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这个破车轮子轰轰隆隆地向前滚着。有时偷个懒，有时倒个车。当人们绝望时他又会撒起欢，来个弯道超车，给嘲讽者一个措手不及。你别看它几千年不变，一旦改变将天翻地覆。
还有，不管社会进步到何等地步，就算飞上天与太阳肩并肩，只要还是人类创造的，就改变不了其核心价值公式 ------ 一切善恶皆围绕在权力周围，一切改变都出自权力的需要！
-----非著名历史学家 毕徽
公元4世纪，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最黑暗的时期。之所以称“最”，是因为中原汉人差点被从西边来的小白白，和北边来的套马杆汉子给干光。而皇帝沉迷于享乐，官员醉心于敛财，阴谋者割据一方徐图江山。天下已为私欲所倾颓，毫无回转之生机。看不到未来，视为“最”黑暗。
东汉末年，三国鏖战，人民死伤惨重。至司马炎建西晋时，已是民生凋敝，山河残破。据《晋书》记载，当时全国也就1600万左右人口，北方1100万左右。而番民内附却有近800万人之多。一时间，北方人口比例发生了逆转。
加之西晋的民族政策对其他族裔的人口攀升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所谓内附就是他们过不下去了，跑到中原讨饭吃，当然不能白吃，要给施主打工，替雇主驻守边地。他们以部族形式存在，不但可以不向朝廷纳税，还能得到政府大量补贴，他们把这些真金白银都用在了人口繁衍上。而汉族，反在沉重的生活负担下步履维艰。
西晋这个司马氏篡夺曹魏而来的政权，在体制上完全继承了老东家的衣钵。但是由于自身智商以及品格问题，没有吃透人家那一套，反而有点玩现了的赶脚。
西晋有恶法两条，一是大封同姓王，二就是特别饱受后世诟病的选官制度---九品中正制。直接导致的后果，封王而有八王之乱；用人为亲而庸才当政，寒士报国无门心生怨愤，有致使撕裂官民情感，导致不同阶级间思想行为的分裂。“国不知有民，民亦不知有国”。
所谓九品，就是把人分为九个档次，三六九等嘛，档次越高做的官越大。
所谓中正，是个官职，称为中正官，专门负责考察选拔录用官员。
考查方式分为三个步骤：
第一，看家世背景。这又包括祖望和三代以内祖父辈官爵高低。
第二，看才能品德。
第三，交司徒府核定，报吏部备选。
咋样，感觉如何？是不是有种想骂娘的冲动。这分明就是为各种“二代三代万万代”永世为官而立的恶法呀！
这是谁定的规矩？站出来大伙保证不抽你。
其实早在两汉时期，这种子承父业、世代为官的门阀制度就已悄然形成。大家读三国里面有个四世三公的袁绍，他家称汝南袁氏，其高祖袁安官至司徒，曾祖袁敞官至司空，祖父袁汤为太尉，父亲袁逢为司空，叔父袁隗为太傅；还有弘农杨氏，"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德业相继，与袁氏俱为东京名族"。这些家族都是把握朝政的百年老字号。
然而将之制度化，使之名正言顺者乃魏文帝曹丕是也。咦，怎么会是他？难道他老子曹操“唯才是用”的方针政策不好使了？非也。要看历史背景才能理解人物行为。
当时，曹丕欲逼汉献帝禅让，就要依靠名门大族的支持，因为这帮孙子不但把持着国家经济，而且各自拥有大量部曲（私人军队），在私人庄园内建立城池堡垒，将附近百姓聚于其中，为其劳作。再以金钱将州郡中良家子弟和有能力的官吏招致其部曲中为其效命。他们名为朝廷治下顺民，实则已自立一套政体，与郡守平起平坐。所谓“人物播越，仕无常朝，人无定处，郎吏蓄于军府，豪右聚于都邑”，正是对当时纷乱无序局面的真实写照。豪强望族在政治上相互串联，在军事上互相支持，大有割据之势。没有这帮人点头，别说是篡位，就连施政都难。
九品中正制度就是各方势力达成的政治妥协，谈好价码，然后一起去搞事情。当然英明如曹丕，必然不会受制于大族摆布，表面上给予了名门望族更多入世的机会，但实际上通过中央政府对中正官的绝对任免权，反而加强了其对官员选拔任免的控制，另外曹丕还有技术手段，选官时把第一条和第二条换了位置。即在同等才能品德之下，才看谁背景强大。这样，还能保证干部队伍的纯洁性与战斗力。正如其说：“盖以论人才优劣，非谓士族高卑”。
中国历史上任何政权的开创都基于某位雄主的诞生。他若死了，接任者若也英明如斯，其政尚可继往开来，若是碰上个痴儿或是遇到权臣当道，那可就惨喽。皇权不受制约，政体并无监督皇帝的有力机构，也无三权分立的防腐体制，更无和平更替政权以保天下平安的竞争机制。如此专权，国家只得遇强则强遇弱则弱了。
全靠运气！艹！
很遗憾，曹丕以降，一蟹不如一蟹，以至危亡。
