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有关乡村振兴的文章铺天盖地，各地也兴起了声势浩大的乡村美化、绿化、亮化运动。我认为，是时候开展一场深刻的乡村振兴思想大讨论了，就乡村萧条的原因，乡村振兴的对象，以及乡村振兴的途径等重大课题统一思想。

　　先谈一些我近期关于乡村振兴的基层思考，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去农文化让农民逃离农村的信念如宗教般虔诚。

　　我之所以提出“去农文化”概念，是针对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三农问题的研究侧重于经济学方面，而从社会文化角度思考不足。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在晋西北一个山区乡镇工作，每月工资仅有200多元，还是年底才发放，如果完不成提留摊派征收任务，一年的工资就会让单位扣掉上交农业税。1997年，我在L村包村下乡，住在了一位年近六旬的老光棍家里。和他居住在一起的还有位八十多岁的老母亲。

　　大娘一有空就对我絮叨她的家庭情况。老人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光棍，二儿子中专毕业后分配到县里某职能局上班。她说，年轻的时候，倾力供养二儿子上学，帮助他在县城盖房子，娶媳妇，节衣缩食了大半辈子年。

　　“本来以为老了该享福了，可是，二小子那里，却似一个永远填不起来的无底洞。这不，去年，孙子在省城集资楼房，二小子又回到村里，软磨硬缠，把我和大儿子的全部养老存款8万块钱借走了。”

　　“嘴上说借，但肯定有借无还！”

　　“二小子很少回村，每次回来不是拿米拿面就是拿山药蛋。”

　　“如果没有这个光棍大儿子，我老婆子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生活！”

　　说到动情处，老人一手拍打着土炕上的席子，一手擦拭眼角的泪花。每次都让我心中酸楚，从而对老人二儿子的痛恨之情进一步加深。

　　二十多年过去了，从催粮催产，刮宫引产，到现在的精准扶贫，经历过了农村工作的风风雨雨。我发现一个规律：在晋西北，农村光棍较多，但凡有光棍儿子的家庭，老年父母反而能获得相对较好的照顾。其次境况好的就是儿子虽然成家立业，但是没有离开农村的户子。晚景最为凄凉的却往往是孩子考上大学，毕业后又进城就业的留守老人。

　　这个现象困惑了我好多年:为什么农民们都在努力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城里？为什么“成功”进城后的子女反而不能更好地孝敬父母？为什么明知子女进城后不能反哺养育之恩，父母们还会义无反顾地让子女离开？

　　随着对农村社会的日益深刻的理解，我的思想清晰起来：是深入民族灵魂的去农文化，让农民逃离农村的信念如宗教般虔诚。

　　去农文化是政策后果长期积累的产物。

　　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城乡二元治理结构，城乡国民待遇严重不平等，在广大农民思想深处培育出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观点：农村是地狱，生活在农村就是“受罪”。事实上，在国人心中，“农民”几乎成了身份卑贱的代名词。记得上大学的时候，一个来自城里的同学，看到不顺眼的人，喜欢习惯性骂道：“你这个农民。”而来自农村的同学，也感到称呼自己农民是一种莫大歧视。不仅仅是城里人看不起农民，连农民自己，也仿佛觉得当农民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

　　农家子弟，在孩童时代听到的来自父辈们最励志的话就是：“如果你不好好读书，长大了就得在农业社活受罪！”即使自己离不开农村，也都寄希望于下一代人逃离农村，远离农业，改变农民身份。受社会管理体制约束，虽然在改革开放前农村没有出现空心化，但是，这种去农文化已经形成。

　　改革开放后，从“盲流”到农民工，农民纷纷背井离乡，历程艰辛，奔向心中的麦加圣地——城市。出人头地的基本标准就是离开农村，读书的全部目的就是进入城市。农家子弟，即使通过上大学跳出农门，进城后也都没有住房。前二十年给自己奋斗住房，后二十年为子女奋斗住房，压力山大，不要说反哺父母，许多农二代还不得不剥削父母的微薄农业收入来填补城里的窟窿。几代人的全部积蓄源源不断输入到城市的钢筋水泥中。繁荣了城市，吸干了农村。

　　即使城乡二元治理结构彻底破除，即使城市人口已经饱和，在去农文化的影响下，农村人口仍将持续净流出，乡村还将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进一步凋敝。

　　二、根植于去农文化的涉农政策：规划出来的乡村凋敝。

　　轻农、去农文化，已经上升为一种深入灵魂的民族文化。许多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措施，从根本上还没有脱离城乡二元治理思维。改革开放后，以牺牲农村为代价来繁荣城市的步伐不但没有停下来，步子反而迈得更大了。

