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里仁】子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

【大意】孔子说：人的过错，总是因其偏心所致，考察一个人的过错（看他的偏心是否符合人之常情），就可知他的心中是否有仁。

此章历来有三解：

第一解，将“斯知仁矣”之“仁”释为“人”。如《雍也篇》“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6·24），“井有仁焉”之“仁”即作“人”解。李泽厚与毛子水先生皆作此解。他们将本章译为：人的过错，各有种类，观察他的过错，就可推知他是哪一类人。

第二解，考察观过者之仁。也就是说通过观察一个人对他人所犯的过错有无求全责备，来推论其是否仁慈。孔安国注：“党，类也。小人不能为君子之行，非小人之过，当恕而勿责之。观过，使贤愚各得其所，则为仁焉。”唐皇侃疏：“过，犹失也。党，党类也。人之有失，各有党类。小人不能君子之行，则非小人之失也。犹如耕夫不能耕，乃是其失，若不能书，则非耕夫之失也。若之，当就其辈类之责。”据考证，唐以前版本，“人之过也”之“人”作“民”，唐讳“民”，才改为“人”，此观过之法，是劝勉当权者莅民之恕道。

第三解，考察过者之仁。也就是说观察一个人过失的动因，来判断其是否有仁。刘开《论语补注》：“党非类也，有所亲比谓之党。”如《卫灵公》篇“群而不党”（15·21）、《述而》篇“君子亦有党乎？”（7·30），党皆为偏私之义。“人之过也，各于其党”，其意是说人的过失，出于偏袒私情。卫国的陈司败问孔子，鲁昭公是否知礼？鲁昭公因娶吴国同姓女子为妻，其不知礼天下闻名。孔子却因他是自己的国君，当众为其掩护。孔子不避“党”之名，并不是有意为过，实出于臣对君的忠心，虽过而有其仁也。《子路篇》“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也：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13·18）现代人的做法与叶公一致，法大于情，如果父亲偷羊，儿子去告发父亲，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可孔子却不这么认为，真正顺乎人情的做法是父为子隐瞒，子为父隐瞒，虽然这么做是错的，但起码慈孝在心中，心有慈孝就是仁。孟子则重法又重情 ，但遇此两难选择，则毫不犹豫地偏向亲情。弟子桃应问孟子，如果舜为天子，皋陶当法官，舜的父亲瞽叟杀了人，怎么办？孟子说：“抓起来就是了。”桃应问：“难道舜不阻止吗？”孟子说：“皋陶依法办事，舜怎么能阻止。舜只能‘视弃天下犹弃敝忏屣，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孟子·尽心上）如果舜听任皋陶将瞽叟抓起来，而坐视不管，心里亦无有不安，那他就是不仁。而舜又不能居天子之位，公然触犯公器。他只能弃天下于不顾，背起父亲逃亡到天涯海角。其弃天下为过，然其救父之心切，足见其仁，尤可谅也。

《礼记·表记》有云：“仁有三，与仁同功而异情。与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与仁同过，然后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强仁。”仁有安仁、利仁、强仁三种情况，它们行仁爱的功效是一致的，但动机却不一样。只看其功效，是分不出哪种情况，但于其过失处，就知其属于哪种仁了。刘宝楠《论语正义》案：“表记此文最足以发明此章之义。”其意是说，此章观过知仁，是分辨其为何种情况的仁，并非分辨仁与不仁。因过与恶不同。过者，是无心之失。恶者，是有心之失。无心乃真情流露，只是未能节制，故须观其所偏。而恶者，其心不仁，则无须观之。程子说：“人之过，各于其党，君子常失于厚，小人常失于薄。君子过于爱，小人过于忍。”程门弟子尹氏说：“于此观之，则人之仁不仁可知矣。”皆作仁与不仁两言之。此章只言“斯知仁矣”，并未言“知不仁”。且程、尹二人对于“各于其党”之党，又以君子、小人区分之，是妄解圣人之意。

然“党”亦可解作“类”，乃性类之类。《非诚勿扰》前嘉宾乐嘉写过一本《性格色彩》的书，将人的性格分为红、黄、蓝等类别。此章“各于其党”，即指类似的性格分类。每种性格都各有其偏失，譬如性缓者，每失于太迟，性急者，每失于太早。节俭者，每失于吝啬，大方者，每失于奢侈。孔子所谓“过犹不及”，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皇《疏》引殷仲堪之说：“言人之过失，各由于性类之不同。直者以改邪为义，失在于寡恕。仁者以恻隐之诚，过在于容非，是以与仁同过，其仁可知。观过之义，将在于斯矣者。”

但凡是人，都难免于过，因其性之所偏，不知不觉就会做出偏向一边的行为。过失往往由两种原因引起，一是一时未能自察，一是势不得己。《礼记·檀弓上》载：“子路有姊之丧，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古人为姐姐服九个月大功之丧，为兄弟服一年齐衰之丧。而子路因兄弟少，与姐姐感情深厚，为姐姐服丧满期仍不除丧。这就是第一种未能自察之过。而孔子被当众逼问其国君知不知礼而讳言之，则是势不得已。在人不及自察之际，其本心恻怛发露最真；在人势不得己之时，其本性忠厚发露至诚。故曰：观过，斯知仁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