从司马懿开始，这个河内大族就看出来曹家子弟的虚弱，即着手篡位了。司马师、司马昭、司马炎，加上老家伙司马懿，三代人先后掌控了曹魏最高政权，他们将掌握机柄的中正官牢牢攥在自己手里，郡县之内的中正皆取“著姓士族”来充任。这样既能笼络其他大族，又起到了参赛者与裁判员穿一条裤子的效果，作弊逐渐成为正式的规矩，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望族”的政治生态。
九品中正制也就慢慢变了味道。门阀逐渐代替了才能，身份悄然成了判别高下的首选。司马氏的操控与切割，使魏帝逐渐失去了与德才者的联系而走向衰亡。他们最终搞掉了老曹。这是大族的胜利，示范作用是显著的，但不久便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司马家这帮不肖子孙也是黄鼠狼下耗子一窝不如一窝。先是出了让灾民吃肉糜的傻蛋惠帝司马衷，继而激起八位王爷篡位的野心。八王之乱耗尽了西晋的元气。政治上混乱不堪，对地方政权逐步失控，更加剧了豪强大族兼并土地人民的程度，越来越多的自由民失去土地之后依附士族成为农奴，在政治上失去出路，导致士庶对立的加剧。族群割裂，反过来也切断了朝廷获取贤能的途径。大晋重蹈了大魏的覆辙。
自立国至匈奴刘氏攻破长安，大晋（西晋）只在病痛之中历时四帝，苦撑了五十年。
原本哭着喊着发誓效忠的外国小兄弟们接连造反了，他们与来时表现出的谦卑与恭顺判若两人。在人口比例，实力对比发生变化后，中山狼终于露出了獠牙，吞噬了山河，撕碎了人心！
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这在中华历史上是个第一次。
第一次有少数民族推翻一个统一的汉族政权。同时占领其统治的核心区域--中原腹地。
他们大肆残杀汉民，实行种族灭绝政策。无奈之下晋室百姓衣冠南渡，愈发致使北方汉民族人口锐减，倒成了少数族裔。
留下的遗民在大族率领之下躲进坞堡继续与敌军周旋。面对晋军所向披靡的胡人，反倒拿这些严阵以待的私人武装没了办法。攻，不破；撤，如鲠在喉。多回合拉锯战搞的大伙意兴阑珊，万般无奈只好招安。
面对生存，对立者也必须妥协，谈好条件后就没羞没臊的一起过日子吧。大族还是那个大族，只不过换了个名义上的主子。
再看南渡的士族，他们也找到了新主子。
永嘉之初，琅琊王司马睿便移镇江东。同样，他也需要江南士族支持他。但事与愿违。江南士族本就在西晋政权中不受重视，被北方大族排挤在权力中枢之外，两相矛盾尖锐。
司马睿本也是皇室远枝，又有“恭俭之德虽充，雄武之量不足”的名声，威望不足。在吴人看来，这帮人无异于丧家之犬，没什么价值。所以导致“吴人不附，居月余，士庶莫有至者”的局面。
你谁呀？来这干吗？不认识，你好，再见！
就在司马睿两眼一摸黑不知所措的时候，打北边跑来了避难的老相识，王导、王敦二位兄弟。
这琅琊王氏与琅琊王原本在一处。一个是当地超级大族，一个是当地领导干部，官商结合自然是一对好基友。
如今去国千里，于乱世中他乡再遇，怎能不相看泪眼、唏嘘感慨，碰撞出激烈的火花呢？司马睿需要王氏帮助拉拢江南士族；王氏也需要司马睿政权这个吉祥物助他在江南建立地盘。
他们利用一次大型水边祭祀活动，故意出来招摇过市。司马睿乘坐肩舆，配备威武的仪仗队，王导、王敦等北方名流骑着马毕恭毕敬的跟在司马睿身后。
王氏大族天下人眼里份量比司马睿贵重的多的多的多。他们的政治动向等同于如今华尔街的评级机构打出的分数。所以，当江南人士看到这幅情景时大为震惊，这说明江北大族已经认同了司马睿的政治地位，人家已经不缺钱了！日落西山你不理，东山再起你算老几？再假清高恐怕就捞不到好处喽。于是江左头面人物纪瞻、顾荣等人带头“乃相率拜于道左”。司马睿不失时机的封以高官。随后江左名仕纷至效仿。
外患未平的晋室艰难的在江南站住了脚，却不得不给予势族大姓更多政治空间与世袭的权力。特别是王导，这位“司马睿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大股东此时可谓倍极荣宠，天下人皆谓“王与马共天下”！
从此“高门华阀，有世及之荣，庶姓寒人，无寸进之路。”，士庶两极完全分化，社会形式进一步僵硬固化，丧失活力。
偏安一隅的南朝对于既得利益者来说，是个很有意思的时期。期间收复河山的悲壮豪迈与花前月下诗酒猖狂的升平洒脱交相辉映。你说他颓废，他中流击楫气壮山河；你说他局促，他兰亭流觞悠然闲哉。大族名士依旧掌控乾坤。王导、王敦；谢安、谢玄；桓温、桓玄等等先后执掌东晋朝纲。可是，这些不可一世的名门之后没有想到，很快，一名寒士将终结这段颓废的历史，以他为首的武将联盟、文人集团将打破门阀桎梏，以寒门士子的身份跃上最高政治舞台，并取代晋室，给这段不羁荒诞的时光注入一股清流。
此何许人也？且听下回分解！
-作者-
毕徽，自由撰稿人，现居北京。读闲书，工笔墨，讲故事，文字不羁，天性使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