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晋之好
晋惠公赖掉了许诺的河外列城五之后，秦晋关系并未就此破裂。尽管秦国很想找晋惠公的不痛快，但是秦国相对于晋国尚还弱小，从晋惠公对于缓贿的不重视程度就可以看出晋惠公本身对秦国是很轻视的。而晋惠公一上台就以雷霆之势消灭了国内的反对势力，晋国原先的分裂局面已经恢复稳定，秦国在没有内应的情况下很难占到便宜，因此也不敢轻举妄动。
既然秦国无法掀起战端，这种貌合神离的友好关系就只能继续维持下去。恰好此时，中原的周王室发生了王子带之乱，于是秦晋两国就以联盟的面目携手出现在了中原的历史舞台上。这种不仅仅包含了联姻关系的联盟，就是被当世的人们所称道的秦晋之好。
王子带的叛乱据说和郑国共叔段的叛乱有些类似，都是因为母亲喜欢幼子想废长立幼造成的。但是考虑到女人经常被用来做背锅侠的可能，因此这一点还需要谨慎对待。实际上在前几年齐桓公裹挟着当时还是太子的周襄王参加首止会盟的时候，很可能让当时的天子周惠王很不痛快，因此对于周襄王的不满很可能不是来自于他的母亲惠后，而是来自于他的父亲周惠王本人。
但不管怎么说，周襄王顺利继承了王位，而他的弟弟王子带因为没有能够继承王位，一直都对自己的哥哥很是不满，总想取而代之。于是到了晋惠公即位的第二年（公元前649年）夏天，王子带召集盘踞在扬、拒、泉、皋四邑的戎族和伊、洛之戎一同反叛他的哥哥周襄王，大军攻入王城，将王城的东门烧毁。
晋惠公和秦穆公这两个貌合神离的君主手拉着进入中原，共同出兵讨伐戎族，介入王室的纷争。到了这年秋天，在晋惠公的主持下，周王室和戎族讲和。秦国虽然是扶助晋惠公即位的主要力量，但是在秦晋联盟当中，晋国依然是主体，可见晋国的实力还是要稍强于秦国的。
这件事到了次年（公元前648年），处于霸业末期的齐桓公也参与了进来。他一方面调停周襄王和王子带的关系，另一方面又劝和以晋国为主的秦晋联盟与戎狄的冲突。晋惠公因为初入中原，还没有齐桓公的号召力，同时国内发生了连年的饥荒，自顾不暇，只能服从齐桓公的调停，并退出周王室的乱局。
泛舟之役
这次的灾荒来的很不是时候，经过晋献公一世的征战，到了惠公时期，晋国已经有了在中原争雄的实力。如果没有这次的灾荒，也许晋国在晋惠公君臣的经营下就能早几年成为中原的霸主，那个流亡在外的重耳也就没有机会回国称君了。但是也怪夷吾的命不好，老天爷就是这么不配合，生生地就给晋国降下来连年的饥荒（这个事例让儒家的学子们很是兴奋，这似乎正好验证了上天对于德行的偏好，虽然这只是个巧合）。
这个时候的晋国，就认准了秦国弱小好欺负，不去向东方诸侯求救，反而派人到秦国去买粮食。按说秦国有了之前的教训，知道晋惠公这个人轻视自己，就不要卖给他粮食了。秦国的很多大夫比如公孙枝就坚决反对卖粮给晋国，流亡秦国的丕豹一心为父报仇，更是耸动秦穆公直接趁火打劫，灭了夷吾这小子。
但是百里奚还是劝阻了众人的这个冲动，他认为，天灾对于任何国家都无法避免，晋国会发生灾荒，秦国也难以置身事外。卖粮给晋国这是符合道义的行为，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如果这次你不借粮给晋国，以后自己遇到了灾荒，就没有人会帮助秦国了。说白了卖粮给晋国的行为本身，还是为了自身的发展考虑，因此秦穆公对百里奚的意见不能再同意了。只不过他说的比较冠冕堂皇，“君是君，民是民。晋君固然可恶，但老百姓是无辜的。还是卖给他们吧。”
黄河流域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区域，水旱灾害时年发生。因此早在原始部落时期，就有了大禹治水的故事。黄河流域内的部落为了共同抵御灾害，在石器时代就已经形成了稳固的部落联盟。应对频发的自然灾害，需要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来组织和调遣部落或城邦的资源，而这也为后来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到了春秋时期，周王室权力衰微导致的直接后果，除了政治上的混乱之外，还有自然灾害治理的失调。从一定程度上说，自然灾害治理的失调也是导致政治混乱的重要原因。因此齐桓公在葵丘会盟时，最先声明的国际准则就是：不准把水祸引向别国，不准因别国灾荒而不卖给粮食。
因此当晋国出现灾荒而向秦国求救的时候，秦国若是视而不见，就会被中原诸侯所诟病。秦国既惹不起晋国，就更惹不起作霸主的齐国了。权衡利弊之后，卖粮食给晋国才是上策——除非是做好了干仗的准备。
晋惠公明知秦国恨自己，却偏偏又把这个难题抛给了秦国，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都挺不要脸的。但是我们并不能就此认定晋惠公人品就是那么差，毕竟政治上的事情，没有点不要脸的精神是什么功业都做不出来的。
言归正传。秦穆公决定卖粮给晋国，做起事来也是毫不含糊。据说给晋国送粮的船队，浩浩荡荡地从秦国的雍都出发，沿着渭水、汾水绵延数百里，一直抵达晋国的绛都城下。声势浩大，蔚为壮观。这次的运粮行动发动的人力物力规模都极其庞大，因此被人们称作是“泛舟之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