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史遇春
明代的锦衣卫，一说起来，似乎是人人听闻过的名词。
锦衣卫究竟是怎么一会事？
仔细询问起来，也不见得人人就能说出个所以然来。
既然如此，这里就来说说明代的锦衣卫。
作为大明王朝自创的刑法，要具体讲说锦衣卫，那就从《明史》着手，说开去。
据《明史》卷九十五《志第七十一·刑法三》所载，关于锦衣卫大狱，可述之如下文。
锦衣卫大狱，就是世人所称的诏狱。
关于诏狱，在本人所写的《大明王朝自创刑法之廷杖（稍及荷校）》一篇中，已经做了解释。
为了便于阅读，这里，再将诏狱重复一遍：
所谓诏狱，主要指九卿、郡守一级二千石高官有罪、需皇帝下诏方能系狱的案子，也就是由皇帝直接掌管的刑狱。诏狱之意，即为此刑狱之案犯，均由皇帝亲自下诏定罪。
在中国社会的历史中，古时的刑狱诉讼，是司寇掌管的。
司寇之职，有人认为，在殷商时，即已有之。
司寇为国家的最高司法官。
关于司寇，最早见于载记文字的，是在周朝。
周朝时，司寇有大司寇与小司寇之分。
据《周礼·秋官》载：
“大司寇之职，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国，诘四方。”
“小司寇之职，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以五刑听万民之狱讼，附于刑，用情讯之。”
秦汉时期，以廷尉取代司寇。
及至后世，则以大司寇为刑部尚书的别称；刑部侍郎则称少司寇。
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41年～公元前87年在位）时期，开始设置了诏狱二十六所。
自此以后，诏狱便成为一种存在。
不过，历代统治阶层对诏狱的因袭沿革，并没有定制。
五代时期【一般称五代十国（公元907年～公元979年）；五代是指公元907年唐王朝灭亡后，中原地区依次更替的五个政权，即后梁、后唐、后晋、后汉与后周；另外，在唐末、五代及宋初，中原地区之外还存在过许多割据政权，其中前蜀、后蜀、南吴、南唐、吴越、闽、楚、南汉、南平（荆南）、北汉等十余个割据政权被《新五代史》及后世史学家统称十国。】，后唐明宗（公元926年～公元933年在位，代北沙陀人，后唐第二位皇帝，原名邈佶烈，被后唐太祖李克用收为养子，赐名李嗣源，称帝后更名李亶。）设立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司），这是由主政者亲自统领的机构名称，主要掌管禁军，简称侍卫司。
到了五代后汉时期（公元947年～公元950年），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史弘肇专擅军政大权，侍卫司的权力便空前膨胀。此时，侍卫司下，还特设了侍卫司狱，不仅掌管军法，而且染指民政，侵夺司法权。这时的侍卫司狱，已经触目惊心，臭名昭著了。据《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八《后汉纪三（起著雍涒滩三月，尽屠维作噩，凡一年有奇）》载：
后汉的刑法本来就已经非常严酷了，然而，侍卫都指挥使史弘肇还尤为残忍，他在掌控侍卫司时，宠任孔目官解晖，残酷刻毒。其时，凡被逮押进入侍卫司狱的人，史弘肇都让解晖随意加罪折磨。一旦进入侍卫司狱，没有人不自诬以求饶的……史弘肇执掌禁军，巡逻京城时，抓到被认为有罪的人，不问所犯情事的轻重、不管法律条令应该如何判定处置，他都自专生杀，从不上请；史弘肇所用之刑惨忍刻酷，或决口断舌，或斫筋，或折胫……他没有一天不抓捕、没有一天不行刑的。当时，因为刑狱严厉残酷，虽然奸盗之事屏迹，但被冤死者人数众多。当时，即便是被冤定罪、被冤致死，也没有谁敢辨驳、没有谁敢上诉的。
那时，很多大案都是由侍卫司狱判定的。
大明王朝的锦衣卫大狱，其实和后汉的侍卫司狱是有些接近的。
无论是后汉的侍卫司狱，还是明朝的锦衣卫狱，它们在阴暗之中拘系、在牢狱之中施虐，其为害之毒、作恶之烈、遗害之深，都是无可比拟的。
明太祖朱元璋时期，天下凡犯有重罪、被逮押解送至京师（时在南京）者，全都收押看管于锦衣卫大狱之中。当时，数次更换增置更大的监房、多次命令安排增加审判的人员；当时，审理结案大多以诛杀为主要成果。
后来，不知道出于何种缘由，朱元璋突然大发善心，命令将锦衣卫大狱中的刑具全部焚烧，将锦衣卫大狱中的在押人员全部移交刑部审理。
