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后悔没有先看《小偷家族》，再看《西虹市首富》
我总觉得，有两类电影最适合在电影院观看。
一类是喜剧片，“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一群人笑声的相互传染更能让快乐加倍；另一类是节奏平淡如水的现实主义片子，毕竟在生活的快节奏和相伴的各种焦虑下，人们是很少能在两个小时的“流水账”中逼着自己坚持到最后。这个时候，黑乎乎的放映厅作为一个封闭的时空显现出特定的魔力（另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并且常常在想的“封闭时空”是行驶中的火车车厢）。
对于喜剧片，观众涌入放映厅借以逃避现实的“不可乐”， 哪怕只有短暂的两小时也是莫大的精神放松，这是一个由“世俗”走向“世外”的转变过程（物质层面的由内到外）；而对于“白开水”似的现实性影片，观众自愿买票入场本身就是给自我下达了暗示，即“自己心里清楚，这两个小时只能老老实实坐在这里沉浸于电影，其他事务一概做不了”。
隔绝了世俗的事务和焦虑，黑暗而又封闭的放映厅时空让观众走回了内心，大银幕上跃动的不仅是艺术创作者完成的“别人的故事”，同时也是观众自身正在进行的“自己的人生”的另一重映射，现实主义往往能引起情感共鸣，也正是在于“透过别人在看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讲，观众是在精神层面的“由外向内”。很有意思的是，很多电影里描绘角色的内心戏，也正是反过来用“自我”独自在影院看电影的形式进行表现。此外，也不得不承认，“现实主义”影片的“现实性”从先天上就决定了丧丧的情感基调，也就往往只能借助“封闭时空”来排除外界压力，让自己在相对轻松的环境下有勇气回味这种“日常丧”、“平淡丧”。
接连看完《西虹市首富》和《小偷家族》两部电影，这种差异对比会感觉的更明显。如果不是在电影院而是在电脑上，一个人看《西虹市首富》我会觉得不过瘾，而《小偷家族》很可能会直接被我囤在电脑硬盘角落里很久而没打开过。两种截然不同的类型片，没有任何可比性。
前者作为最迎合主流“合家欢”市场的商业喜剧片注定收获高票房，而不热衷讨好市场的现实主义文艺片的后者也已经赢得了高口碑，在戛纳金棕榈大奖的加持下，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导演是枝裕和其后的回应和行动。看完《西虹市首富》我会继续期待开心麻花的下一部作品，在现实这么“不可乐”的社会环境下，能让观众发自内心大笑已经是一件很难得、也值得感谢的事；而看完《小偷家族》，我会想把是枝裕和之前的电影都翻一遍，在短暂的欢笑之后，回归生活必然还是要靠源于生活的平静而又充满力量的内省。
二、没有生过孩子的女人可以成为母亲吗？没有血缘联系的成员可以组成家庭吗？
如果说上一部作品《第三度嫌疑人》，导演对人性道德和公平正义的拷问依托于法律这一专业性较强的语境，可能对不同层次的观众会有差异化影响，那么《小偷家族》中导演回归“家庭”主题就是对所有观影人群的“全方位打击”。
温润的叙事节奏，白描的摄影，克制却又自然的表演。作为群像剧，“家庭”中的每个成员都有足够精彩的展现，无论是独角戏，彼此之间或和外人的对手戏，还是群戏，都有太多值得称道和回味的场景，独自踢着塑料袋球的“爸爸”，两场哭戏都自我压抑的“妈妈”，默默失声说出“感谢”和“爸爸”的“奶奶”和“祥太”，回归原生家庭后面对空屋子的“由纪”和向往“阳台外”的“树里”。
