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良忠
一、引言
公元1125年仲夏，也就是北宋徽宗宣和七年农历五月十八日，在永登县西部的水磨沟内，一行人马数百人从北向南迤逦而行，队伍的前面四个人骑着高头大马，居中一个武将打扮，边上三人军官模样。他们说说笑笑，指指点点，不时赞许着水磨沟的美景。眼望着这青山绿水，鸟语花香，一派难得的美景，走在队伍最前面的那个武将不禁吟出了一首绝句：“水漱寒敲玉，山光翠泼蓝。虽然居塞北，却似到江南。”身旁一个军官马上附和到“好诗，好诗呀！”另一个军官用献媚的口吻说到，“郭大人，难得您亲临西陲前线，代表朝廷巡按我们前线将士。就把这首诗刻在对面荨麻湾石壁上，传世后人，千古流芳。”
“方便吗，严兄？”
“怎么不方便，昨儿进这沟口不是看见有几个石匠在凿石磨吗，大人只管把诗句写在石壁上，回头小人我找个好石匠按大人您的笔画刻上不就好了吗！”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只见居中的那位武将纵身下马，接过小兵呈上的毛笔，和端着砚台的小兵一起爬上岩壁，找了一块光滑平整的地方，开始书写：
宣和乙巳仲夏十八日巡按震武回留题荨麻湾石壁
陕宪郭传师
水漱寒敲玉，山光翠泼蓝
虽然居塞北，却似到江南
准大同副将陈思恭、监押王励、知震武军严永吉
书写毕，那武将跳下岩壁，在山泉水中洗洗手，骑上马，四人再次说说笑笑，带大队人马继续向南扬长而去而去。直到这时，才知这队兵马是北宋陕西路提点刑狱公事郭传师，前来震武军视察慰问前线官兵的。题壁的那位正是主巡按官郭传师，今日在前线石门堡、德通城和仁多泉城巡按结束，准备回震武城。陪同的三人，都是当地武官，大同堡的副将陈思恭、兵马监押王励、震武军知军严永吉。
郭传师何许人也，其人名为郭仲荀，字传师，洛阳人，此次巡按后屡有提升，曾任南宋殿前副都指挥使、检校少保、检校少傅、东京同留守镇江知府等职，绍兴十五年（1145年）卒于台州。《全宋诗》有其作品三首，南宋初年的宋诗作品中，其名字数次出现，诗中称之为“郭太尉”。
就在郭传师在北宋西陲巡按震武军的时候，北宋东线金国磨刀霍霍，先灭辽国，再南下犯宋。而北宋朝廷内蔡京、童贯等奸臣当道，民不聊生，宋江、方腊丶田虎等农民起义不断。当年底，书画家皇帝宋徽宗见大敌当前，无心留恋金銮宝殿，让位于其子钦宗。一年后发生靖康之耻，徽钦二帝为金人所掠。高宗赵构继位，都城南迁临安，北宋结束。西夏人眼见大好时机，怎能放过，出兵南伐，北宋西北边陲悉数陷落，震武军首当其冲，率先易手。准大同副将陈思恭、震武军知军严永吉二将奉命勤王，与金兵作战，以身殉国。监押王励是死是活不得而知。
时光荏苒，这个金戈铁马中镌刻到水磨沟石壁的摩崖石刻，此后在水磨沟静静地高挂了八百多年，直到一九八九年，被当地人文地理爱好者发现后披露出去，引起北宋和西夏历史研究者的浓厚兴趣，永登县也将其列为县级文物加以保护。这一摩崖石刻的发现，虽对震武军位置之争没有盖棺定论，却也基本锁定宋夏对垒的军事要冲震武军之大致方位，也基本可以确定永登西部水磨沟一线古城堡的可能建设年代和可能的名称。
二、震武军位置之争
关于震武军的正史记载不是很多。元末所修《宋史 夏国传》载，“震武在山峡中，熙、秦两路不能饷，自筑三岁间，知军李明、孟清皆为夏人所杀。初，夏人陷法军，围震武，欲拔之。察哥曰：‘勿破此城，留作南朝病块。’乃自引去。而宣抚司受解围之赏者数百人，实自去之也。诸路所筑城寨皆不毛，夏所不争之地，而关辅为之萧条，果如察哥之言。”又载，“震武军。政和六年，进筑古骨龙城，赐名震武城。不久，改为震武军。不见四至，据童贯奏，古骨龙元属湟州。通济桥，震武城浮桥，政和六年赐名。善治堡，政和六年，震武城通济桥堡赐名。大同堡，本名古骨龙城应接堡，政和六年赐名。德通城，本瞎令古城，政和七年，刘法既解震武军围，进筑，赐名。石门堡，瞎令古城北，地名石门子，政和七年赐名。”南宋李埴撰《皇宋十朝纲领 卷十七》载：“（政和七年）熙河路筑旧南宗，连大同堡通作一城。丁巳，赐名大同。”
