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18日，在纪念“九一八事变”86周年的当天，李书记主持了专题研究苏州市工作的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苏州市要在更高的坐标系中提升发展标杆，始终保持敢为人先、奋发进取的干事创业精神状态，继续当好全省改革开放、创新发展的探索者。
一、苏州：从“心头好”到“心中忧”
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与先行者，新常态下处于转型升级中的苏州，高频率地进入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的专项关注中。让领导关注、引起领导兴趣，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好事，是地方政府向上级部门展示成绩、肯定经验的机会。这也是苏州之前多年享受的待遇。然而，花无百日红，总有风吹时。现在，之所以引起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的关注，苏州并非是因其干得好，而是因其干得不够好。
对苏州当前发展现状的担忧，是省委省政府领导关注苏州的主要原因。正如前省长石泰峰在今年江苏两会苏州代表团上的讲话指出的那样：“苏州经济稳，全省经济才能稳”，希望苏州不仅能够千方百计地把经济稳住，而且还要稳得好、稳得牢。
尽管主政江苏仅有一年略多些时间，然而，可以说李书记对于苏州问题也是操碎了心。据统计，自2016年7月以来，已经先后五次到苏州进行专项调研：
（1）2016年7月6日，在江苏走马上任不到一周时间，就奔赴苏州展开调研。提出，苏州要两条腿走路：创新与开放的双轮驱动；实体经济与互联网业的融合催生。
（2）时隔一个半月后，2016年8月26日，再次奔赴苏州调研。提出，要简政放权、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推动民营经济发展。
（3）2017年2月20-21日，三赴苏州调研。提出，要控制环境风险，改善环境质量。
（4）3个月后的2017年5月17日，四赴苏州调研。提出，苏州要发挥开放特色，增强开放型经济新优势。
（5）4个月后的2017年9月10-11日，五赴苏州调研。提出，苏州要发挥传统特色优势，并点名要发展苏州丝绸金字名片、苏州园林金字招牌。
如果算上9月18日的专题会议，可以说，李书记对苏州的现状与愿景，那是满满的牵挂与操劳。从历次调研的内容看，不仅对苏州提出了新要求，而且也为苏州发展出谋划策，提出了新思路，如，强调互联网因素、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强化开放，以及从传统优势产业寻求突破口，等等。心系苏州、关爱苏州的拳拳之情，都在这无声的调研中，彰显得淋漓尽致。
二、“大脚穿小鞋”：大灰狼变成了小绵羊
那么，让书记和省长都操碎了心的苏州，到底怎么了？在“螺丝壳里做道场：苏州城市的“命”和“运”（完整版）”一文中，我曾指出，统计数据显示，曾经几乎与深圳比肩的苏州，不仅在GDP增速上处于江苏全省垫底的位置，而且与深圳经济总量的差距越来越大：从2010年相差500亿元，到2016年相差4000亿元。
根据统计局公布的2017年上半年主要城市经济运行情况，上半年经济总量在苏州之上的对位城市中，深圳经济增速为8.6%、重庆为10.5%。紧随其后的成都为8.2%、而苏州为7%，刚刚与达线全省平均水平。可以看出，在前后埋伏、后有追兵的情况下，苏州的表现充其量差强人意。
如果放眼长三角的话，苏州的发展态势更令人心忧：区域内的主要竞争对手杭州和南京，上半年的经济增速分别为8.1%和7.7%。从省内看，除了无锡以6.8%的增速略低于苏州外，同处“金角银边草肚皮”之江苏地理格局东南的其它城市，南通为7.8%、常州为8.5%。
显然，从经济发展看，相对于其它势头正劲的城市，苏州已经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江南小绵羊”。更为重要的是，这一经济发展上的“小绵羊”态势，并非是近期才出现的情况，而是历时已有近7年之久。从2010年起，不仅相对于省外其它城市，苏州经济增速大幅放缓，而且就是在省内看，也基本上处于历年垫底的地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最近七年来，苏州在经济增长上，难言有亮点。
