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胡蝶，原名胡瑞华，祖籍广东鹤山，生于上海。她的家庭是个中世纪的大家庭，父亲性格开朗、爱开玩笑，很有幽默感，胡蝶的性格里有很多酷似她父亲的地方；母亲虽然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但很懂得处世为人，胡蝶以后的生活中，在待人接物方面受了她很大影响。
胡蝶6岁即接受新式启蒙教育，8岁入读天津天主教圣功女学。因父亲曾任京奉铁路总稽查，所以全家也跟着父亲长年累月地奔波在京奉线上。胡蝶便接触到各地的风土人情，开阔了眼界，常随父母迁居天津、北京、广州等地。
胡蝶为了和小伙伴尽快融合，无意中培养了自己的语言天赋，她学会了讲广东话、上海话，多种方言朗朗上口，这对她以后踏上戏剧之路带来帮助。
1924年，中华电影学校招生。当时受新思潮影响，女性都以穿新式服装为时髦。可16岁的胡蝶却反其道而行之，她别出心裁地梳了一个横S头，并在衣服的左襟上独树一帜地别了一朵大花。长裙圆角短袄、气质雍容大方、脸庞珠圆玉润，再加上复古的个性装扮，立时令她在2000余名应试者中脱颖而出。
胡蝶系统地学习了戏剧、电影理论和表演课程。她不仅天资聪颖，而且勤奋认真，几乎投入全部精力去钻研表演。
她先是在大中华影片公司的《战功》中出演配角，接着就在友联公司的《秋扇怨》中升任主角。这部戏让她从胡瑞华破茧而成胡蝶，从此在中国的电影史上留下了一段传奇佳话。
因为拍摄《秋扇怨》，她认识了男主角林雪怀，两个人很快成了恋人，还订了婚。但与胡蝶相比，林雪怀的演艺之路，却不怎么顺当。拍了几部主角戏之后，他就没戏可拍，只能跑跑龙套，担任小角色。
从万人追捧到无人问津，林雪怀可以说是从天上掉到地下，胡蝶见未婚夫日渐消沉，就为他买了一辆车，还给他投资，在四川路上开了一家“胡蝶百货商店”。
按理说，这家商店地段很好，又有胡蝶的大名护体，本该日进斗金才对。没想到林雪怀当时已经彻底自暴自弃，每天疏于打理生意，还染上了泡舞厅的恶习。没过多久，商店的本钱就被他赔光。无奈之下，胡蝶只好与他协商，解除婚约。
但林雪怀怎么可能放弃胡蝶这样一棵“摇钱树“，坚决不同意解除婚约，胡蝶只得与他对簿公堂，整个上海滩都在讨论“雪蝶分飞”，奋斗了整整一年。
1931年底法院终于判决二人婚约解除，此时的胡蝶，已经身心俱疲。
二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张学良迫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被迫放弃沈阳。国人不解其因，一概指斥张学良是投降卖国的吴三桂。日本人更是编造了“九一八”事变当夜，张学良与胡蝶歌舞通宵的谣言，企图掩盖侵华的真实意图，祸水东引。
广西大学当时的校长马君武先生在上海《时事新报》上也发表《哀沈阳》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最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
马君武诗中的赵四即张学良的红粉知己赵一荻；朱五即朱湄筠，原北洋政府内务总长、代总理朱启钤的第五个女儿；蝴蝶则是隐指上海著名电影明星胡蝶。
马君武的《哀沈阳》说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之夜犹与胡蝶翩翩起舞，结果把东北三省给断送了。马君武的诗作发表后，各报广为转载。从此，张学良被国人骂为“风流将军”、“不抵抗将军”；胡蝶则被视为“红颜祸水”，承受了很大的精神压力。除了女人名节的诋毁，还有对其人品、民族气节的千夫所指。
有人编了《不爱江山爱美人》 的舞台剧，一时间，少帅张学良和影后胡蝶都承受了千夫所指的唾骂，胡蝶更被冠上了亡国妖姬的罪名。
“造谣动动嘴，辟谣跑断腿”。对于马君武的诗，身为当事人的张学良、赵四、朱五均未置一词，只有胡蝶在《申报》等报刊上刊登一则辟谣启事：
“蝶亦国民一分子也，虽尚未能以颈血溅仇人，岂能于国难当头之时，与负守土之责者相与跳舞耶？‘商女不知亡国恨’，是猪狗不如者欸！”
明星电影公司导演张石川及全体演职员，也在《申报》上发表启事为胡蝶作证。
事实上，明星影片公司为赴北平拍外景，一行40余人在导演张石川率领下，于1931年9月中旬离开上海北上，“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才到达天津。
所谓“九一八”事变之夜，胡蝶与张学良翩翩起舞一事纯属子虚乌有。胡蝶在北平五十余日，始终未与张学良谋一面，他与胡蝶可说是“素昧平生”。
而后，胡蝶遇到了在上海礼和洋行当职员的潘有声。
潘有声是福建人，父亲是当地的茶叶商人，年轻的时候，他与哥哥一同到上海经商。起初在永兴洋行做小职员，但遇到胡蝶的时候，他已经是德兴洋行的总经理，可以说是年轻有为，被当时的人称为“洋行少爷“。
1933年元旦，上海滩新创刊的《明星日报》首端全版发布头条大喜 ：胡蝶以21334票的优异佳绩 ，登上年度影后宝座第一名的位置。排列第二和第三人的，是明星陈玉梅和阮玲玉 。