由于历史记载不甚细致，北宋退出西北后，所赐军事城堡名称告废，以致出现震武军位置之争。关于震武军的位置，目前史学界有四种不同观点。
一是认为在今青海省门源县境内的克图古城；在水磨沟摩崖石刻发现前，多数学者基本支持这一观点。二是认为在今青海省西宁市的大通县；三是认为在今甘肃省永登县境内水磨沟口的连城古城；四是认为在今甘肃省永登县民乐乡的登登城。
过去史学界将震武军确定在今青海省门源县境内的克图古城，《青海古城考辨》、《青海通史》、《青海省志 建置沿革志》等书文采用和沿袭了这一观点。在百度搜索，震武军仍注解为青海门源县。这种观点所持依据主要有三：一是从《宋史 地理志》关于震武军的记载来看，震武军大致在湟州之北的宋夏接壤地带，门源克图古城基本处在这一方位上。二是今门源县境内的克图古城、门源占城、沙金城、公里古三角城形制相同。三是克图古城出有“天禧通宝”一枚。历史上仅有宋真宗赵恒和辽末主耶律直鲁古使用过“天禧”年号，其中西辽势力无法到此，故确定此四城为宋城，而四城中克图古城作为震武军城更为合适。
认为震武军位于青海大通县的观点，源自于嘉庆首修《大清一统志》，书中说震武城在大通白塔城界。民国初年《大通县志》则更进一步直接认定大通县城西的古城为震武城。由于这种官方志书具有一定的权威性，这一说法演变为当地的民间口碑传说。
认为震武军位于甘肃永登县连城水磨沟口的最主要依据是1989年在水磨沟内发现了北宋宣和七年五月，陕西路提点刑狱公事郭传师巡按震武军回留题荨麻湾的摩崖石刻。假如震武军在青海境内的门源县或大通县，郭传师一行不可能巡按后从永登水磨沟返回。同时，水磨沟口的连城古城符合震武军城大致在湟州之北的宋夏接壤地带的方位要求，周围也有古城多座与史书关于震武军及周围堡寨分布的描述十分吻合。《西北通史》、《永登县志》、永登西铁中学杨善德等皆主其说。青海学者张生寅也支持这一观点。同时杨善德老师认为位于永登县民乐乡卜洞村的登登城为德通城，位于永登县民乐乡三角城村的三角城为石门堡。
认为震武军在今甘肃省永登县民乐乡卜洞村登登城的主要依据，还是水磨沟摩崖石刻。这种观点赞同震武军就在永登连城附近，但不认为是水磨沟沟口的连城古城。假如震武军在连城水磨沟口，郭传师一行向北返回，将进入西夏属地，可谓南辕北辙。且史书记载震武军在山峡中，而水磨沟口的连城沟口实际已出了山峡。主此说者为北方民族大学张多勇教授，业余北宋军事历史爱好者阿康也支持震武军在登登城。2013年，张教授对西夏河湟交通路线级沿路军事堡寨考察后，推定震武军在荨麻湾摩崖石刻之北，今荨麻湾之北有古城登登城，当是震武军遗址。同时张多勇教授认为荨麻湾南五千米的连城古城，当是北宋南宗寨遗址；登登城以北五公里的民乐乡铁丰村羊胸子城为仁多泉城；羊胸子城以北两公里的民乐乡三角城为石门寨；民乐乡什拉城为善治堡。
三、我对震武军及周边古城的考略
笔者的家乡位于永登县民乐乡铁丰村，现工作在兰州市红古区。每次回家都要经过连城镇进入水磨沟，对此地十分熟悉。笔者也曾驾车去过青海门源县和大通县，对两地有所了解。
通过实地考察和查阅文献，本人形成了有别于上述四种观点的第五种观点，简述于下。
（一）震武军不会在青海门源或大通
青海门源县在永登县民乐乡西北方向，距离民乐乡约在两百多公里。以现有交通条件，从民乐三角城驱车去门源，需经过永登县民乐乡黑龙沟村，翻山到达天祝县赛什斯镇的先明寺、而后进先明峡到达天祝县赛什斯镇，再翻山穿沟到达天祝县炭山岭镇，丛炭山岭镇翻越五台岭，过朱岔峡，到达大通河东岸水务天祝县天堂镇，然后沿大通河谷过互助县扎龙口可到达门源县境内。此路以今日之条件都十分难行，在九百年前的北宋，以一小队人马沿此方向返回湟州或兰州，半路上心血来潮，题壁水磨沟荨麻湾，基本不可能。若从门源返回，当以回西宁为首选。因此，震武军绝不会在门源境内。青海大通县与永登水磨沟更不在一条线上，自然郭传师一行不会从大通县过水磨沟返回内地。青海社会科学院张生寅等学者对门源和连城做了实地考察后，也认为震武军在永登连城，而不在门源县，并认为门源古城是唐代唐朝与吐蕃对垒时所建。