事实上，也正是苏州经济成长出现了严重问题，才会让江苏在与广东的GDP榜首之争中，总是缺乏临门一脚。在“苏粤榜首之争：从悬念迭起到胜负已分——江苏出局！”一文中，我指出，在追赶广东的征程中，苏州与深圳差距的急剧扩大，是江苏赶超步伐放缓，甚至倒退的关键因素。在分别扣除苏州和深圳数据后，江苏的GDP总量已经在2015年反超广东，并在2016年继续扩大优势。2016年，广东和江苏两省的绝对差距只有不到3500亿元，而当年苏州和深圳的绝对差距就高达4017.51亿元。显然，如果没有苏州的拖累，江苏早已实现了经济总量对广东的反超，成为经济总量的新状元。
当我们把时间的轴线进一步拉长，以近40年的改革开放为全周期来观察，可以发现，在经济发展表现出来的“江南小绵羊”，并非苏州的固有形象，相反，在2010年之前，苏州可是当之无愧的“江苏大灰狼”。
历史地看，在1996年深圳超越了苏州，并于2008年达到了1105.54亿元的绝对差距峰值。自次年起，深圳和苏州两市的绝对差距不断扩大的势头被逆转。2010年，是苏州城市发展中的极为辉煌的一年。在这一年，苏州成功地将与深圳的差距压缩到544.4亿元。也正是在这一年，超越深圳，跻身“一线城市”，是距离苏州最近的一年，似乎只有咫尺之遥。
如果时间可以停滞，仅以2010年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的经济绩效表现做一个评价的话，那么，能够真正书写当代城市传奇的，并非是今日雄霸京畿的北京、与之相邻的上海，甚至是炽手可热的深圳，而是不起眼的苏州。
纵观国内城市发展史，可以发现：北京，是举国体制的集大成者；上海，依靠的是政策洼地集聚；广州，举全省之力；天津，国家战略的对接者；重庆，靠的是块头大加政策倾斜；而深圳在成为对外开放的窗口与试验田后，就开始酣畅淋漓地尽情享受着无穷无尽的举国支持的体制红利和经济特区的政策红利。
惟有苏州，戴着镣铐却跳出最为惊艳舞蹈，走出了一条自强不息的现代化之路。回顾历史，在深圳解除了意识形态枷锁深圳阔步前行的五年之后，1984年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苏州才开始了自己的追赶与超越之路。昆山不等不靠，自筹经费，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办起了全国第一个自费开发区。1995年最高领导人在视察张家港时欣然为“团结拼搏、负重奋进、自加压力、敢于争先”的“张家港精神”题词。
没有国家的政策倾斜与特殊照顾，作为普通地级市的苏州，依靠自强不息、敢为人先，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当之无愧地缔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发展中的最大奇迹。
从缔造奇迹的城市大灰狼，变成了江南小绵羊，苏州在成长蜕变之路上，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造成困境的原因有很多，但在我看来，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大脚穿小鞋”，即，经济体量上的巨人，却在管理体制上穿的是一双小鞋。这种小鞋极不合脚，其直接后果就是无法让苏州在转型升级的新跨越中迈开大步。
试想，诸如青岛、宁波、厦门这类在经济体量上要被苏州甩开一大截的城市，享受的都是副省级的“计划单列市”待遇，排名全国第七的苏州，却仅仅是一个地级市。如果说，苏州是“大脚穿小鞋”的话，那么这些城市就是“小脚穿大鞋”。稍微有点经验的人都知道，成长中的孩子，给他买鞋的时候，一定要买大一号，才能有利于其发育。相反，如果给他套上的是一个小鞋，那么，即使潜力无限的大脚，也会最终变成小脚女人，而这正是苏州之困的城市体制之源。只要省委省政府，不在这个层面上为苏州赋权、松绑，那么，我认为，苏州大概率地会依然在现有的道路上徘徊，如果不再倒退，就算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了。
三、破局：要想马儿跑，就得让马儿吃草
