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诗三百:即诗经,春秋时诗歌总集,据司马迁讲当时收录了3000多首,孔子十中取一,删定为这305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或直接称为《诗》,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改称为《诗经》。蔽:概括。
思无邪:原句出于《诗经·鲁颂》,“思无邪,思马斯徂” ,“思”在此诗篇中本是无意义的语音词,孔子在此借用为“思想”解。无邪:纯正,宋儒解释为“真诚”。
如果我们认为孔子曾经整理删定《诗》,那么可以推断,很可能他已经把收集到的思想“邪”的诗歌去除了,只留下“无邪”“纯正”的诗。在这三百零五首诗歌中,无论是颂扬、褒奖,还是讽刺、批判,抑或是痴情、怨恨,都是发乎情而作诗人思想无一不纯正。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曾有一句: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作为也;在《屈原列传》中提到了:《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可见司马迁认为的圣贤在发愤时的作品是“无邪”的,没有因为自身所处的环境不好而产生“邪”的思想,并且也可以看到屈原的《离骚》也是“无邪”。
古代圣贤,特别是遵从了儒家思想的人,心中有“浩然正气”,不会做蝇营狗苟的勾当,在自己的语言中,“思想没有不纯洁,不正当,不放心”的特殊情况。
前面我也提到过“诗教”,《礼记·经解》中解释“诗教”应是“温柔敦厚而不愚”,这是中国历代以来特别重视的一种教育。《诗经》《楚辞》可以说是中国诗歌的开篇,“不淫不乱”可以说是中国优秀诗歌的总体评价。理解了这些,这句话就很好理解:
夫子曾经说:“用一句话来评价《诗三百》这部诗集,就是思想纯正、真情流露。”
孔子的时代,可选择看的书很少,但是知识源于实践,诗歌多在民间,所以孔子把散落在民间的、流传在宫廷的诗歌进行收集、整理、编撰,作为儒家的正统教材。《论语·季氏》中有这么一节:
(孔子)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 (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
无以言,即说话没有依据。根据孔子的这一思想,后来的儒家著作中会经常引用《诗》中的句子来证明自己的观点。现在的议论文在也总列举名人名言进而证明自己的论点,应该源自这一传统。
现在看来,《诗》其实是比较难懂的。前面的子贡所说的“切磋琢磨”还算比较好理解,但本节中孔子在提到“思无邪”时,却把《鲁颂》中没有实际意义的“思”字引申成了“思想”,可见孔子已经窜改原文的意思,用以阐述自己当前的观点。再随便举一个“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例子,本意是同球敌忾的战友情,现在已成了男女爱情的誓言了。可见断章取义,并不是现在才有的,但我们在做学问时,尽可能的要深钻细研、去伪存真,而不能随波逐流、人云亦云,一定要有自己的思想,只有这样才是一个学者应有的治学理念。
前些天看到了一篇陈远采访余时英的文章,主要是针对2007年前后出现的“论语热”,其中提到了要立足原意,不能随便发挥。余时英举例“民无信不立”的“信”被台湾一些学者解释成“信仰”,即三民主义。无独有偶,大陆的某些所谓的专家也胡乱解释《论语》中的句子,以显示自己标新立异,完全不顾原意。不过话说回来,孔子他老人家有这“断章取义”的先例,勿怪后辈人相继效仿了。
“六经皆史也”,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只要解释的通,自成一派,也说的过去。《红楼梦》中贾宝玉在为林黛玉取了字之后,也说了一句,“除《四书》外,杜撰的太多,偏只我是杜撰不成?”我申明一下自己的观点:
只要自圆其说,对社会发展有积极意义,都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