史书记载，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年），北宋收复达南城，改名大通城。而北宋熙河路所筑旧南宗，与大同堡连作一城。政和六年（1116年）赐名为大同。显然，此大同非彼大通，音同字不同，绝非笔误。而是为了区分同在一朝管辖之下了两地而已。靖康二年（1127年）靖康之变发生后，青海大通、西宁一带及甘肃永登等地为西夏占领，原北宋所命名的地名均告作废。直至雍正三年（1725年），连城恢复大通卫之名。明朝万历年间，连城一带曾设西大通堡，此次命名或许仍与北宋原名称有关，取谐音而成。认为震武军在大通县的文字记载出现在清代，或许是作者对两地地名的历史变化缺乏了解，以致把两地错误地认为是一地。假如作者当时能看到水磨沟摩崖石刻，绝不会如此杜撰。
（二）水磨沟一线古城名称之争不同观点
否定了震武军在青海的观点，可以确认震武军就在永登西部连城、民乐一带。出现震武军究竟在水磨沟口的连城古城，还是在水磨沟内的民乐登登城之争，在于对郭传师一行的返回线路之争。主张在水磨沟口连城古城的观点认为，郭传师一行完全可以从水磨沟北行，从今民乐漫水村一带到达今永登县通远乡新站的统安城，然后从通远沙沟返回湟州。实际上这种观点是不成立的。郭传师巡按震武军发生在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年），而早在此前宣和五年（1119年）的统安城大战中，北宋十万军队为西夏晋王李察哥所灭，主将刘法战死，北宋占领的统安城（原西夏割牛城），又回到了西夏手中。统安城之战后，北宋无力再伐西夏，两国有过数年的和平共处，直至北宋为金所灭，统安城一直为西夏所占据，郭传师一行不会北行从到统安城再返回湟州（在今兰州市红古区对岸的青海省民和县）。
既然郭传师一行不会北行返回，那只有南行返回了。张多勇教授关于郭传师一行必然南行返回的观点显然是成立的。但是张教授的观点又有自相矛盾之处。如果水磨沟登登城是震武军，民乐乡铁丰村羊胸子城是仁多泉城，民乐乡三角城村三角城是石门寨，哪德通城又在何方？另外，杨善德老师认为，水磨沟口连城古城是震武军，民乐乡卜洞村登登城音近“德通”是德通城，民乐乡三角城村三角城是石门堡，是“完善的对应”。可是，杨善德老师疏忽了仁多泉城的所在。假如杨善德老师没指出的民乐乡铁丰村羊胸子城对应为仁多泉城，又有了矛盾之处，《宋史·地理志》载，“震武军，政和六年（1116）进筑古骨龙城，赐名震武城，未几改为震武军”。政和六年（1116）春，“刘法、刘仲武合熙、秦之师十万攻夏仁多泉城，三日不克，援后期不至，城中请降，法受其降，而屠之，获首三千级”。刘法攻克仁多泉城，是在攻克德通城之前一年，哪刘法大军是如何过得西夏所控制登登城的？显然，杨善德老师的观点有瑕疵。
（三）震武军与震武城有区别
自政和五年宋军第三次进占河湟至靖康之耻后退出，河湟地区为北宋所有不足二十年，北宋震武军存在了大约十t年。这也难怪，震武军名称为北宋所赐，北宋退出后，此城为西夏占据，再被元朝统治，震武军城廓废止。直至明初复归汉族政权所掌握，少数民族北退，南方汉族大量迁入，当地居民谁知那些土城土堡何人何时所建，只能依其形态重新命名。登登城、羊胸子城、三角城等等都是由形状而来。今河湟地区居民十有八九，都自说是明朝初期来自山西大槐树或南京应天府，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当然不知脚下这块土地数百年前的那些往事。
笔者认为，震武军位置究竟在连城古城还是在登登城之争的根源，在于对震武军与震武城概念的混淆之上。宋代“军”是带有军事性质的行政区划，并非一城一池。北宋刘法攻克西夏古骨龙城，朝廷赐名震武城，是简就连城水磨沟口古城而言。随着北宋势力在连城、民乐一代的快速扩张，刘法大军不到一年时间就在大通河（清水河）上架起了通济桥，修建了保卫通济桥的桥头堡善治堡和接应古骨龙的大同堡，还占领了仁多泉城，这些桥堡共同组成了一个军事体系，当然需要组建一个军事行政机构，以便管理这些新开辟的行政区域，这个机构的名称就叫震武军，按这些古城的规模和位置分析，震武军的治所就在水磨沟口的震武城。震武军成立后，刘法北进水磨沟，占领德通城和石门堡，震武军的管辖范围又扩张到了民乐乡一带，直至北宋灭亡。区分了震武军和震武城，我们就不难解释郭传师一行巡按南返问题了。郭传师巡按震武军，一定会到震武军的最前哨，即石门堡、德通城，还有仁多泉城慰问前线将士，然后从水磨沟南返回到震武军的治所震武城。假如郭传师在石壁题字时，写上巡按石门堡、德通城、仁多泉城返回，显然太冗繁了。无论是石门堡、德通城、还是仁多泉城，都是震武军下辖区域，题壁时用震武军泛而称之，更显言简意赅，也符合当时的行政规制。