　　各类资源，如教育、卫生等公共产品过度向城市倾斜，加速了乡村的凋敝，众所周知，这里不再赘述。由于近期乡里在推进移民搬迁、拆旧复垦工作，我就近取材，以土地政策为例，来论述涉农政策的去农化导向。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把建设用地绝大多数规划在了城市周边。在县城以下的广袤农村地区，即使引进高质量的工商企业，但落地比登天还难。一个没有第二、第三产业支撑的农村，凋敝是必然的。

　　对农村用地指标的审批，“严格”到令人不可思议的地步。某央企计划实施一个铁路技改项目，需要占用耕地70余亩。已经立项，完成了招投标，并被列为省市重点工程。结果用了整整四年时间，先调整规划，把基本农田改变为一般农田，再把一般农田改变为建设用地。本县用地指标不够，还得从外地借指标，大费周章。

　　我有一个疑问：是不是在耗费企业大量时间和经济成本后，占用耕地的不良影响就能有效减轻？

　　央企实施的省市重点项目审批用地指标尚且如此艰难，更何况那些既缺金融支撑又乏人脉资源的创业农民。不知道有多少富有创造力的民营企业被用地审批政策拖死、拖垮！

　　最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让土地人为稀缺，增加了土地财政收入，拉高了城市房价，最后买单的主体还是进城的农二代，这无疑又进一步吸干了农村资本。

　　而占补平衡，增减挂钩的土地政策，劳民伤财，不切实际。凡是整村搬迁的村庄，多数是山庄窝铺，交通闭塞，地广人稀，现有的不少耕地尚处于弃耕状态，如果再耗费大量财力新造耕地，利用率又能有多高？再说，多数古旧村落拥有百年以上的老建筑，拆了非常可惜。

　　而留守在山庄窝铺的中年劳力，日子过得虽然不能说很好，但是绝大多数也不似扶贫移民可行性报告中分析得那么糟糕。在正常年景，晋西北勤劳一些的中年户子，百亩薄田，几十只羊，年纯收入能够超过五万元。农民心目中的纯收入，不仅仅要抛去化肥等农资成本，往往还会除去一年的吃喝拉撒支出。过度渲染移民搬迁政策的积极效果，并不符合农村实际。所以，整村搬迁，拆旧复垦，应该因地制宜，一刀切有违民意，加剧干群矛盾。

　　在整村拆迁的同时，我们还在推进退耕还林工程。为什么不能在老房子的庭前屋后广种树木，把旧村直接打造成为生态林地？这样把拆旧复垦和退耕还林工作同步推进，既保护了古建筑，又可节约大量财力，农民获得感增加，干群矛盾减少。

　　可见，制约乡村振兴的最大障碍，就是根植于去农文化的乡村治理体系。

　　三、乡村振兴，应该掀起一场三农思想大讨论了

　　讨论主题1：乡村在哪里？传统的乡村还能不能回去？

　　先从农村是否存在严重的“空心化”和“老龄化”谈起。

　　今年两会期间，有三农问题专家认为外界夸大了农村“空心化”问题，并且以连年粮食增产和农村用电统计数据加以论证。

　　根据我的基层观察，外界对农村“空心化”问题严重的论断，并非感性认识。晋西北某县共有200多行政村，2018年计划整村搬迁97个。学者们可以参考一下国务院扶贫办关于近几年移民异地搬迁的详细数据，了解一下全国整村移民搬迁的大概规模。

　　粮食产量连年增产，主要得益于农业生产力的持续提升。小型农机具的普及，种子的改良，以及地膜和优质化肥的广泛使用。晋西北Z村，10年前玉米平均亩产1000斤，2017年达到1600斤；10年前两个劳力能够经营40亩农田，现在两个劳力作100亩玉米后，还不耽误季节性外出务工。

　　关于农村用电数据问题。一家5口人，4口人搬迁到城里了，留下一个留守老人。现在农村电视、冰箱、洗衣机、电饭煲基本普及，即使家里只剩下了一口人，用电量也不会比10年前少。晋西北许多农户，平时在县城定居，农忙的时候，开着农用车回村务农，虽然一年在村里居住的时间超不过30天，但使用电磁灶煮三天饭，用电量就超过了20度。所以，通过用电数据难以否定农村“空心化”严重。