作家张恨水曾这样评价胡蝶：
“胡蝶落落大方，一洗女儿之态，性格深沉、机警、爽利兼而有之，如与《红楼梦》中人相比拟，十分之五六若宝钗，十分之二三若袭人，十分之一二若晴雯。”
1935年，胡蝶与潘有声在经过六年爱情长跑之后，在上海举行婚礼。明星公司的同仁们齐声唱响了专为胡蝶所作的《胡蝶新婚歌》：胡蝶，你可实现了你全部的希望，胡蝶，幸福紧跟着你咧。假使你遭遇到不赏心的事，不必皱眉啊也不必忧愁……
两个人的结合，在人们看来可谓是天造地设。女方是艳名远播的电影皇后，男方是年轻有为的商界精英。
婚后胡蝶宣布暂别影坛，每年只拍一两部电影。潘有声的事业，也蒸蒸日上。潘有声踏实稳妥、勤恳上进、儒雅体贴，婚后，蝴蝶生下一双可爱的儿女。不久，二战开始了。
1937年11月上海失守。明星公司在上海枫林桥的总厂被日军占领，明星公司从此不复存在。此时丈夫潘有声已在香港发展事业，于是胡蝶携同家人避居香港，胡蝶和潘有声度过了一段堪称幸福的生活。
1941年12月25日，香港政府、驻港英军向日本华南派遣军总司令酒井隆中将投降。为了表达自己对残暴日军的反抗，她把香港投降日称之为又一个“蝶耻日”。
当时的日本人本想借用胡蝶的名气，拍摄一部《胡蝶在东京》的片子，宣扬“日中亲善”，但胡蝶借口自己已经怀孕，给日本人吃了个软钉子。胡蝶与潘有声深知香港不能再待，于是举家逃往广州，之后由广州辗转前往重庆。
逃难途中，兵荒马乱，胡蝶托人运送的三十大箱物品被劫走。消息传来，胡蝶当场晕倒，那是她半生的积蓄，以后可怎么活？
此事被胡蝶在上海的朋友杨虎知晓，马上通知了戴笠。戴笠还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军官的时候，就一天到晚地泡在电影院里，看影后胡蝶拍的电影，胡蝶就是戴笠心目中的女神。
听到这个消息，戴老板大喜过望，这真是天赐良机。他马上给他的军统特务们下了死命令：找不到东西提头来见！整个机构以前所未有的高效率迅速运转起来，黑道白道，多管齐下。可是几个月后，还是没有头绪。
戴笠坐不住了，想了三天三夜，终于想出了一个高招，他先把胡蝶委托的转运人抓到监狱，给了个侵吐他人财物的罪名，以造成人赃俱获的假象，然后，他手掐胡蝶开列的失物清单，派大小特务们四处购买，到底凑满了三十大箱，封好，送到了胡蝶的面前。
胡蝶也不知是没看出来，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总之她收下了这些珠宝。
有句话说的好——“欲戴王冠，必盛其重”。命运赠送给你的东西，其实早已在暗中悄悄标好了价码。
他把珠宝给了胡蝶之后，就对她说，你老公以前在上海的洋行卖茶叶，现在他没有工作了，我给他安排一份工作吧，让他去云南弄茶叶吧！于是，戴笠给胡蝶的老公安排了一个特派员的头衔，直接送到云南去卖茶叶了，等胡蝶的老公从云南回来的时候，就彻底找不到胡蝶了。
戴笠专门在山里头修了栋别墅，让胡蝶住了进去。现在有人说是戴笠软禁了胡蝶，但也有人说胡蝶其实也算自愿跟戴笠在一起。
只记得在某个材料上看过这样一段她对潘有声的话：“姓戴的只能霸占我的身体，却霸占不了我的心。有声，我的心永远属于你。”所以，从这一段话，无论是出于被迫，还是出于自愿，都可见胡蝶的智慧和坚韧非同一般。
也许造化弄人，戴笠的飞机在去青岛的路上撞上了山头，他本人也摔死在南京。其时，他在准备与美国第七舰队司令商议美国海军经青岛港鱼松援助物资事宜。
胡蝶重回丈夫潘有声身边，两人一同创办“蝴蝶牌”热水瓶，生意红火。
新中国成立后，胡蝶跟着老公和儿子一起去了香港。
1952年，中年的胡蝶又一次迎来了她生命中的迎头一击——丈夫潘有声被确诊肝癌晚期。
在丈夫住院的日子里，胡蝶的心灵备受折磨。这可能是她一生中最为痛苦的日子。命运之神这一次没有给她带来奇迹，不久，潘有声就撒手人寰，先她而去。中年丧夫，给胡蝶带来了沉重的精神打击，这个一直在她身边默默陪着她爱着她的男人再也找不回来了。
1959年，蝴蝶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接受了邵氏公司的邀请，重返影坛。她加盟邵氏公司，先后主演了《街童》、《苦儿流浪记》等多部影片，其中，和李翰祥合作的《后门》让她获得了第七届亚洲电影节大奖。
对此她心态非常平和地说：“我的名字在海报上排在最末最小，我也无所谓，电影圈就是长江后浪推前浪。”
1975年，胡蝶和事业有成的儿子移居加拿大温哥华，为了纪念亡夫，更名潘宝娟，此后再也没有嫁人。
1986年，年近80的胡蝶获得台湾金马奖终身成就奖殊荣。
她在回忆录说：
“如今我已年近八十，心如止水，以我的年龄也算高寿了，但仍感到人的终身其实是很短暂的。对于个人生活琐事，虽有讹传，也不必过于计较，紧要的是在民族大义的成绩上不要含糊就可以了。”
“我并不大在乎，如果我对每个传言都那么认真，我也就无法生活下去了。我和张学良跳舞的事情，闹了近半个世纪。如今不都澄清了吗？”
1989年4月23日，81岁的胡蝶在加拿大温哥华安然长逝。她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蝴蝶要飞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