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时代，应当说，我们今天赶上了一个开展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的大好时机，大批与研究这一问题有关的考古资料亟待整理，大批与研究这一问题有关的文献古籍需要认真研究，理论探讨日趋活跃，科技手段越来越多。“站立在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5000多年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华文明的历史纵深给了我们足够的底气与勇气。落实好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深刻阐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丰厚滋养，深刻阐明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之需，深刻阐明丰富多彩的多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基本构成，深刻阐明中华文明是在与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丰富发展的，着力构建有中国底蕴、中国特色的思想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一、坚定中华文明自信
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与认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就像中国人从哪里来的问题一样。中华民族早已被列为世界文明古国之林，我们也常为中华民族有5000多年文明史而自豪。但是，我们仅仅是5000多年的文明史吗？可以负责任的说，中华民族是古代世界最先进入文明的民族。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不容置疑，独立起源、年代久远，文化多样、类型复杂，连续发展、未曾中断的特点已逐步深入人心。
20世纪现代考古学传入中国的考古实践，使人们对中华文明特别是其源头有了越来越确切的实物证明，大工程遗存反映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考古学是显微镜，能够观察历史遗留的微痕；考古学也是望远镜，能够探测历史发展的长河。通过考古学，我们可以认识到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从殷墟甲骨的发现到商王世系的研究，从夏墟的探索调查到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夏文化的确认，夏商两代的历史终因中国考古学的成长而成为信史。然而，考古发现显示，中华文明形成的实际年代极有可能比目前流行的5000年说还要久远，年代早于夏代的“龙山”和“仰韶”时期（分别距今5000—4000年、7000—5000年）同样有着波澜壮阔的文明发展大潮，尽管缺少文献支撑，可那些被发掘出来的大工程遗存却放射出只有文明时代才能拥有的夺目光辉。比如，在距今6000年左右的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里，有着周长近2000米、宽10余米、深4米环壕拱卫的中心聚落；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浙江余杭良渚遗址群里，有着百米宽度的古城基址、莫角山大面积垫土、大型玉器墓葬、综合性水利工程系统。类似的大工程遗存还有不少，它们设计标准高、建筑工艺精良，如果没有严密的组织体系、综合的管理制度和有效的运行机制是难以完成的。这种强大的号召能力、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反映的正是当时中华文明发展的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