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的中国，山里是有野猪等猛兽的，我曾呆过三年的那个小村落就存有一种猛兽，乡下人唤曰：“山狗”。虽则我未曾与其蒙面，它的“丰功伟绩”是听的不少。村里为了在收获时期与其抢粮，便在稻谷收拾得当之后，把禾杆归拢在一起，三三两两分布在山脚下的耕田里，燃上火种之后，待火势渐旺，再把带湿的禾杆盖于其上，便造出漫山遍野的烟来。此举取名“熏山狗”，其实是把人也算计进去的，每当这时候，除非真有必需，村民多躲进家里紧闭门户，仅有处于上风口的几户人家，悠闲地挪来一张矮凳坐于门前，欣赏起这“人间仙境”。
这是一个处于略为尴尬位置的村落。村的北边是颇为陡峭的山，彼此紧靠着连成一脉，山脚铺了一条双向六车道公路，绕着山转了个大大的弧。在公路边上不显眼的地方忽岔出条小路，路口修了座仿古石牌门楼，掩于两旁的行道树之后。门楼对面则立一雨亭，也照着古代的做工修成，二十几年来不曾增改变化半分，外嫁的务工的回家总能一眼认出，俨然成了一个约定俗成的配客站。村子与公路之间是有近两米的落差。一条人工凿出的干渠不停地淌着水，干渠边原是成片的水田，近年来渐改作菜地，出产的蔬果以外销为主，剩些品相不好抑或错过最佳采摘期而过于成熟的，便用竹篮装了送小市集吆喝卖了去。
村的南边有什么？我虽在此地居留有几个年头，这南边是不怎去走动的。换句话说，这村子就没有南边。村子是东西走向分布，南北宽不过二百米，便再无路子可通。我对南边残留的最真实深刻的片段是水，好像那边就是个水的领土。村里那条不知起源与尽头的河里流出的水，怕是都被这南境掠了去，再赎不回了。
夏日里，我总是跟着大人去田里。那是一个靠近一条三米多深山沟的一个园子，园里按着地势修了三口鱼塘，挨着近路口的一个池塘边辟有近一亩的番荔枝，在这林子与鱼塘的接壤处搭了一木棚屋子，窗子是用竹条从下沿撑起，兼着通风采光两重功能。屋内杂乱地摆着三把锄头，一把起绣的铁锹，一担带喷洒头的水桶搁在进门显眼的位置，门的右边用三五根木条两块木板架了个简易的眠床，门是向左拉开的，在伸手可及处安了个粗铁丝卷成的用以挂锁的铁环。噢，这里，就在那充当门框的粗壮的木头与挡板的接缝处，藏着三根鱼竿。那是土制的鱼钩，用牛筋绳系住，另一头系到仅食指般粗，却要一个成年男性伸长了手才够的着的小竹竿上制成。来田里，总要带来些剩饭菜用于喂养鱼，我们几个小孩便讨了点饭，混以腥鲜之物，搓揉成泥团制成饵料。据我那伙伴的经验，这样的饵是最讨大鱼欢喜的。我自是不会怀疑它的效用，只是每每钓得大鱼的总是他，我仅得几尾不胖不瘦吃不得又不甘放是非洲鲫鱼。莫不是这塘鱼也识得主人与客？
我常去垂钓的是三口鱼塘中最浅的，塘边不及一米深，当没有饵食又在菜园里翻不着蚯蚓时，便要看手上功夫了。我们最惯用的方法便是从左右两翼发起攻击，中路放个网兜，鱼碰着网还得往回游。我们两个人两双手脚，便在左右两边各构筑一道关卡，形如龙塞斯瓦列斯的险要的隘口，只有勇猛异于常鱼的大鱼才能经此逃生。有趣的是有时候你可以碰着一条‘聪明’的鱼，在慌不择路时候纵身一跃，跳上了岸来气呼呼地瞪着眼。鱼儿竟也是有烈性的噢。
田里芋子成熟开挖之后，我们便去扫荡剩下的小芋子，在菜畦较干处刨个坑，把芋子裹上湿泥放于坑内，掩上土，围着坑沿用干土块垒成塔形土堆，再间歇地往塔里递进收集来的柴草（山里最唾手可得的资源），烧至塔渐显红，便把其敲塌堆作一堆，覆上新土保温，就可以去玩个把钟，再回来时，在阵阵芋香中将其刨出，美食一顿，便心满意足地可以回家了。
年前再去这村子，村里养鱼种地的已不多了。人们的生活质量渐次改善提高，这些穷苦日子里才有的快乐已淡成回忆，偶尔随着下班路上的烤红薯摊的飘香，在波澜不惊的内心里漾起阵阵欢乐的涟漪，旧事如波光粼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