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教育是什么？
环境教育何时出现？
环境教育的目标？
环境教育和时下国内更热门搜索词“自然教育”是一回事吗？
环境教育和可持续发展教育又有什么关系吗？
……
这些问题都引导着我一路走来一路读。
读什么？ 环境教育相关文献呀。
最先读到的是：
1972年斯德哥尔摩会议强烈呼吁需要环境教育；1975年贝尔格莱德和1977年第比利斯联合国的环境教育大会，设定了环境教育的目标、原则。
朦胧地以为环境教育是各国一致认同，没有明显分歧的。
之后是简洁明了的“卢卡斯模式”：
“卢卡斯模式”很多中文研究文章和报道中会提及，常见的引用是“英国环境教育学家卢卡斯在1979年的论著《环境与环境教育》中提出了著名的 ‘卢卡斯模式 ’，对世界环境教育产生巨大影响，即环境教育是关于环境的教育（about）、在环境中的教育（in）和为了环境的教育（for）。”
很诡异的是，我那会儿没在环境教育国际期刊上看到同样的引用呢！有次碰巧读到名为Arthur Lucas为某书写的书评，我方才得知他就是所谓的“卢卡斯模式”提出者。经过一番网上搜索，找到了大量引用的源头出自于 Lucas 1972年分析环境教育的博士论文，发现了引用错误。
当我着手自己的研究时，阅读1980-2000年间大量文献，发现在环境教育的目标、环境行动的界定、环境教育是解决问题还是培养行动力、环境教育是‘教育’还是‘倡导’、环境教育的场域等都有不同的观点。
原来学界对环境教育的目标和本质有许多争论，环境教育应以多元视角看待，而非一统。
2010年起，自然教育一词在国内现身并逐渐广泛使用。伴随2014年全国自然教育论坛的召开，有学者进行了行业发展的调研。我很关心，自然教育的定义？为什么使用它？自然教育和环境教育两者间的意涵关系？看到主要召集人们只是给出自然教育与环境教育的区别和各自认为的自然教育，并无意赋以其明确定义。那也只好放下这些问题，等等看，足够的时间或许会有这些答案，也可能这些问题并不重要。
最近，我参加了GEE高阶讨论组，每周对课程文献进行导读和讨论中，发现学习伙伴们同样有着相似的疑问。与此同时，在朋友圈，看到在学校开展自然教育课程的景观设计师转发了有关环境教育立法研讨会的资讯，还给‘迷惘’的我分享了对环境教育立法和自然教育目前发展乱象的个人看法，强调了做出本土最佳实践案例的重要性，甚是感激。这让我感受到那些有关环境教育与自然教育的疑问是重要的，尤其在混沌的发展态势下，环境教育的澄清、争辩过程是必要的。
有鉴于行动和反思在环境教育中的重要性，我计划在未来一段间，以“呆呆的环境教育笔记”之名，陆续分享一些读过的文献，主要介绍环境教育发展的主要贡献者、展现不同学者的争辩观点以及被主流所遮蔽的不同声音。我希望这些用中文书写的章节，能让想进入环境教育领域研究、热情满怀的年轻学生知道环境教育具有多面向、批判性的认识（意味着有很多空白和地方特质等待您们去填补和挖掘），让实践者觉察和反思自己的教学目标和手法，反问自己的教育哲学归属哪一派（意味着您们的实践案例可以从优秀迈向卓越）。
计划分享内容：
William B. Stapp 对环境教育的贡献（Stapp,1969; Gough, 2001）
环境教育领域的争辩，涉及环境教育的目标、环境教育的目的、环境教育的内涵本质、背后的教育理念、范畴及新兴的潮流（王顺美，2004）
户外和环境教育领域被忽视的女性（Mitten et al., 2017）
……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