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心得(十九)
文:Recyc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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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张篇第十九
(一)
子张曰:“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
钱穆白话试译:
子张说:“一个士,见危难能授命,不爱其身。见有得能思及义,不妄取。临祭能思敬,临丧能思哀,那也算可以了。”
他说:
动物都有求生本能,人类是动物,当然也不例外。但是身为一位士人,受过高等教育,应该懂得进德修业和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的地方。为了义,连生命都可以牺牲,何况是利呢!由此可见,道德的价值优势高于求生。人受了教育,有了礼仪的陶冶,有时候又会习于形式,而忽略了真正的内涵,那么这种形式反而变成毫无意义的浪费了。因此子张勉励人:祭祀的时候要真正的恭敬之心,参加丧礼时要有真正的哀凄之情,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士人。见危致命有一定的前提,不是见到任何危险都要把自己的生命风险出来,其前提当然就是义。须知死又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不考虑义,很轻率地牺牲自己的生命,这也是对生命的不尊重。
我思:
临危受命,临祭思敬,临丧思哀。一个人能做到这样,也算是不错了。虽然比不上始终保持这种思想的人。能临时改变自己的态度,转为正式的礼仪,这也是少数了。总比无动于衷要强。我们平时可以浑浑噩噩,关键时候要能起到作用。
(二)
子张曰:“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
钱穆白话试译:
子张说:“执德不能弘大,信道不能笃实,这样,怎好算他有?又怎好算他没有?”
我思:
做点小事,小道德,说他小吧,还有有点。说他有吧,却是不起作用。这里是建议我们应该要有强大的信念,做大事,做大道德。上一章节说要关键时候起作用,其的就是大作用,而不是小作用。这个很好理解,一个人天天做好事,都是举手之劳。当出现一个需要救人的时候,就害怕了。而有些人平时不做好事,甚至小恶事。关键时候就能救人。这说明个什么问题。人不可以看表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只是没有显露出来。问题又来了,何为大作为?救人的事不可能天天有。甚至更严重的事。我们要做什么?社会即需要做小善事,又需要做大善事。也许大善事就是由小善事累积出来的,一个人的爆发能力永远也看不出来。做一个做小事的人,还是关键时候做大事的人呢?值得深思。
(三)
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钱穆白话试译:
子夏的门人问交友之道于子张。子张道:“你们先生子夏如何说呢?”那门人对道:“我们的先生子夏说:‘可与为友的,我和他为友,不可与为友的,该拒绝不与相交。”‘子张说:“这和我所听到的不同了。‘一个君子,该尊崇贤者,同时亦宽容众人。该嘉许善人,同时亦哀矜那些不能的人。’若使我是个大贤,对人有什么不能容的呢?若使我自己不贤,别人将会拒绝我,哪待我来拒绝人呀?”
我思:
我们的认知,作为一个普通人,精力有限,自然选择好人为伴。如果一个贤人,就不会分好坏,接受任何人。如果自己不好,就不能怪别人抵触自己。这里为人态度可以,积极主动的面对问题。积极主动的面对所有人,如果别人不喜欢我,只能说明自己不够好。也没必要抱怨别人。持此心态,即可以面对任何人,又可以快乐面对挫折。