　　农村“空心化”严重，是一个不容否定的铁的现实。问题其实比“空心化”还要严峻：大量农村已经或即将消失。许多农村已经整村搬迁，在晋西北这样的中西部地区，大多数未搬迁村，在不远的将来，也会陆续消失。

　　这不是危言耸听：农村已经没有了年轻人。一所乡镇联校，老师编制近30名，可是学生总数不足40名，并且还在逐年下降。一个没有年轻人的农村，注定不会有未来，消失只是时间问题。

　　我们必须郑重思考：谈乡村振兴，可是乡村在哪里？

　　优秀的政策好比射击，必须打好提前量，既要考虑子弹运行的时间（政策时滞），还得考虑横风的影响（政策执行环境的变化）。即使政策发生大的调整，但是去农文化依然会在相当长时间内保持稳定。实施乡村振兴，硬化了道路，安装了路灯，接入了互联网，新建了医疗卫生室，最后却发现村里一个居民都没有了。没有人的乡村，建得再好，也仅是一座辉煌的废墟。

　　我们已经有过类似的经验教训。二十年前国家推动过一次农村学校达标运动，新建了大量标准化小学。结果许多学校建起来后村里已经没有了一个学生，资源直接闲置。

　　所以，乡村振兴，首先必须准确把握未来的乡村在哪里，传统的乡村还能不能回去。在一些地方，乡村振兴的对象是中心村，而在晋西北等广大中西部地区，乡村振兴的对象也许得放到中心镇，不宜平均笔墨。

　　远离农村，坐在办公室通过数字报表“科学”研究农村的态度要不得。无论是离散时间的差分方程，还是连续时间的微分方程，都替代不了实时实地的踏实调研工程。

　　讨论主题2：该不该彻底破除城乡二元治理结构？

　　我们目前的的主流涉农政策思维，习惯于把三农问题独立开来，在三农内部寻求解决三农问题良方。许多涉农政策的初衷是为了保护农民权益，而实际效果却指向了相反的方向。如一些三农学者把城市资本下乡视为洪水猛兽，认为应该严格限制工商资本下乡，以避免“侵害农民利益”。这种二元治理思维，只能让资本从农村单向输送到城市，无法盘活农村资源，最受伤害的其实还是农民。一座目前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转让价为5万元的院落，如果允许入市自由交易，价格就可能会达到50万或者更多。农民虽然不懂得经济学，但也识数，晓得三多二少。

　　目前最大的三农问题，就像改革开放前的中国，闭关锁国，固步自封。改革开放，引进外资，日资、美资都没能把中国搞乱，难道允许城市资本下乡，让各类资源在城乡间自由流动就能搞乱中国吗？

　　我认为，应该打开城门，让想进去的进去，让想出来的出来。无论城里城外，都是中国的土地，无论市民农民，都是平等的中国公民，都应该享有平等的发展权利，任何人为的区别对待，都是逆时而行，不得民心。

　　不能够彻底破除城乡二元治理结构，谈城乡融合发展，谈第一、第二、第三产业融合发展，谈乡村振兴，都是空谈误国。虎头蛇尾、拆东墙补西墙的新农村建设运动就是前车之鉴。

　　讨论主题3：中国真的存在严重的三农问题吗？

　　我的基本判断是：中国农村，尽管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基本面是乐观的。

　　某些学者夸大了乡村凋敝的消极后果。如果站在历史的高度，我们会发现，乡村振兴和部分乡村凋敝并不冲突。乡村“空心化”严重甚至部分乡村撤村销号，是城市化的必然结果，是社会进步的体现。

　　站在城头看中国。城里，喊了多少年的房地产崩溃论为什么没有成真？因为刚性需求，新增了大量城市人口。新增人口来自哪里？农村。晋西北W县，全县人口11万，10年前县城仅有3万多居民，现在接近7万人。城镇人口激增，完美诠释了农村“空心化”成因。

　　而同样喊了多少年的三农崩溃论又为什么没有发生？因为城镇化。城市吸收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绝大多数农民进城后，比在农村生活得更好。乡村振兴，归根到底是农民的振兴，农业的振兴，而不是狭隘地固守农村。

　　还有人夸大了粮食安全问题。就像我的母亲，在窑洞里保存着十几袋陈年谷子，我们建议卖掉，她固执地反驳：“一旦有个兵荒马乱，看你们吃什么？”就中国国情而言，兵荒马乱显然属于一个极小概率事件。许多专家又何尝不是犯着农村老太太的错误，把中国粮食安全问题人为地构想到了一个明显不合理高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党心所向，民心所向。乡村振兴，已经站在了一个全新的历史起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