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学》原名的意思是“论诗的技艺”，在这里“诗”的意思与普遍所指代的诗歌不同，指的是一切艺术创作。亚里士多德把知识或科学分为三类：理论或思辨科学（theoria）、实践科学（praxis）、制作科学（poiesis），“诗”属于制作科学，其目的体现在制作活动意外的产品，也就是文学作品上。但相较于实用事物，只存在于作品中的文学与现实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联系呢？在《诗学》中，亚里士多德继承了前人的观点，并在此基础上给出了属于自己的回答，在他看来，艺术的本质就是摹仿。

诗学第一章中，他开宗明义，循着逻辑的自然顺序，先从最核心的艺术本质问题谈起，“史诗的编制，悲剧、戏剧、狄苏朗勃斯的编写以及绝大部分供阿洛斯和竖琴演奏的隐约，这一切总的来说都是摹仿”。

而摹仿艺术的区别性特征又被分为三点：

1、采用不同的媒介，如节奏、话语、音调等，比如舞蹈就是只用糅合在舞姿中的节奏来表现人的性格、情感和行动。相较于他的老师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把关于表现“美”的艺术（例如史诗、戏剧、舞蹈、雕刻、绘画等）与有关实用事物制作的技艺进行了区分，他认为一切表现美的艺术都是摹仿艺术，其中也包括被柏拉图认为是“非摹仿的艺术”的英雄颂歌和神祗颂歌。

2、取用不同的对象。古希腊时期，赫拉克利特提出了“艺术摹仿自然”的观点，他认为艺术摹仿自然造成和谐，并且在这里“摹仿”所指的不只是再现自然，还包括再现自然的生成规律。德谟克利特则将艺术摹仿的对象从自然进一步扩大到了人，他认为文艺描写的对象不只是人的外在形象，更包括人内在的精神与做出的行动，是人外在与内在的相统一，他把求美作为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标志，也就是说求美属于人的天性之一。继而到苏格拉底与柏拉图，他们提出“理式”这一概念，认为文艺与“与真理之间隔了三层”，是“摹本的摹本”、“影子的影子”，因此摹仿艺术不够真实。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他抛弃了柏拉图的观点，认为文艺摹仿的是行动中的人，也就是说艺术摹仿的对象并非虚幻，反而是真实的，而且相较于摹仿自然，他更侧重于人的性格、情感与行动。因此，摹仿的对象不同也造就了艺术类型的差别。比如亚里士多德在《诗学》第二章中论及，悲剧主要摹仿高尚人的高尚行为，它“倾向于表现比今天的人还好的人”；而喜剧则主要摹仿滑稽低劣人物的活动，“倾向于表现比今天的人要差的人”。

此外，在第九章中，亚里士多德还提到“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经发生的事情，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诗倾向于表现带普遍性的事”。也就是说，相对于历史学家而言，诗人的任务不是如一复述已经发生的具体事件的开头、经过、结果，而是从个体事件中提炼出合乎自然规律与人类心理认知的普遍性内在联系，“诗”不仅仅是再现历史，更重要的是创造典型。所谓“诗比历史更富哲学意味”，其含义正在于诗要表现的是根据可能或必然原则下可能发生的事情，对于后世读者而言，这样的文学作品更具有借鉴意义与鉴赏价值。经典作品之所以千百年来能够经久不衰，也是因为它对读者而言常读常新，因此不会被时间的洪流所遗忘。

3、采取的方式不同。第三章中，亚里士多德道：“人们可用同一种媒介的不同表现形式摹仿同一个对象”。现今优秀的文艺作品往往被改编成多种形式，例如小说被改编为影视剧、舞台剧、广播剧等等，尽管表现的方式不同，但是这些作品要摹仿的核心对象是相同的，而不同的表现形式又为文艺作品带来了截然不同但相互补充辉映的艺术魅力。

上文已经简单论述过摹仿艺术核心的三要素，那么，诗艺到底是怎样产生的，或者换而言之，我们为什么会需要没有物质实体的诗艺呢？

亚里士多德认为诗艺的产生与人类的两个天性有关，第一个是求知的欲望。在他看来，人从孩提时候就拥有摹仿的本能，并且从摹仿中人能够获得最初的知识。求知不仅仅是哲学家的专利，“而且对一般人来说都是一件最快乐的事”。人可以通过两个渠道获得知识，一方面是通过直接渠道，通过自己的亲身接触来获得经验，构建认知；另一方面是从间接渠道，比如从摹仿艺术中汲取到直接渠道无法囊括在内的庞大经验，毕竟一个人的时间、精力都是有限的，但是被“制作”出来的摹仿艺术成品却能够长久流传，形成集体经验，当人们观看摹仿艺术时，他们能够学到知识，从而更深、更广地开阔自己的认知框架，深化人对自我认识与对客观世界的认知，开发心智。第二个是求美的欲望，“每个人都能从摹仿的成果中得到快感”，这个观点与德谟克利特是一脉相承的。随后亚里士多德又讨论了悲剧、喜剧的起源，悲剧起源于狄苏朗勃斯歌队领队的即兴口诵，而喜剧则来自生殖崇拜活动中歌队领队的即兴口占。艺术形式的递进变化是随着人的认知不断完善与提高而成长起来的，而不断成熟的艺术作品又能反过来给人的认知、情感以陶冶，两者之间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持续性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