如果非要举出一个印象最深的场景，那一定是全家看烟花这段。少有的家族成员全部同框。一片黑暗中，唯有小偷家族在自家昏黄的灯光下，像真正的家人一般，其乐融融地抬头仰望观众看不到的花火。相比于国内版海报将这一幕以插画形式画出来，并且“画蛇添足”地画出多彩的烟花，电影里导演完全没有将烟花拍出来，透过这层银幕，小偷家族抬头仰望，更像是试图打破“第四道墙”，仰望的正是银幕外的观众。在角色和观众之间奇妙的对视下，难道不也是导演所设计的，观众自我内心审视的另一种外像化？
原本以为只有故事开始的弃童“树里/由里”是这个看似完整的家庭唯一的闯入者，随着情节展开，“爸爸妈妈”的遮遮掩掩，彼此称谓的混乱，以及其他被埋入剧情的伏笔细节，让人好奇却又摸不着头脑。这种对观众情感的把控，只有在最后抽丝剥茧开来、真相大白的时候，才被引向高潮。看似完整的家庭都是由一个个支离破碎的原子人组成，血缘联系的原生家庭给他们的只有不幸，羁绊纽带却将各自身负隐情的边缘人群凝结成家庭，偷掉别人所遗弃的小偷家族赐予自己的幸福。
点到即止。生活里哪有那么多撕心裂肺，经历过风浪才能云淡风轻、轻描淡写。不存在国产影视剧里角色的大哭大闹和歇斯底里，小偷家族里永远只有简单、坦诚、克制和真实。剧本之外，画面和配乐的锦上添花，更把这种“简单、克制”极佳地渲染出来。细野晴臣给本片的作曲，每一首单拎出来都是一两分钟的小品级，但在画面和情节的相互衬托下，空灵、安静、丝毫不张扬，点到即止，恰到好处。
是枝裕和一贯的叙事节奏和对现实主题的人文情怀，让这部电影有了浓浓的个人风格。虽然总觉得这种细腻平淡的慢节奏只有日本人能拍得出来，抛开中日文化传统这种大而泛的话题，中国电影的市场环境和政策监管环境也决定了这种“现实主义+边缘群体”片子难以过审甚至少有资本敢投拍（所以贾樟柯之前的作品基本都上不了院线）。试想一下，假如真是国产电影拍《小偷家族》，一定会在片尾以文字形式加个令人生厌的小尾巴：“经我公安干警查明案件真相，XX（爸爸）有从犯嫌疑，依法被逮捕。XX（树里）父母经过妇联教育，依法履行子女监护责任，家庭生活和睦。”
三、我曾在重庆街头尾随几个“棒棒儿”偷拍了一路
关注边缘群体的现实主义题材一直是国产影视剧禁区，既然大银幕受到的监管诸多，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婆媳关系、抗日、玛丽苏等等霸占了电视小银幕？
在我很小的时候，甚至都忘了自己有多小，晚上8、9点洗漱完躺在床上，家人会换到一个演“棒棒军”农名工的电视剧（《山城棒棒军》），当时只觉得稀罕又好笑，因为是方言电视剧，生平初次听到重庆话，故事情节又是相对搞笑轻松的，看这个剧成为那段时间家庭每晚的娱乐方式。情节早就忘得干净，唯一留下的印象就是重庆话上挑的儿化音“棒棒儿”和他们人手必备的木棍棒棒。
16年第一次到山城重庆，我住在渝中东水门大桥、长滨路附近。甫一出地铁站，眼前看到的全然没有重庆宣传照片那般干净整洁现代化，凌乱聒噪人来人往，仿佛置身于三四线乡镇核心地段的赶集市场。虽有点落差，但也惊异于“高楼里过轻轨”、“扶梯建在商场外”这种从未见过的魔幻设定，同时也惊喜于第一次亲眼看见“棒棒儿”，有赤膊扛着大件行李的棒棒儿，闲坐在街边等着接活儿的棒棒儿，提着棒子朝码头前去干活的棒棒儿。总之，对这里的一切都充满好奇和刺激，甚至庆幸之前选择住在这片区域，因为它太接地气了，它就是山、是地、是活着的重庆。