笔者实地考察水磨沟口连城古城，发现古城遗址多有毁坏，但西南方向靠近大通河岸处城墙保留较好，东北方向山上城墙遗迹尚存。登上水磨沟口享堂山，俯瞰连城古城，这座古城既扼守住了大通河左岸，又守护着水磨沟口，一举二得，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水磨沟口连城平川部分古城占地规模很大，远大于水磨沟内的登登城。显然将震武军的治所安排在连城古城更有可能，更加合理。
（四）三角城古城应是石门堡
目前震武军的研究者对于永登县民乐乡中川村三角城社的三角城是北宋石门堡争议不大。《宋史·地理志》载“石门堡，瞎令古城北，地名石门子，政和七年赐名”。政和五年（1115）春，熙河帅臣刘法将兵十五万出湟州，与夏人右厢军战于古骨龙，建立震武军。政和六年（1116）春，刘法、刘仲武攻夏仁多泉城，石门堡是政和七年（1117）赐名，说明石门堡当是政和七年夺取，可见宋军在水磨沟一线步步紧逼，只为解除西夏在水磨沟一线对北宋的威胁。
三角城下宽上窄，呈三角状。今日三角城之名，来自其形状。2013年，张多勇教授对三角城的考察记录部分摘录如下：
“三角城位于永登县民乐乡三角城村，古城在水磨沟西山坡上，依西山而建，西墙在山上有月牙形阙台，长30米，东西城墙依山势而下。古城呈簸箕状，南墙长480米，北墙长500米，东墙南北距200米，墙高5—8米，墙体内纴木孔洞密集。说明在地形陡峭的山坡上版筑土墙，不容易固定立柱，就在墙内横放水平木椽，将打墙立柱用绳索固定到横椽上，用立柱再固定顺墙体方向的水平木椽，中间用土夯筑，墙成以后横放的水平木椽不再取出，年代久远，木椽腐朽，墙体留下椽洞。这里河谷宽不过70米，在阶地上的墙体仅宽20米，城墙在阶地上南北距200米。文化层内多石块，有零星黑瓷片，主要是西夏遗物。中川河从城前流过，前面两座高大的石质山体，为前大岭、后大岭，中间有一峡谷可通行，称为石门。
石门堡，政和七年赐名，史书再不见记载，从所处地形看，石门堡所处位置，一可扼守石门之要，二可扼守水磨沟上游通天祝县古城乡的道路。”
张多勇教授到达三角城时天色已晚，加之对地形不熟，在方位的把握上出现了错误，误将南向当做西向。实际三角城在南山坡上。距三角城东一公里是旁不拉峡的一处三岔路口，名就叫三岔。在三岔路口向西一百米处，南北两山相聚尤近，约五十米左右，过去有一段挡墙横亘在两山之间，据当地人说约二十年前修建石灰厂时大部毁坏的，如今仅保存着不到五米长的一段墙根，但城墙里面腐烂木头的痕迹尚存。或是西夏，或是北宋，一定在这儿设过关口，难怪古人将此地叫做石门子。从三岔向西一公里到达三角城，笔者也实地做了考察，还登上了三角城山顶最高处。笔者发现除张教授考察所述外，从山顶起，西城墙外侧有一条深约十米，宽约二十米的壕沟直达山下，而东城墙外却无壕沟。从三角城顶上向南远眺，远处山顶有烽燧遗迹，但坍塌较周边明代烽燧严重很多，向北远眺却不见烽燧。从城廓布局看，三角城西边是重点防御地段。只有北方的西夏军南下的话，才会从西边进攻三角城，所以城外深挖的壕沟必是宋军所为，进而推理三角城亦为宋军所建。从山顶的烽燧看，往北方的西夏方向一座也看不见，往南的北宋方向，烽燧却一个个相连。说明三角城以南向南方延伸的烽燧也是北宋所建，起点就在三角城。《宋史 地理志》记载，刘法解了震武军之围后，政和七年进筑的石门堡，三角城的布局恰恰符合历史记载，可以确认是刘法所建，并赐名石门堡无疑。当地一放牛的村民讲，上世纪七十年代三角城生产队在城里修梯田，城里挖出了不少砖头瓦片，还挖出了许多铁制的冰爪。说明三角城在阴山坡，冬季积雪不化，行走路滑，古人针对性地打制了冰雪地上行走的冰爪，便于官兵守城。