(四)
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
钱穆白话试译:
子夏说:“就算是小道,也一定有可观处。但要行到远去,便恐行不通。所以君子不走那小道。”
他说:
许多小技艺,往往蕴涵着大道理,值得人们探求。但是如果沉溺小道之中,而不注意立身处世的大道理,就会密室人生方向,甚至玩物丧志,我们不能不留意。所谓大道,指的是经世济民的哲学,也就是《大学》所揭示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更是孔孟所主张的王道、仁政。而不同于这些大道德,都是属于小道,譬如文学、文艺、琴、棋、书、画,乃至时下所流行的电动玩具等都是,他们都有客观及可研究的道理,可是他们不能完全作为治国的依据,如果只是一味地沉迷这些小道,自然于治国无补,所以说致远恐泥,君子不为了。
我思:
小路虽然近,但是走不远。只有大路才会一直向前。坚持小的道义,成就不了大事。前者行路可以理解,后者坚持走小道,这种持之以恒的精神不是大道吗?道理很明白,要做就做大事,志向要立高远。切莫安于现状,投机取巧。
(五)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
钱穆白话试译:
子夏说:“每天能知道所不知道的,每月能不忘了所已能的,可说是好学了。”
他说:
对知识保有旺盛的求知欲,才能在任何环境下自动自发地坚持学习。旺盛的求知欲源自于以求知为乐。能以求知为乐,除了有兴趣之外,尚须全心一致、心无旁骛地投入其中,用力既久,渐渐就显现出一点成果来,好的成果带来自信与成就感,转而增加学习的动力,支持学习的坚持,乐趣与求知欲便沛然而生。而子夏所说“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正是这种旺盛求知欲的展现。除了每天要不断吸收新知、认识自己的不足,以求学问上、道德上有所精进外,更要紧的是:学而勿忘,得而不失。旧学新知,日日累进,才能不断向圣与仁的境界挺进,所以子夏才说:“可谓好学也已矣子夏所说的主要是指道德修养,日日修为,则道德必有长进。而不是天天捧书猛读,追求知识上的满足而已,更不是那种探听小道消息,和染习小技玩好的杂学。
我思:
每天学到一点知识,是为了追求进步。但是可学的东西会感觉少。这是因为眼高手低,把自己一知半解的事认为自己已经掌握。在不同领域寻找知识。学习,不单单是学习新领域的知识,也是对现有知识领域的盲点的学习,这就需要虚心,耐心,细心,积极主动的发现任何一个小细节。治大国如烹小鲜,任何两件事都可以找到共同点,当我很难发现细节的时候,就发挥我们的想象力,将所研究的事物与自己迷茫的事物联系到一起,就会有新的收获。每月不能忘,人的记忆也就一周左右,每个月要进行三到四次温习才能将知识化为己用。发现和温习是好学的表现。
(六)
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钱穆白话试译:
子夏说:“博学而能笃守其志,又能就己身亲切处去问,接近处去思,仁道亦就在这中间了。”
他说:
“博学”即“博学于文”,是广博地学习先圣先贤所遗留的文章典籍。“笃志”乃对于所学,潜心深造,专志一心,以求有得。“切问”是恳切地发问自己不明白的事情,相当于'《中庸》所说的“审问”。“近思”则是反身而思,思考自己能力所能及的事情。“博学、笃志、切问、近思”这四者都是学者一己的学问思辨之事,虽然所希望达成的都是仁的境界,但仁最重要的功夫是己立立人,己达达人,除了成就自己,还要能推扩出去,有功于人。而此四者却独缺行其学于世的功夫,所以仍不能称之为仁。不过,“博学、笃志、切问、近思”虽未达仁 论之境界,却能由此操存良知,使心不外驰,得以遵道不违,所以子夏才 J说:“仁在其中矣。”如果只是博学而不能笃志,则因不能持之以恒,最后恐将一无所成;只是漫无边际、不切实际地询问和思索,则因不能切于事理,最后终将白费心力,徒劳无功。子夏的“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于孔子“学思并重”的主张是有所承继的,对我们为学处世,自有一番深刻的启发。
