我也恨死那王八蛋啦，怎么就自认熊包软蛋了呢？”

话音未落，六班长一脚跨进来，说：“听说，刚才虚惊一场啊！”我说：“是啊，为这个王八蛋，这几天，我脑袋都大啦。”

六班长也是河南人，道：“大个球！舍得不？只要你舍得，交给我跟老四，不妥啦？”四班长更干脆，说：“听人劝，吃饱饭，这事儿我做主，妥！妥得很！就按老六的意见办！”

我就是这么个缺点，一到大事面前，往往没主见。四班长和六班长说完就出门了。我知道，他两个一定是去教训那个想当逃兵的货了。头一天晚上，四班长就有了这个打算，理由是，既然你这个班长也说服不了他，倒不如揍一顿解解恨再说，就算是他真的回家了，我们也赚这一顿。

八点半的时候，出去跑步的新兵全部回来了。我装作什么也不知道，歪在床上看书。瞟一眼那家伙，上嘴唇有些肿。不用猜，我就知道这绝对是四班长的侧踹所致。虽然我们是坦克连，也算是技术兵种，四班长在师教导队的八个月，接受的却是甲种步兵师专门用来训练步兵班长的全部内容。

随后，四班长和六班长也回来了。六班长说：“老五，放宽心，睡大觉，铁打的营盘铁打的兵，就是刺刀顶到脑门子上，保准也不会走啦……”我表面上故作轻松状，心里却更没底儿，一是不知道他两个到底用了什么手段，二是鬼才知道这个相对较笨的家伙会不会真的安心留下来。

更让我心里不踏实的是快要熄灯的时候，我发现那家伙的上嘴唇肿得更加明显了。我问：“你嘴怎么了？”那家伙勉强笑了笑，说：“没事，跑步摔倒了，碰了下，没事……”

我想，肯定是四班长下脚太狠了些。据他在此之前给我们的描述，在师教导队的时候，每一天训练比武的后三名，总逃脱不了班长的一脚侧踹，四班长说：“我们那才是愿比服输，反正也打不死人，不怕打的就永远垫底儿好啦。”四班长在教导队的训练成绩非常突出，教导队的队长曾经多次找他谈话，希望他能够留下来。对这件事，他没有接受。事后，他对我说：“教导队的班长不打人就是不正常，不打人就不会提高训练成绩，我不愿意干那变态的差事，还是回咱们连队当个班长的好，凭技术进步，走到哪里都说得过去。”

自认为打人的班长是“变态”的四班长，如今却是百分之百地打人了。不过，让我稍感欣慰的是那个家伙，此后的整个新兵训练期间，果然没有再提出回家的要求。电影场里一个新兵被两个纠察兵带走的一幕，自然也就没有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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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兵训练一结束，那个家伙被分到了特务连。那段时间，特务连刚被改称为警卫侦察连，简称警侦连。不过，那家伙确实不适合天天参加训练，仅在特务连训练了一个星期，就到炊事班担当了炊事员兼饲养员。

这就是司令部的直属连队与我们坦克连队的不同之处。

在我们连队里，连长绝对不允许一个没有接受专业技术训练的新兵去当炊事员或饲养员。

于对这个说法，司令部直属连队的连长和指导员们则是利用一切机会反驳：你们坦克营的菜地就在炊事班旁边，再走不远就是猪圈，饭前饭后就把这些事情干了，如果我们连队也这么方便，当然不用固定一个兵去养猪种菜，都是农村里出来的孩子，谁会发自内心地喜欢去养猪种菜？

每年3月初，刚刚结束了新兵连生活的新兵们分到了各个连队，并与连队不同年度的老兵一起进行共同课目训练，基本上也就是重新温习一下新兵连里所训练过的内容。同时，体能训练的内容和强度都会有所增加，每天上午和下午，各有一趟五公里越野。一个月之内，转为专业训练。这时，坦克连队的新兵们就会被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被送往军区的坦克乘员训练基地受训八个月，另一部分则留在连队，由老兵中的技术骨干进行“师带徒”的训练。被送到军区坦克乘员训练基地的新兵，又分为坦克驾驶员和一炮手两个专业。虽说都是技术性岗位，但这两个专业的新兵在八个月的学期之后，却总会有那么一小部分情愿或不情愿地成为炊事员。