旁不拉峡距三角城一公里，南北向分布，长约三公里，却十分狭窄，最窄处约二十米，最宽处不过三十米，凶险异常。从三岔南下出旁不拉峡即到羊胸子城，继续南下进水磨沟可直达连城。从三岔北上出旁不拉峡为民乐乡之小有，从小有可达天祝县赛什斯镇，路比较顺直。从赛什斯东行可到永登县的武胜驿镇，进入庄浪河流域，再往北可直达河西走廊；从赛什斯西行可到达大通河上游互助、门源一带。从三岔西行一公里到达三角城，过三角城再西行为民乐之中川，再西行亦可到达天祝县赛什斯镇及大通河上游。现如今这条道因崎岖不平，穿沟越山，行人较少。三角城扼守着旁不拉峡三岔路口以西，只要守住三岔口，南下、北上、西行都无法通过，其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刘法选咽喉之地石门子筑石门堡，且石门堡占地面积远大于德通城，证明刘法非常具有战略眼光，不愧是北宋名将。
笔者的母亲是旁不拉峡人，姥爷一家解放前从青海移居民乐，就居住在三岔。据母亲讲，1949年夏，彭德怀率领西北野战军挺近大西北，发起兰州战役时，国民党河西民团从旁不拉峡南下，队伍走了三天三夜，在旁不拉峡还抓走邻居家几个青年人也去“打共产”。几天后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还是从旁不拉峡向北撤退。说明旁不拉峡的确是一条通往河西走廊的成熟古道。
（五）登登城古城应是仁多泉城
张多勇教授考察记载，“登登城位于永登县民乐乡卜洞村，在水磨沟山峡中，此处沟宽230米。古城依西山而建，城东临水磨沟（河），对岸为石质石灰岩构成的俊俏山脉。唯古城所在地为黄土地貌，周围均为石质山体。古城扼水磨沟河谷，为南宗寨（永登县连城）北部的屏障。所见北墙墙体完整，唯公路修筑损毁一缺口，墙高8米，顶宽6米，夯层厚10—14厘米。北墙山上墙长135米，台地墙长156米，北墙总长291米，共有马面三座；城墙制高点有一月牙形阙台，长20米，山坡甚陡，坡度45°。山顶海拔2339米，山底海拔2246米，落差93米；南北墙依山而下，城中山坡形成阶梯式台地；南墙长313米，山腰南北墙距161米；东墙长240米，东开门，有瓮城，距瓮城40米有一巨大马面正对瓮城门口，构成对城门的有效防御，瓮城东西30米，南北35米，城墙上有擂石残块。城对面石山高耸，左称花疙瘩，右称月牙山。城左侧为土墩岭，右侧为疙瘩湾，山上有烽燧一座。城中间有旗墩座一方，中插一松木，已腐朽，直径20厘米。此地南距连城15公里。城中居民收集到出土的西夏瓷器，有小型瓷瓶、瓷壶（残）、磁碟等（见图）。登登城当为西夏古骨龙城，北宋夺得以后建震武军。”
张多勇教授对登登城现状的的考察十分准确。但对于登登城为西夏古骨龙城，北宋夺得以后建震武军的观点，笔者持否定态度。
《宋史·地理志》载，政和六年（1116）春，“刘法、刘仲武合熙、秦之师十万攻夏仁多泉城，三日不克，援后期不至，城中请降，法受其降，而屠之，获首三千级”。刘法大军在震武城站稳后，北进第一站是仁多泉城，那最大可能是今民乐乡登登城了。
登登城之位置特点，及出土实物等能证实其为仁多泉城。一是登登城在连城古城以北约十公里，水磨沟中居正中位置，羊胸子城在登登城之北五公里处，三角城在羊胸子城以北两公里处。登登城不甚大，城内守军肯定不多，三千人符合逻辑。二是登登城依坡而筑成，连川而建，设有瓮城，城高墙厚，居高临下，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攻城难度极大。所以才会发生北宋十万大军“三日不克”之事。三是杨善德老师考证，确认登登城南约一公里的依玛处（小地名）曾发现乱人坑和铁箭簇，尸骨都有箭伤痕迹，应是刘法军队用箭射杀西夏降兵后集中掩埋之处。这个发现，完全符合北宋刘法杀俘虏三千的历史记录。反观张多勇教授主张的仁多泉城是民乐羊胸子城的观点，因为羊胸子城周边从未发现大批量尸骨，从而也佐证羊胸子城不是仁多泉城。四是笔者在登登城考察发现，城墙上礌石遗物极多，石块小者如拳头，大着若脚板，成堆状连续分布，布满城头，几乎没有间断。而在其它古城，没有发现如此多的礌石。礌石战时扔到城下，战后搬回城墙，登登城礌石的巨大数量，显现出登登城当年在宋夏战争中的重要性，也反映作战双方攻守登登城都很艰难。宋夏第一次仁多泉之战，是因“杀俘三千”而闻名于世的著名战事，礌石的数量，也佐证登登城是兵家必争之地。