我思:
将接受到的知识,结合自身的不足,自己思索。就会发现自己的不足,然后找到相应的知识点学习。当知道时间可贵,才会用心去做某件事。才会想搞明白事情的缘由。去发现,去学习,去提问,不断完善自我。
(七)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
钱穆白话试译:
子夏说:“百工长日居在肆中以成其器物,君子终身在学之中以求致此道。‘'
我思:
每种人通过自己的工作,实现自己的目的。君子只有通过学习才能掌握大道。
(八)
子夏曰:“小人之过也必文。”
钱穆白话试译:
子夏说:“小人有了过失,必把它来文饰。”
他说:
本来谁能无过,过而能改,也就善莫大焉。问题是一般人是否能如此坦诚、勇敢去承认错误,并且勇于改正错误呢?事实上,为了面子,并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勇于面对过错的。这丫能怪子夏要指责小人有过不改,反而加以掩饰的现象。然而君子之所以能人格光洁,是来自不断改过,小人之所以陷溺为恶,是来自不断文过,因为一而再、再而三地犯错,往往是从偶犯到屡犯,从无意犯错到明知过犯,越犯越大,越陷越深,种植难以自拔,断送一生前程。
我思:
这里直说小人,那么君子就是有了过失,坦荡的承认。我们做事会根据失败的结果找借口。后来,我们在做事,提前规划好失败时的借口。只有少数人能抱着承担任何错误的决心而做事。为什么有的人善于找借口,有些人善于担当呢?我们做事,即希望得到成功的结果带来的物质或是声望奖励,也希望得到内心的满足感。而撒谎,是在无法得到满意结果时,不希望得到别人的冷漠对待。因此我们找借口,让别人理解我们的失败,让自身的不会产生失落感。这是失落感、爱面子、自卑感就是我们面对失败时,最不想面对的事情。因此我们为之说谎。失落感自卑感人人都有,只是勇敢的人相对来说少一点。因为勇敢不怕失落,不怕自卑。相对于事情失败带来的自卑,失去真诚会带来更大的自卑。这就是两种人的区别。一方人看重结果看重名誉,看重别人的眼光。我们的自卑感就会与之联系起来。另一方人,看重的真诚和事实。他们的自卑感会与撒谎联系到一起。两种人最在乎的东西不同,所以用次重要的东西来掩饰它。如果你我想转变自己, 敢做敢当,不惧自卑。那就转变自己对待事情的主要看法。
(九)
子夏曰:“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
钱穆白话试译:
子夏说:“一个君子像会有三种的变化。远望他,见他俨然有威。接近了,又觉温然可亲。待听他说话,又像斩钉截铁般厉害。”
他说:
世间有些事物是两面呈现的,这种两面呈现的方式,有的是美丑善恶的对立,我们对于它,当然要求美执善;但是有的两面则不是美丑善恶的对立,而是性质相反的对立,不涉美丑善恶的问题。例如阳刚与阴柔,则各具其美,各具其善,一个道德修养高尚的人,往往能够众美兼具,众善并蓄,在不同的时空,会很自然地表现出最适宜的容态。因此他表现在举止言行上就会给人不同的感觉。君子因为德术兼修,外表上自然产生威严,让人看了会有敬畏的感觉。可是当你接近他时,又会感到温和亲切,再和他交谈,又会觉得他言词非常严正,这种不同的变化,正可以说明君子修德习业时,兼容并蓄了各美善的结果。容貌威严,不会是轻浮的小人;温和可亲,不会是残暴的恶汉;言辞严正,不会是逢迎的乡愿,这些都是构成君子的要件,也是贫血修习到极高点的自然呈现,不是一般人能轻易达到的境界。儒家哲学在鼓励人能成为圣贤,要成为圣贤,从座位一个君子入手。论语中描述孔子的言行容态,都是君子的代表形象,子夏是孔子的高徒,这番对君子容态的描述,应该就是以孔子为对象。可叹的事这种典型风范,今天社会上受过高等教育,或是在位的人物,又有几个能够如此?
