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岁的朱夏妮写了一本小说，故事的开头的虚构新闻里，初三女生杀死了班主任。《南方周末》的这篇文章里，她是一个文理严重偏科被分到了普通班的小诗人。

       老师批评，父母施压的时候，开始她以大哭来释放，后来就改成了写诗，于是写出了一本诗集。 诗集在她决定放弃中考，准备托福出国留学的时候出版了，班里同学一起团购，说要把这本书作为初中共同的回忆。

       她写了一句诗，“天上有老师吗/有我就不去了”。一位校长翻阅后，感想是：“天上有学生吗/有我就不去了”。读到这心头一震，说不出的悲苦。

       朱夏妮在父母“放养”式教育下萌芽，但却要来到城市这个需要夺取阳光雨露的地方长大，进行这种由松到紧，由自由到限制的思想和行为转变，对一个孩子来说是很难的。很容易想象，这个像是韩寒严重偏科的小诗人，如果还能保持名列前茅，多半是不可能的。毕竟神童不常有。

      “考不上就去卖菜吧”，“考不上就去当超市收营员”，这种中国式的唠叨，对于一个从小就被社会等级观念影响的自尊心极强的孩子来说，心肯定在滴血。这样的孩子身体里如同住着一头小兽，无法屈从，让自己去学习不喜欢不擅长的科目，然后变成一个上进的乖孩子，简直与放弃自己所爱的科目一样困难。他们总是在心里与自己抗争，而已经历世间沧桑的父母没有耐心去了解，他们只想让孩子走一条不艰苦的大道，然后过上快乐的生活。可怜天下父母心。

       朱夏妮的妈妈起初看孩子辛苦，模仿孩子的笔迹帮她做作业，后来在考学残酷的竞争压力下这个曾经与孩子同心的妈妈，渐渐走向了孩子的对立面。看到这，想起了自己与朱夏妮同样的年纪时，不得不每晚写作业到12点，而所谓的副科作业，大我13岁的小舅舅为了让我能多睡几个小时（早上6点50就要到校）便偷偷帮我做完，至今心存感激。我也偏科，不过比朱夏妮幸运，成为了她所说的优秀生，有惊无险的顺利通过了各种升学考试。不过除了拿到每一阶段学校通知书那刻的喜悦，其实作为别人眼里的优等生，我也不快乐。

       刚步入社会时，对填鸭式教育曾有过激烈的批判，口口声声的对父母说，等自己有了孩子绝对不会让他向自己这般背负如此大压力成长。而今几近而立之年，回头看看，不禁感慨如果不是父母当年的“严防死守”，自己可能也不能从这乌泱泱的毕业大军中脱颖而出，找到还算不错的工作。

       对于不久的将来就要面对的孩子教育问题，我的内心是矛盾的。希望他如同小草一般经历四季自由生长，但又怕他的“自由”让未来的路更加难走。曾经激烈批判过的，却默默的成为了认同接受的。韩寒们毕竟是少之又少，大多数人还是要按部就班的为生活而奔波。

       工作了几年后才开始认真的读书，终日的奔波让人心生空虚。直到走向而立之年，才意识到自己的本性本心，在对荒废光阴的悔恨中复又努力学习。感慨大学时父母不在身边监督的“自由”，虽然当时体会到自主的快乐，而不久后便体会到了那句“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父母曾经逼你走了每一小步，都不过是为了让社会上的每一步都可以走的稳当而没有风险。这是未成年时代所不能体会的。

       题目是读书的意义，想必除了丰实精神世界这个纯净美好的愿望背后，都不得不带有一种生存动机在其中。不管内心是否承认，当下中国，读书的意义，是生存的基本要领。读得好，并不一定活得好，但读不好的大多数，都活不好。

       朱夏妮是幸福的，父母为她提供了出国读书的机会，她可以暂时避开残酷的中考。但毕竟没有朱夏妮这样家庭条件的孩子占大多数。心目中的生活总在别处，人生不可能一直处在逃避的状态。与其如此，倒不如像赛德克巴莱那般，快速奔跑嘶吼着捍卫离文明还远的野蛮。

       这是一个极好的时代。这又是一个极坏的时代。上辈人已经完成了家族积累，但他们还在做人生中最后的努力。我的内心如同住着一个婴孩，对于不由分说即将肩负的大任，深感惶恐。但时间分分秒秒的过去，该来的总会来。

       既然无从逃避，就打起精神，做困兽之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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