在水磨沟口与登登城之间，还有一处遗迹，此前的历史爱好者都未注意。从水磨沟口沿连民公路进水磨沟四公里，就到达荨麻湾。荨麻湾摩崖石刻在水磨沟东石壁上，沟西有连城自然保护区护林站，从护林站门口西拐有一岔沟，叫小吐鲁沟。进小吐鲁沟约五里向北上山，到达山顶的吐鲁坪，从吐鲁坪进森林北行有小道可直达民乐乡。就在小吐鲁沟沟口，有一处独立的土墩台，因位于沟底中央，不应是烽燧。笔者分析是一处瞭望台。我认为这处瞭望台是震武军所建，是为防止西夏军小股部队借小道发动偷袭而做的预防。
《西夏书事》记载的西夏军对震武军和震武城的围困有多次，如“自筑城后，夏国数以兵争，杀知军事李明。时熙河、泾原、环庆同日地震，民心慌乱，乾顺遣兵从善治堡入围之。知军孟明出斗被创，危甚，熙河将刘法率兵赴援，围乃解。”“重和元年、夏雍宁五年春二月，围震武军。”“宣和元年、夏元德元年春三月，败熙河经略使刘法军于统安城，杀之。复围震武。”“五月，复围震武军，不克。”西夏军数次围攻中，除了从善治堡向震武城发起围攻这一次，其它几次可能都是从水磨沟发起的，所谓围攻震武军，就是对今登登城发起的围攻。假使西夏围困的震武军是水磨沟口的连城古城，还需绕道从身后发起，而史书并无这方面记载。
“仁多”是西夏的一个姓，堪称望族，这个家族子承父业，习武从军，出了许多军事将领，如仁多楚清、仁多角丁、仁多保忠、仁多洗忠、仁多仁忠等。仁多泉也许是西夏早期筑城将领的名字。西夏城堡建成后以将领的名字代称，是大有可能的。“仁多泉”之战后，“仁多泉”这个名字不再出现在史书中，也未见北宋朝廷按惯例赐名。我分析一方面可能是仁多泉城并入了震武军，不再使用旧的称呼了。另一方面，杀俘为君子所不齿，北宋名将刘法攻克仁多泉城后杀俘三千，有失其名将身份，扫朝廷颜面，还为数月后北宋靖夏城被西夏屠城留下了祸根。北宋当局者当然不会“哪壶不开提哪壶”，过多记载人所不齿之事，更羞于为仁多泉城赐名和史书载名。仁多泉之战后，西夏一直谋求报复，当年冬十一月挖地道进入靖夏城后以牙还牙，也大肆屠城，“然非夏之跋扈，实宋之自取也耳。”在后来的统安城之战中，西夏晋王李察哥闻听刘法率军东进朔方，精心布局，在统安城附近（据称今永登县通远乡新站一带）设伏阻击刘法大军，致使北宋名将刘法兵败，命丧黄泉。至此，西夏算是报了仁多泉之战的仇恨。清人吴广成评曰：“杀降，兵家所忌；屠之，虐更甚矣！异时，统安之败，法不得其死，宜哉！”我想，西夏人有一个梦，一定要收复仁多泉城，然后向北而立，在水磨沟的大山之顶，祭奠被杀的三千同胞，大呼“大仇得报，同胞当安心于九泉”。碍于刘法为一代名将，指挥能力出众，不仅加固了仁多泉城，还北上建修了德通城和石门堡，西夏一次次的围攻只能无功而返。
持登登城是震武军观点者，所主要持有的依据是“震武在山峡中”。而水磨沟口的连城古城在水磨沟的外面，所以不是震武军。但细分析“震武在山峡中，熙、秦两路不能饷，自筑三岁间，知军李明、孟清皆为夏人所杀。”这个记载是说震武军在峡谷内，交通困难，粮草供应尤其吃力，救援也不便。此峡谷并非指水磨沟，因为但从水磨沟一段而言，沟内畅通无阻，行军方便，不会粮草供应困难。但把震武军放在更大的范围内去看，震武军属于湟州，湟州在连城以南，从湟州到连城有今属于红古区的享堂峡天险阻隔。古代从青海到连城是从青海乐都上山，过天祝县东坪乡，从连城镇牛站村一带下山，要绕行一大圈，所以粮草供应和救援十分困难。这样一看，所谓山峡当指在连城以南四十里处的红古区享堂峡，不是水磨沟。过去，人们称享堂峡以南的红古区海石湾一带为峡外川，把享堂峡以北的窑街、连城一代叫峡里。从湟州位置看连城，当然是“山峡中”。
