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令我感触最深的就是《男女有别》。文章中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引起了我的一些思考和心灵的触动，感受颇深。

    作者认为，现代社会中的感情定向是浮士德式的，男女结合是在相异的基础上去求同，是两性在不断地克服一系列矛盾、冲突之后求得最后的统一，把浮士德式的两性恋爱看成是进入生育关系的手段是不对的，恋爱是一场探险，是对未知的摸索。有人说，“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都是耍流氓”，很显然，这不是浮士德式的精神。爱情就是一个探索的过程，一个没有目的的旅行，正是因为没有目的，不是一项事业或者生产，现代的年轻人才会如此大胆，敢于追求，不仅仅是且顾眼下，享受恋爱的快乐，更是敢于表达自我的感情。恋爱中的两人，意见相同、一拍即合时就会如胶似漆、难以割舍；意见相悖、产生矛盾时就会大吵大闹，各执己见。感情再好的两个人，从相遇、相知再到相守的过程中，即使有再多的默契与投缘都避免不了未知的存在，有未知就会产生矛盾、产生摩擦，因为不了解和信息偏差而争得面红耳赤，这是浮士德式中的感情阻碍。在我看来，作者从两个不同的程度分析了感情阻碍，其一是“恋爱的持续依赖于推陈出新，不断地克服阻碍”，从这方面看，克服阻碍是感情不断升华的过程，是对感情的一种推力，是两人不断了解、不断磨合，不断求同的过程，“生命力也因之愈强，生活的意义也因之愈深”；其二是“浮士德式的精神在破坏这社会的基本事业”，如果矛盾越深，阻碍越大，情绪化越明显，感情越激动，往往恋爱关系就会终止，两人分道扬镳。感情在两性之间是强烈的，也是脆弱的，过强则折，并不是所有的恋爱都有一个完美的结果，很多都是毫无成就的，正是因为这些毫无成就，使社会关系不能稳定，依赖于其的生育事业也在摇摇欲坠。

    正是由于浮士德式的不稳定性，乡土社会是不允许这种精神存在的，它追求的是社会关系的稳定性，而不是破坏性和创造性，所以乡土社会是阿波罗式的。所谓阿波罗式，是认为社会关系是固定的，人们只能接受它，维持它，而不能破坏它，改变它。因此，乡土社会中的男女有别便是非常明显，希望存在着差异，并没有求同的欲望，反而想把这种差异更加明显化。造成差异的重要一点就是隔离，有形的隔离就是存在了几千年的“男女授受不亲”，古代有女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男女大防非常重要，女子重贞洁甚于生命，而现在男女接触虽然没有古代那般严苛，但是男女接触有时还会充满羞涩和尴尬，完全不像同性之间那样自然；无形的隔离是指精神心理上的，“男女只在行为上按着一定的规则经营分工合作的经济和生育事业”，男耕女织、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是非常明显的，男女两性的潜意识里就是性别分工的差异，而且日渐固化，男性负责在外面赚钱养家，女性在家中负责操持家务、生儿育女。明显的性别分工使两人很难有共同的语言和心灵契合点，因此，亲密融洽的关系往往发生于同性与同年龄之中，而夫妇之间反倒是“用不着说话”的冷淡关系。在中国的乡土社会里，男女的结合主要是满足家庭的功能，家庭的功能也主要是生产和生育。农业生产中，家庭是重要的生产单位，基本上都是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男耕女织的模式，起着组织生产的作用；另外，家庭还是唯一合法的社会人口生产单位，家庭的生育功能保证了人口的正常繁衍，维持着社会的正常延续。在传统社会中，家庭的生育功能被提到了至高无上的位置，甚至成为维系婚姻的主要理由，正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说明在中国乡土社会的家庭里，夫妇关系在这一“绵续性的事业社群”中仅仅处于配轴地位，是一种形式般的存在，不似以夫妻关系为主轴的西方社会那样注重夫妻之间的情感发展；并且，男女有别作为社群中的重要纪律之一就是为了防范私情以及因为私情所产生的麻烦。