在“城市格局定型化：究竟是“新一线城市”，还是“强二线城市”？”一文中，我指出，“当前我国的城市经济地理格局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巨变之中”。犹如硬币的正反面一样，与中国城市经济地理千年未有之巨变同步的是，处于质变临界点的中国城市经济地理格局也正在进行深刻的“定型化”。
城市定型化的学理意涵，至少涉及三个层面：一是定型化后的城市经济地理格局，将从变革态进入了稳定态；二是进入稳定态的城市经济地理格局，基本划定了各区域主要城市的经济地理势力范围；三是除非发生重大技术变革，否则定型化后的城市经济地理格局，将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成为中国城市经济地理的基本秩序。
如果置身于其中的城市，能够采取针对性的有效的政策举措，那么，就可以在本轮中国城市能级与层级秩序的定型化中进行卡位。相反，如果不能提前卡位，那么，其后果极可能就是在这场无声的城市竞争甚至城市战争中沉沦。
对于苏州来说，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几乎很难在城市定型化的秩序之争中脱颖而出。关于这一结论，苏州已经用自2010年以来的徘徊不前告诉了人们。除了经济结构上的外资因素外，来自于文化心理、体制机制上的原因有：
一是进入富裕阶段的苏州，一往无前、敢为人先的精气神大幅弱化。对于这一点，毋庸讳言。如果总是像打了鸡血一样，一直往前冲冲冲，才是不正常的。生活经验告诉我们，“穷则变，变则通”。相反，一旦富裕了，就会丧失了求变求新的动力，相反，开始进入“守成”阶段。当前，无论是昆山精神，还是张家港精神，其在强度与力度上，都大不如前了。因为与以往相比，冒险付出的代价，可能要远远高于所能得到的收益。特别是，在新常态下，蓝海越来越少，获取超额收益的可能性越来越低。
二是体制机制上的“大脚穿小鞋”，在限制了苏州干事创业权限的同时，也极大地打击了他们干事创业的奔头。领导干部的表现，是江苏现代化事业中的关键性变量。苏州之所以能够在改革初期异军突起，就在于当时的领导干部能够率先垂范，敢为人先。然而，当苏州的经济体量几乎与一线城市并肩的时候，城市能级与层级上的“小鞋”，也会让领导干部们失去奔头。我们知道，有奔头，才有劲头。领导干部也是人，有普通人都会有的向上发展的需求，但是，现有的城市能级与层级，却成为套在他们头上的紧箍咒。
“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即使有着崇高的道德理想支持，也无法长久，因为这违反了人性。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常识性的东西，省委省政府却正在相当程度上这样做。
诚然，作为江苏的标杆，苏州的发展已经站在一个较高的平台上，迈上新台阶，需要新动力。让人疑惑的是，尽管不断地对苏州提出新要求、新期待，然而，来自省委省政府层面的对苏州的支持却极为吝啬——无论是在城市体制上的赋权，还是在具体项目上的支持。
如果可以对比的话，苏州会更加心寒。自去年南京启动“省会战略”，以提高城市首位度后，毫不夸张地说，江苏几乎举全省之力在支持南京发展：大规模的跨江通道建设，让江南和江北连为一体；大体量的高端产业项目，如，台积电等集成电路企业的落子，让南京在产业结构上不断优化；大张旗鼓的城市更新，让南京城旧貌换新颜；……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两相对照，真是“冰火两重天”。对南京的支持，几乎说予取予求，然而，对于省内经济体量最大的苏州，除了提要求，就是让苏州自己干。教训已经告诉人们，单靠苏州自身，是无法实现涅槃之变的。苏州，需要来自省委省政府的温暖，才能进行第二次创业，书写新的辉煌。
原因很简单，正如此次专题会上提出的，“在新的发展阶段必须要有更加宽广的视野，在更高的坐标系中提升标杆”。是啊，谁不想有更加宽广的视野，但是，如果仅仅是一个地市级的官员，这一位置又需要多大的视野呢？即使有宽广的视野，那么，低配的权限又能支持这一视野的实现吗？
格局决定结局。苏州要想实现涅槃之变，省委省政府必须要拿出干货，提供实实在在的支持。不仅要在重大项目、高端项目上为之导流，而且要在城市能级、管理体制等方面进行再放权，才能让苏州干部已经冰冷的心重新温暖起来，为江苏现代化事业再次书写新的篇章。要想马儿跑，就得让马儿吃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