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每个人都害怕死亡，而我国文化对死亡更是避讳。我们从小到大受的教育是不到最后一刻决不放弃，甚至产生了“好死不如赖活着”这样的观点。也正是因此，我们的生死很多时候并不是由我们自己决定的，而是由亲人或医生决定的。然而，在真正的临床医学中，谁更应该来决定一个人的生死呢？
“To Cure Sometimes, To Relieve Often, To Comfort Always.”这是特鲁多医生的墓志铭，中文翻译简洁而富有哲理：有时是治愈，常常是帮助，总是去安慰。而现在，很多医生对此话深有感触：专业知识好掌握，拥有人文关怀却很难。这也促使了临终关怀医院、安宁病房、生前预嘱的产生。
1、生前预嘱
生前预嘱(Living will)是指人们在健康或意识清楚时签署的,说明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临终时要或不要哪种医疗护理的指示文件，它所提倡的是“尊严死”。临床医学证实，人濒死时仍可以依稀感觉到外界的声音，听觉与潜意识最后丧失。而如果一个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要反复听到医生抢救发噪声、亲人悲哀的哭声，身体还有继续忍受各种抢救手段带来的折磨，这实际上是一种痛苦。而在我国的重症监护室里，许多已无生还希望的病人，全身插着许多根救命的管子与机器（呼吸机、气管插管、鼻胃管、输液管、尿管等等），在一次次抢救的嘈杂声中，延续着令人麻木的痛苦和毫无价值的生命，直到无法忍受最终去世。这究竟是对生命的执着，还是对死亡的亵渎？是人道主义的救助，还是医疗资源的浪费？按照自己的一厢情愿让亲人忍受过度医疗的痛苦是不是一种自私的行为？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问题。当代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曾说：“当医生无法因治疗帮助病人时，更不应因治疗而使病人受到伤害。”对一个人来说，活的是质量，死的是尊严，“生前预嘱”如果在我国能被广泛了解并被接受，不仅能节省医疗资源，而且能避免很多医疗纠纷与医患矛盾。
2、临终关怀医院与安宁病房
现代临终关怀创始人西西里·桑德斯医生说过：“我不能改变这个世界，但我能改变人们忍受的痛苦。”一位美国临终关怀专家认为：“人在临终时精神上的痛苦大于肉体上的痛苦。”现在，很多国家都有安宁病房，其宗旨是让患者有尊严地生存或者死亡，使更多挣扎在痛苦和死亡边缘的临终病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有尊严、无痛苦（遗憾地是，我国现在还没有）。人之将死，有很多比医疗、抢救更重要的事，比如亲人陪伴，比如以自己的方式告别，这都是医疗之外的事。在生死问题面前，更要强调人文关怀、强调生活的质量、强调病人的感受。最理想的临终，应该是没有人打扰的、安详而有尊严的，这样才能真正实现“逝者魂安，生者心慰。”
3、遗体捐赠
个人认为遗体捐赠更偏向于对其他器官衰竭患者的人文关怀。我希望自己死后可以捐赠自己所有能用的器官用于救助器官衰竭患者和剩余遗体用于医学研究，拒绝葬礼与墓地。就像我认为很神圣的藏族天葬一样，“没缘法转眼分离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当然，在受到“入土为安”这一传统观念的长辈看来，这种行为根本无法理解，必须受到责骂。不过如果去掉利他主义的光环，遗体捐赠只是一种处理尸体的现实方式而已，就像火化一样，其他的还有天葬、土葬、水葬、树葬、组织消化（用碱性化学物质使尸体去水，达到和火化一样的效果）、生态葬礼（把尸体处理之后作为植物的肥料，在文明程度很高的瑞士被普遍接受）、塑化成标本保存至少一万年（这下真的可以说“爱你一万年”了）、把大脑送到哈佛大学的“大脑银行”进行研究、把骨灰发射到太空进行星际旅行……而且我觉得随着文明的发展，组织消化很有可能取代火化的方式，因为前者的经济成本和对环境的污染都更小。
生前预嘱、临终关怀医院、安宁病房、遗体捐赠等在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过相信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思想观念的提高，我国的医疗体系一定会从简单的生物学模式变成具有人文情怀的社会学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