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于今日《中国教育报》。所有打赏均转宫教授。
凌宗伟老师自称教育评论爱好者，评论风格犀利、大胆，不怕得罪人，是教育界的牛虻。他的新作《你也可以成为改变的力量》是犀利和深思的结晶，其背后是一个资深教育工作者对教育的热爱和责任。
这是一本教育评论集，在《是搞教育，还是搞新闻》一文中，他批评了把教育工具化的现象，犀利地指出：“当下的专家、校长与某些学校，其实是深知传媒的工具价值的，不断地爆出一些新动作、新名词、新术语的目的，不外乎就是为了赢得更多的追随者，获得更多的利益。”在批评造词运动时，他坦率直白地点名：我们的语文教育界大概是最热闹不过的了，他是“诗意语文”，你是“绿色语文”，我是“生本语文”，还有“生命语文”“生态语文”“草根语文”“真语文”，更好玩的是还有“文化语文”……“这么多的语文啊，我很是糊涂，是不是一加上这样那样的定语了，你的语文就与别人的语文不一样了？还有什么类似苏派教育、藏派教育、疆派教育什么的，给教育加了这样那样的定语，你的教育就和人家的教育不一样了吗？我等愚昧，真搞不清真语文与语文、新教育与教育、新生命教育与生命教育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区别又有多大？”
这些犀利的语言，有利于我们做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有一位企业界人士说：有很多的企业就像硬甲昆虫，长到一定尺寸就再也长不大了，从生物学的角度，硬甲昆虫只能进化到一定的尺寸和复杂度，这是由于它们的硬甲（外骨骼）的限制造成的，对于很多长不大的企业来说，限制它们的不是外部环境，而是企业家的那颗心。教育界人士的这颗心也是如此，容易固化，形成思维套路，即习惯性的思维路径，这些路径的基础往往是有裂隙和空洞的。人的感官和理性极有限，但人知道自己的无知是最难的。尽管总体上我们知道自己知识的有限，但具体到某个事件或场景，往往会把没看到的当作没发生，把看到的、记住的作为全部，作为客观事实。不少人习惯于敏锐地发现他人的不足而忽视他人的长处，愿意快思而讨厌慢想。面对种种在认知方面的人性的弱点，有几只勤快而犀利的牛虻，是一件幸事。
这样一个犀利的人，对学生却很温柔。笔者曾经向他提出一个问题：期末考试，一位学生突然把试卷团作一团，扔在地上，老师问：“怎么了？”学生说：“写得太糟了，我很生气。”作为老师，您会怎样处理？凌老师说：“替他捡起来，劝他不要生气。”有的老师说：“告诉学生，我很生气，当有人不尊重我的劳动的时候。”凌老师回应：“要笑着说。”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与我心目中横眉冷对的犀利硬汉形象反差太大。看完评论集，我明白了，凌老师是因爱而犀利，后记中提到，关爱与批判是一个新的动态教育学整体的两个部分，如果我们真的热爱学生、热爱学习、热爱教学生涯，就一定会以批判的眼光来审视自己日常的教学行为和所处的教育环境。在书中，有多篇站在学生立场，为学生争取权利和理解的文章，如《孩子喜欢上异性会出人命吗？》《为了孩子的未来，何必让他们争“第一”》《用自以为是的眼光看待别人的幸福是错误的》。
凌老师的犀利体现在大胆质疑，但语气并不盛气凌人，结论并不极端，思虑并不急促，这些特质恰是批判性思维的要求。批判性思维是对思维的思维，倡导求真求善、开放包容、同情理解、大胆质疑、小心求证。
看凌老师的书，会发现罕见激动人心的结论，这样的结论往往是直觉的产物，经过小心求证的思虑之后，会发现理由或证据不足，表述不严谨，进行了实事求是的修正之后，激动人心的效果也就不见了。但在平静的表述下，会发现一个个奇妙的学识组合。
如书中引用了明代学者陈献章在《论学书》中的名言：“前辈谓学贵知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疑者，觉悟之机也。一番觉悟，一番长进。”随后提到，美国现代教育哲学家乔尔·斯普林格说，我们每个人的潜意识中都有一个“脑中之轮”，我们都自以为理解周遭的世界，其实只是被“思维惯性”这个“轮子”给困住了。做教师要紧的就是要摆脱“脑中之轮”，努力成为一个有问题的人，只有教师成为有问题的人，才可能让学生成为有问题的人和习惯提问的人。在评论奈杰尔·沃伯顿的《40堂哲学公开课》中又提到，亚里士多德的卓越才华也产生了一种不幸的副作用，许多读过他的著作的人都相信他的一切见解都是正确的，这完全违背了亚里士多德的探索精神，也违背了哲学的精神。这三部分内容形成了一个难得的巧妙的学识组合——学贵知疑；人有脑中之轮；敢质疑、善探索，成就卓越，卓越引起膜拜，阻碍质疑、探索。这一组合可以相互解释，也可以合起来解释很多现象，细思极有趣，极深刻。
凌老师记忆力很强，想象力也超群，书中提到坛城沙画——每逢大型法事活动，寺院中的喇嘛们用数百万计的沙粒描绘出奇异的佛国世界，这个过程可能持续数日乃至数月。但是，喇嘛们呕心沥血、极尽辛苦之能事创作出的美丽立体画卷，在举行完仪式后就会被毫不犹豫地扫掉，细沙倾倒入河流中。由此，他想到了教育，重要的是过程，结果是短暂的，留不住的。
由于实践经验丰富，凌老师的书有效地避免了论述的空乏、抽象，如在谈到学校规模多大才合适时，他提到自己教学30多年，其间从事学校管理工作近20年，先后在两轨（一个年级两个班）、四轨、六轨、八轨的高中管过教学，也在64个班级、4000多人的完全中学管过教学。最为怀念的是四轨和六轨的学校生活，因为在这样规模的学校，可以清楚每一位教师的情况，甚至能叫出每一位学生的名字。
凌老师还很善于反思，在《网络时代如何重建师生关系》一文中，他写道：“上海发生的‘打伞门’炒得很热，也吵得相当厉害。我的一篇短文《实然的师生关系下，你还就不能让学生给你干这干那》也受到许多人的批评。事后我的反思是，忽视了网络阅读的特点，将我的观点放在了文章的最后，加上我对师生关系的诠释许多教师接受不了。”诸如此类的纷争，需要我们思考的是，在网络时代，教育和学校将面临怎样的挑战，尤其是情感模式的挑战。
（作者系青岛大学思维与创新教育研究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