北宋徽宗时代，国内矛盾重重，农民起义不断，东北金国兴起。徽宗不但不励精图治，巩固东北边防，反而大兴土木，以“花石纲”劳民伤财；而且群兵黩武，任由蔡京、童贯等谋求个人功绩，打破多年与邻国相安无事的平衡局面，在西北向西夏用兵，这一草率之举直接加快了国力衰败的速度，以致招来靖康之难和北宋灭亡。从这个意义上讲，震武军真是“南朝病块”之一。
（六）羊胸子城就是德通城
关于民乐铁丰村羊胸子城是德通城的直接证据不多。前文所述，认定石门堡、仁多泉城、震武城位置后，用排除法可以确定羊胸子城就是德通城。
羊胸子城位于永登县民乐乡铁丰村，南距登登城五公里，北距三角城两公里，地处旁不拉峡与民乐何罗家川交汇的山嘴上，高于河沟地约五十米。由于古城建在山嘴上，形似羊胸，故名“羊胸子城”。羊胸子城东临永登四中，笔者上世纪八十年代在该校上学时，常去玩耍，那时羊胸子城保存基本完好。后来民乐乡在城西的峡口上建设了水泥厂，从城内取黄土，古城损毁严重。现东墙约存200米，西墙约存150米。从遗址看，羊胸子城南北长约四百米，东西宽近二百米。
《宋史 地理志》载，“德通城，本瞎令古城，政和七年，刘法既解震武军围，进筑，赐名。石门堡，瞎令古城北，地名石门子，政和七年赐名。”政和七年，西夏大军围攻震武军，这是有明确记载的又一次重要战役。西夏晋王李察哥曰：‘勿破此城，留作南朝病块。’乃自引去。”西夏撤军后刘法北进筑德通城和石门堡，绝对是由于西夏是从这个方向向北宋发起的攻击，试想如果西夏攻击的是水磨沟口的震武城，从民乐方向是无法过登登城的。这次西夏军围攻震武军，应该也是对刘法在一年前在仁多泉杀西夏战俘三千人的报复战。也许因为北宋震武军占据下的仁多泉城城高兵勇，也许怕震武城和南宗堡的北宋军队出手救援将自己包了饺子，西夏李察哥需要速战速决，一时难以攻克，才会找个借口退兵。战后刘法汇报战绩，再哪敢提什么“仁多泉城”，只好以西夏围攻震武军笼统搪塞。西夏兵退后，刘法必然会认真总结战争经验，觉得震武军的现有防御体系过于薄弱，才会北进瞎令古城和石门子，在水磨沟一线层层设防，形成今日一沟有四城的怪象。从史书记载分析，瞎令古城是西夏现有城堡，刘法占领后赐名德通城。而石门堡极有可能为刘法所建，西夏未曾在此建修城堡。我认为，刘法在德通城很近的地方再建修一座石门堡，有三方面原因。一是德通城偏小，作为北宋与西夏对抗的最前线，无法驻足够军队是很大的隐患。二是德通城选址不好，地形过于开阔，不利于阻挡敌军；而且羊胸子城取水距离较远，遇敌军围困，城内极易断水自乱。三是刘法掌握到西夏军围震武军时大军取道旁不拉峡和石门子，西夏军队退却时也取道旁不拉峡和石门子，在旁不拉峡内石门子筑城就是扼住了西夏的咽喉。
（七）善治堡和通济桥都不在水磨沟内
《宋史·地理志》载：“通济桥，震武城浮桥，政和六年赐名”。“善治堡，政和六年，震武城通济桥堡赐名”。善治堡在民乐乡什拉城的观点，是张多勇教授所首倡。张教授基于震武军在水磨沟登登城的观点，进而推断善治堡在民乐乡什拉城。张教授认为“宋代震武军周围有浮桥，有通济桥堡赐名善治堡。今见登登城所处水磨沟，河谷不宽，但水流不小，虽可淌河而过，但不排除修筑浮桥的可能。登登城对面有一拐沟，距离沟口3千米，却有一古城，称大什拉堡子，由于道路难行，未能亲往考察，据当地人讲，约有100×100米的规模。此城当为善治堡遗址。沿善治堡东行翻越山岭，可通往统安城（北宋通远城）。”
张多勇教授对民乐什拉城未做细致考察，仅仅听当地人讲就推断略显草率。民乐乡前庄村什拉城是一处自然村，从登登城附近东行进沟可达。沟内又分两岔，分别为大什拉和小什拉。笔者确认什拉城并没有古城遗址。关于什拉城地名的缘由，当地相传有一个故事：很多年前，沟里住着一户人家，主人聪慧异常，上山打柴后不将柴背回家，而是在柴捆里包上石块，将柴滚下山，柴借着石头的重力到达沟底，这家主人去掉柴里面包的石头，把柴放在柴伙堆上就行了。人们觉得很神奇，说这就是“石拉柴”，口口相传，以讹传讹，天长日久，演变成了“什拉城”。