按理说一炮手是坦克四乘员中最为关键的岗位，因为他负责瞄准和射击。但是，我们面临的现实情况也正是这个学习起来有些枯燥的专业，最终导致部分新兵失去了耐心和放任自流。坦克兵的一炮手，拼的就是硬功夫，你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靶场上的成绩就在众人面前摆着哪，炮弹打上靶子了，或者四发炮弹全“剃了光头”，来不得任何虚假。

真枪实弹地检验过之后，经过专业训练的一炮手在学成归来之后不久，转行成为炊事员，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自己知道自己那两下子，继续在一炮手这个岗位上干下去，基本上不会有多大的出息。刚刚做了炊事员的一炮手，通常在每天上午九点半，骑了三轮车到电影场，等待采购全连人员一天的伙食给养。

我们2号院的周边没有农贸市场，团里只好安排后勤处服务中心的十几个老兵，每天早晨到县城的市场上去采购肉菜鸡鱼、油盐酱醋，然后装到一辆老“解放”上，拉到电影场之后再倒卖给各个连队。又因为不是现金交易，也就避免了各连队的炊事员从中渔利。至少，在我们各个坦克连队，“上士”这个特指基层连队炊事班采购员的称谓，基本上是不存在的。从其本质意义上来说，后勤处服务中心的十几个各有来路的老兵，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上士”，他们基本上是一人负责采购固定的几个品种，当场现金交易。腐败由此产生。

也就是说，连队炊事班没有了专职“上士”，表现上是后勤处改革了传统做法，由生活服务中心统一采购、统一供给，避免了各连队“上士”利用工作便利的腐败，其实呢，并没有真正消除大家心知肚明的腐败。

话说我当兵的第五个年头开始以后，因为我写了几篇文章发表在军区的报纸上，就被调到了政治处当报道员。这时，我一个在坦克八连当炊事班长的同乡找到我，说你能不能跟分管后勤的副团长牵个线？我说，我就是一个兵，跟你一样，我哪有那个本事？我的同乡说，你脑子要活泛一点，只要你把我带到副团长的家门口，我自有办法跟他说。我说，你要说什么？他说，我想去生活服务中心干个采购，现在给他送礼花点钱，很快就回来了啊……

这样的任务，我自然没那个本事去完成。听说，我那个同乡可能行动了一次，但没有结果。我想，那分管后勤的副团长一是不可能收他那点东西，更不可能满足他的要求。后来，我那同乡当上了连队的司务长，一干就是七年，不知道他从中得了多少好处。要命的是他一直认为我死脑筋，只要跟我照面，总会说：我要有你这个条件，天天在团领导眼皮子底下晃荡，我早想办法调到生活服务中心去了，你写那些破文章，顶个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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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那个被两个班长一顿暴打之后回心转意的家伙，在警卫侦察连干了一年半，主动要求去了团里的农场。那一年，我们部队大力发展冬季大棚菜生产，专门从山东寿光请了菜农做师傅，建起了二十个塑料大棚。没想到，他从中看到了机会。听说，退伍以后，他在村里建了五个大棚，一下子就把乡亲们给震住了。

在我当兵的第八年，还是因为在军区的报纸上发表的文章，我彻底离开了中原腹地的军营。再后来，上网方便了，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会悄悄地在网上搜一下2号院。

现在，那一片营房是一所中学。

每当我看到天南海北的战友们在贴吧里留下手机号、QQ号，并且看到我曾经朝夕相处的一个个终生不会忘记的名字时，却又没有勇气与他们取得联系。

或许，我无限怀念的只是那一处山中庭院当年的感觉，而不是那些与我一起成长的战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