    然而，我以为，即便是在经历过性解放的现代社会中，男女有别依然影响着现代人的日常生活。在现代社会中，虽然夫妻关系不再屈于家族关系之下，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建立良好融洽的感情基础后再组建家庭，但男女有别依然存在于未婚男性女性之间。比如现代青年中流传的一句话：“若非因为情欲，大多数男生还是喜欢跟男生一起玩。”同性之间的融洽程度往往高于异性，除了男女之间天生存在的的思维方式、兴趣爱好等方面的差异，对于现代青年男女来说，强调男女有别也许是在争取更多的机会、节约社交的成本。一方面，漠视男女有别的青年男女极易被冠以“渔场管理”、“中央空调”等多重含义的标签，一旦被赋予这样的标签，则意味着其自身已成为“渣男”、“渣女”的代名词，降低了寻得优质对象的概率；现代人消灭“男女有别”的正当方式是成为情侣，然而一旦有了伴侣，社交范围就被大大局限于两性关系之间，无论同性社交还是异性社交的频率都必然减小，这是某些试图在恋爱中反复“试金”或热衷于社交活动的青年男女所难以接受的，故而他们会更为慎重地对待两性关系，虽然他们内心并非真正认为“男女有别”，但为了自身利益的考量他们依然会遵循这一规则。另一方面，与异性之间的社交活动总是充满形式性与仪式性，心理与精神上总要不断猜测、观察、感知对方的意愿，要不断忍让、迎合、解读与试图被解读，而在物质上少不了餐饮游玩和送礼的花费，其性价比远低于与同性打游戏、逛街购物来得划算。因而，强调男女有别可以过滤不必要的异性社交活动，进而在精神与物质上节约社交成本。可以说，在乡土社会中构建的性别鸿沟被现代社会削弱，但远谈不上消灭的程度。

    而乡土社会中的阿波罗式的文化观所产生的恋爱模式、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也有其一定的鲜明特点。正如上文所提到的，同性之间的交往远比异性要更加自然，也就是同性间的组合。“由于异性间的家庭组合不易巩固，所以家族代替了家庭，家族是以同性为主，异性为辅的单系组合”，因此，在中国的乡土社会里，以家族为基本社群。在我看来，正是由于乡土社会男女有别的原则导致男女之间的隔离和异性原则的越来越突出，最终社会结构反而转向了同性间的组合。这就是为什么在乡土社会中，男性和男性在一起谈笑玩乐，女性和女性在一起谈笑玩乐。除此之外，作者认为，“男女有别的界限，使中国传统的感情定向偏于向同性方面去发展，变态的同性恋和自我恋。”对此，我存在一些疑问和不同的看法，我认同男女有别使同性感情定向更为明显，但将同性恋和自我恋的缘由都归于男女有别，我觉得有失妥当，很多的同性恋并不是因为男女有别的原因而去同性那里寻求慰藉，而是同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氛围、个人成长的环境、甚至是先天的遗传因素是息息相关的，有时是个体自身无法控制的，是人类社会发展存在在的一种合理的交往模式，“变态”一词仿佛含有歧视的意味，在我看来，我们应该尊重正常的同性恋关系；自我恋是指自己对自己过分自信、过分自满的一种陶醉入恋的心理表现，然而，一定程度的自我恋并不是一种病态的表现，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比如自信，而过度的自我恋或许就会发展成为自负。

    “缺乏两性间的求同的努力，也减少了一个不在实利上打算的刺激。”这种阿波罗式的模式给我的感觉便是安于现状，遵守秩序，不求创新与努力，追求稳定与不变，就像是一种僵化的机制，将男女关系拘囿于一个固定的圈子里，筑下男女之间的鸿沟，不存在着感情成分。中国乡土社会是个男女有别的社会，也是个安稳的社会，在这种男女关系的规则之下，男女间只须按部就班地按照门当户对的传统组建家庭、生儿育女、完成社会族群延续即可，对安稳造成威胁的爱情不受欢迎，也被视为是多余的。所以，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爱情故事往往都是以悲剧结局收场，现实中更是如此。在“男女授受不亲”的作用和扼制之下，筑就了男女间千百年之久的鸿沟，中国人在两性之间的感情上远比西方人矜持、保留、含蓄，即使今天，其潜在的惯性仍然影响着一代代年轻人的家庭观与爱情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