既然民乐什拉城不存在善治堡，作为通济桥桥头堡的善治堡也是不会存在于水磨沟的。另外，水磨沟的连民公路建修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公路修通前，民乐到连城一直从沟底行走。小时候笔者经常往返于民乐和连城之间，遇过河时，在水中间扔块石头跳跃即过，宋代沟内流水可能大于现在，摆几根木头足矣，不至于修浮桥。所谓沟内修通济桥绝无必要，也不可能。 大通河穿连城而过，连城在大通河东岸，西岸有城堡数座，且西岸有数条通向青海乐都的古道。北宋大军进入连城地区，设震武军，数万大军军资供应都来自内地，为保证交通必然会在大通河架设浮桥，假使西夏敌军破坏了浮桥，那将断了北宋的后路，北宋设桥头堡保护浮桥当是重中之重。所以通济桥和善治堡一定在大通河河岸。《皇宋十朝纲要》载“政和七年正月熙河路筑旧南宗连大同堡通作一城。丁巳赐名大同。”可以确定作为原古骨龙城应接堡的大同堡与后来重修的南宗堡连接为一城在震武军城之南同时作为原古骨龙城应接堡与震武军城距不会太远，也在连城河桥一代。杨善德老师主张“作为震武城浮桥的通济桥，应在今水磨沟口古城稍北大通河白土坡漩涡处；作为震武城通济桥堡的善治堡，就是今丰乐古城。”笔者登上水磨沟口享堂山，远眺大通河对岸，发现大通河右岸大多是绝壁，唯水磨沟口往西约三百米处，右岸为滩涂，适合架设浮桥，此地即为杨善德老师所言的白土坡漩涡处，认为此地为通济桥位置确有道理。但对于杨善德老师主张“作为古骨龙城接应堡的大同堡，也就是南宗堡，就在今连城村”，笔者予以否定。《西夏书事》载“南宗，北控夏国，南接星章峡，西连宗哥城，形势天险。自结叛，诸堡残破。及官军出，羌众溃散，诸城咸即归顺，独南宗负固不下，姚雄、苗履屡攻不克。羌人请附夏国，乾顺不受，惟假兵数百戍之。元符三年、夏永安三年春正月，西蕃以南宗堡来附，不受。”假设南宗堡在连城，与水磨沟口的古骨龙仅二里之遥，路途平坦，西夏没有理由拒绝西蕃来附，所谓“卧榻之侧，岂让他人酣睡”。另外有大河隔阻，西蕃不可能在河东岸单设一堡，北宋官军几次作战还负固不下。既然北宋已经到达连城了，为什么不取二里之远、水磨沟口的古骨龙呢？所以我分析，北宋势力未到达连城地区时，西蕃和西夏以河为界。南宗堡当时为西蕃城堡，极有可能在连城河桥一带的大通河西岸，具体位置需进一歩确定！另外，水磨沟以东，在永登县通远乡新站，有古城一座，史学界普遍认为是西夏割牛城，北宋占领后改称为统安城。笔者对此观点略持怀疑。《西夏书事》所载，政和七年六月西夏“筑割牛城，廓州防御使何灌袭之，城不守。”“乾顺见中国进筑不已，于六岭分界处筑割牛城，屯重兵守之，为东南捍蔽。童贯使灌由肤公城夜出兵袭据之。贯以闻，赐名‘统安’。”“宣和元年、夏元德元年春三月，败熙河经略使刘法军于统安城，杀之。”通远乡的新站一带缺水，西夏筑割牛城后重兵防守，大军如何解决水源问题？童贯不派震武军，却派何灌从扶公城（一般认为在西宁）夜袭西夏割牛城 ，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呢？刘法在统安城大战西夏军七个时辰，为何不去十多公里远处的水磨沟震武军各城堡搬北宋救兵？或许通远乡新站古城并不是统安城。如为统安城，北宋时此地应有山泉，凡此疑问，需进一步考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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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考证，笔者认为：永登县连城镇水磨沟口的古城为西夏古骨龙，北宋震武城；永登县民乐乡卜洞村的登登城为西夏仁多泉城，北宋占领后未再赐名，并入了震武军；永登县民乐乡铁丰村的羊胸子城为西夏瞎令古城，北宋占领后赐名德通城；永登县民乐乡中川村的三角城为西夏石门子，北宋筑城后叫石门堡。通济桥和善治堡在永登县连城镇无疑，确切位置需进一步认定；南宗堡在永登县连城镇连城村的观点存疑，在大通河西岸的可能更大；统安城在永登县通远乡新站存疑，需进一步考证。
（本文仅为作者一管之见，还望读者指正。文中多处引用张多勇、杨善德老师文字，在此向二位致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