到了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大明朝廷还特别申明，禁止锦衣卫受理案件，其在诏书中称：
内外刑狱，不得上递锦衣卫处；案件无论大小，都必须经过朝廷制度架构下的正式法司。
明成祖朱棣即位之后，宠幸纪纲，任命其统领训练锦衣卫亲兵，并管理处置诏狱。
于是，纪纲便任用其党羽庄敬、袁江、王谦、李春等人，借机做了数百千桩奸邪恶劣的勾当。
很久之后，纪纲被诛族灭杀。
但是，锦衣卫执掌诏狱的情况依然如故。
这个时候，朱棣已经废弃不用他老子朱元璋所申明的、内外刑狱不得上锦衣卫的禁令了。
明英宗（朱祁镇）首次即位的正统初期，管理锦衣卫的刘勉、徐恭都谨慎节制，所以，没有生多少事端。
之后，等到宦官王振任用马顺为锦衣卫都指挥使，锦衣卫的流毒又一次遍布天下。
王振前往视察国子监建设，时任国子祭酒的李时勉没有大张旗鼓地加礼接待，王振便怀恨在心。随后，李时勉被施以荷校之刑，进行羞辱。这件事情，就是马顺负责执行的。
著名谏臣刘球于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上疏反对麓川之役【大明朝廷征伐云南麓川宣慰司思任发、思机发父子叛乱的四次战争。四次征讨先后发生於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正统七年（公元1442年）、正统十三年（公元1448年），经过连年征战，明廷并未彻底平息叛乱，最终以盟约形式结束；期间，连续发动数十万人进攻，致使大军疲惫、国库亏空，对北面蒙古瓦剌的防御空虚。】；正统八年（公元1443年），应诏陈言时，刘球又言及麓川之失，触忤王振，逮系诏狱，被马顺肢解而死。
明世宗（朱祁钰）登基后的景泰初期，有人上疏言事，提及锦衣卫官校抓捕审问的弊端，朱祁钰切责锦衣卫的长官，下令将所缉拿的人等，全都移送至法司审理判决，凡涉诬陷者，皆从重治罪。
随后，明英宗复辟，二次登位，他召来大臣李贤（英宗复辟后，迁翰林学士，入内阁，升吏部尚书。），屏退左右，询问时政的利病得失。李贤应对时，提及锦衣卫官校抓捕、提审、刑讯的危害。对此，朱祁镇深以为然，他还安排人员，暗地里查探李贤所述的情况，结果均是事实。于是，朱祁镇召来锦衣卫的统领，对其进行了训诫。
先前，锦衣卫指挥使逯杲听信告密者的诬陷之词，说是弋阳王朱奠壏与其母败坏伦常。朱祁镇命令朱奠培具实上闻、又派遣驸马都尉薛桓与逯杲查究审问，都没有事实依据。朱祁镇大怒，责问逯杲，逯杲害怕获罪，仍然坚持说确有其事。于是，朱祁镇赐弋阳王朱奠壏母子自尽，并焚烧尸体。
后来，才发现，弋阳王朱奠壏母子败坏伦常的事情，是虚假的诬告。于是，朱祁镇再次申诫锦衣卫。（这种申诫极其廉价，因为冤错的根基，就在皇帝自身。）
这一时期，锦衣卫指挥使门达、镇抚司逯杲怙宠肆恶，就连李贤自己，也被罗织罪名多次。
门达差遣旗兵的校官四出侦探拿人；逯杲又立下规程督促手下，以抓获人数的多少作为考核升迁的依据。
锦衣卫千户黄麟到广西，执押御史吴祯至京师，为了拷审，竟然要了二百多副刑具。
当时，天下进京朝觐的官员，被陷入罪的人非常多。
逯杲原本是由石亨（明朝将领，官至太子太师，封忠国公。）、曹吉祥（擅权宦官）推荐提拔才被重用的。后来，逯杲告讦石亨，致其死命。逯杲又上奏曹吉祥及其从子曹钦的阴事，曹吉祥与曹钦对逯杲十分痛恨，明英宗天顺五年（公元1461年），农历七月，曹钦造反，他跑去逯杲的宅第，杀了逯杲，取其首级离去。
逯杲死后，门达兼领镇抚司。
此间，门达构陷锦衣卫指挥使袁彬，将其逮系审讯，所用刑罚五毒俱下，袁彬仅得未死而已。
朝官杨璡、李蕃、韩祺、李观、包瑛、张祚、程万钟等人，皆锒铛就逮，冤叫屈号于道路者，真是不可胜记啊。
其中，御史李蕃按察宣府，有人密告李蕃擅自挞阀军职人员，并用军中的仪仗进行迎送；御史杨璡按察辽东、韩琪按察山西，校尉言其妄作威福。于是，全都交由门达审办，李蕃、韩琪皆因荷校之刑，直接死掉。另外，陕西督储参政娄良，糊广参议李孟芳，陕西按察使钱博，福建佥事包瑛，陕西佥事李观，四川巡按田斌，云南巡按张祚，清军御史程万钟及刑部郎中冯维、孙琼，员外郎贝钿，给事中黄甄，全都被校尉揭发下狱。包瑛守官清白，不胜其愤，自缢而死，其他人员，多被发遣戍边。
锦衣卫的威势，自从纪纲被诛杀之后，其气焰稍稍收敛。
到明英宗正统时，锦衣卫的气焰又开始疯长起来。
明英宗二次上位后，到天顺末期时，锦衣卫的祸害就更加炽烈了。当时，朝野人士，相顾而不能自保。其间，李贤极力上言，都没能救其弊患。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