我所住的青旅，从地图上看就在大桥下，简单明了。可托了重庆地势的光，每次都要上山下坡，绕几个路口，过一个商超，再走一个菜市场，穿过乌漆麻黑的大桥底下，才能回去。也正因为此，才有机会去看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楼和各种各样的狗。
重庆话语速快说得急，当地朋友也说过，重庆女人闲聊都像在互骂。每次去问路，或者只是随便买瓶水，听起来都像是无端遭到了老板娘的训斥。
早上出门要走过一个建在陡坡上的菜市场，每次都能看见棒棒军们一个个扛着超出本人体型几倍大的货物上上下下，有时候我就会停下来偷偷看着，看他们如何完成这种壮举。街上也有往来的棒棒军，他们长着不一样的脸、穿着不一样的衣服、做着不一样的神情动作，甚至棒棒也跟着主人显出不一样的特质。他们不能被简单概括成“棒棒儿”这个简单又粗糙的概念，而是各种各样的棒棒儿，各种各样的人。我就在重庆的街头漫无目的地绕来绕去，拿着相机对着各种人胡乱拍上一通，或者直接尾随一个棒棒儿，沿着他走过的路，看着他眼中所见的景象，幻想着他日常的生活，顺便在身后偷偷拍上几张。一如我在其他城市、其他地方所做的那样。因为迷路，所以才能遇见各种想不到的惊喜。
沿江码头众多。有次晚上在歌乐山顶送朋友回宿舍，天黑又下雨，回去的时候一路狂奔下山，才赶上回住处的最后一班地铁，出地铁站时已经接近11点，白天出行都要来回绕，在夜色下理所当然地迷路了。不知不觉走到码头区，雨下的不大，伴着码头区各种杂音，仍有不少棒棒们卖命地在干活。即时已经入夜，这个城市的某些地方，仍在呼吸。
四、放在那时候，我得在自我定义里加上这么一句：“狂热的城市多样性的吹捧者”
大学入学前的那个深夜，我成为了狂热的城市多样性的追捧者。第一次来到广州，被感染的不仅是身体从未体验过的热气，还有那大城市夜色下的灯红酒绿。“有红花和绿叶，自然也有干净整洁和污秽凌乱，有富贵奢华和贫破不看，有富豪和乞丐，有好人和坏人，有光明和黑暗，城市包容并接纳了所有的一切”。初来的晚上，家人都早已在酒店熟睡，我却失眠，看看窗外，写下了这一切，“广州，欢迎我吧。”
那时起，我喜欢上漫无目的地走，漫无目的地看。故意让自己迷路，然后像在探险一般试着找到另一条回去的路。会去那些繁华的商圈、祥和的老街、吵闹的菜市场、安静的大学校园，广州昏暗的筒子楼城中村、澳门金碧辉煌的威尼斯人、老北京空荡的胡同，重庆解放碑外围萧索的待拆区。
看的多，也会想的多。想着他们各自过着怎样的生活，想着自己又是过着和将来会过上怎样的生活。渐渐地，好像这就成了自己当前的人生。有时候也会反省，何必要去看那么多人想那么多事，偶遇过的路人无非也是萍水相逢，你永远不会再遇见再看见，更永远不知道他们之后的路，现在纪录这么多瞎想这么多，无非也是给自己增添不必要的负担，更何况连自己的路都尚不清楚，连自己的问题都解决不好。看别人那么多，也看不到明天的自己。
现在是很少无目的地走、无目的地看了，原因可能很多，源于焦虑、源于丧、源于对自我的压力，源于明确的方向。脚依然在走，眼睛依然在看，脑子依然在转。好像什么都在变，又好像什么都没变。
连着看完《西虹市首富》和《小偷家族》，半夜离开电影院，孱瘦黝黑的农民工依然在卖命施工，艳妆浓抹的靓丽女性匆匆敢向附近的三里屯工体。你又要走向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