我思:
远望,即君子近处没人。君子在没人的情况下,言行端正。有些人,在没人的情况下,会暴露猥琐的本性,有人的时候却装作君子。这不是真君子。真君子人前人后,行动一致。接近,君子能表现出亲切,这是与人交往的基础。说话能直接反应一个人的本性。说话斩钉截铁,说明这个人坚定,不虚假。虽然说话很直,有些人会埋怨不能变通。我倒认为这个人很好,不给以后留下话柄,答应就努力做到,否定也是根据自己的能力。作为对话方,也要理解。不能若磨硬泡想改变对方的主义,如果能改变,就悔了对方的志向。如果不改变,是自己一身灰。与君子交流,说明事情,剩下看对方的能力,不要改变对方的立场。
(一〇)
子夏曰:“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
钱穆白话试译:
子夏说:“君子等待民众信他了,再来劳使他们。否则将会怨他有意作害于他们了。君子等待其君信他了,再对君有所谏。否则将误会他故意谤毁于己了。”
他说:
从事政治工作,无论对人民或长官,都必须发挥诚信的精神,先取信于对方,然后达到朱熹所说“诚意交孚(信)”的境界,才能完成政治任务。政府的施政必须得到民众的协助、配合,与支持,才能有效达成目标,为人民谋福利。政府官员基于利民的考量,采取某些政治措施时,若能和人民建立共识,互相信赖;那么,'动员人民来协助施政,以达成目标,自能减少许多阻力,甚至于化阻力为助力,获得大多数民众的支持,而有所作为,福国淑世了。反之,如果政府官员和人民不能以诚信相感召,不但不易推行政务;而且人民会误以为那些政治措施将损伤自己的权益,于是拒绝与政府合作,甚至起而抗争,引发不必要的冲突,那岂非欲益反损吗?身为部属,也应取信于长官,这样一来,部属忠心劝谏长官,长官自然不疑有他,乐意接纳;当然也就不致误以为是攻讦、毁镑自己了。《中庸》第二〇章说:“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部属与长官诚信相待,有所劝谏,长官自能欣然接纳,而推行政务、为民服务,当然也就顺利得多了
我思:
上对下,要让下产生信任,有信任才会处理问题。下对上,也要让上了解自己的决心和初衷。这样就会少生枝节。关键是信任问题,有求于谁,就要让谁建信任,信任如何建立?言行要一直,要为对方谋福利,自身的态度要诚恳,关键是从面相上看出坚定的眼神。想要做大事,就要严格要求自己,舍去自己陋习,甚至舍去自己的利益,换来更大的梦想。
(一一)
子夏曰:“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
钱穆白话试译:
子夏说:“人的德行,大处不可逾越界限,小处有一些出入是可以的。”
我思:
大小的界限是什么?是否也要考虑时间因素和环境因素?一个聪明人,可以分清大小。可以游刃有余,可以有意识在小地方犯错。有些人不分大小,在大是大非面前,容易主观认为是小事。这是人的主动去犯错,有些是人被动犯错。被动犯错,我们需要得到自己的原谅和别人的谅解。论语给出了很好的做人做事的原则,但是没有具体到细节,还是需要自己去实践和领悟。所谓大小,也是多数人评价的。随时代在变随环境在变。如果有一天,以前的大德,如今变的不重要了,我们是坚持古法还是坚持新法。例如下对上行礼,现在逐渐被平等取代。我们该怎么办呢?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点。道德是为了让我们更和谐适应社会。随社会再变化,不足为奇。
(一二)
子游曰:“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子夏闻之,曰:“隐!言游过矣!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君子之道,焉可诬也。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
钱穆白话试译:
子游说:“子夏的门人小子,担当些洒水扫地,言语应对,趋走进退一应细事,那够了。可惜这些只是末节。若论到本原处,就没有了,这怎好呀?”子夏听到了,说:“啊!言游错了。君子之道,哪些是先来传给人?哪些是放在后,厌倦不教了?就拿田圃中草木作修,也是一区区地分别着。君子之道,哪可用欺妄来对人呀!至于有始有卒,浅深大小都学通了的,哪怕只有圣人吧?”
我思:
翻译很乱。可以理解为,学习切莫居于形式而忽视了大道。可以理解为,有些学问先实践后学习的效果会更好。可以理解为,实践和学识都精通的是圣人。
(一三)
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
钱穆白话试译:
子夏说:“仕者有余力宜从学。学者有余力宜从仕。”
我思:
现在人们只注重后半句,因为这是我们学习的目的,就是做官。但是前半句也很重要。既然在官位,就要不断的学习,充实自己。做官不是我们人生的顶峰,我们的人生就是要不断的改善环境,让后来人有更好的环境。
(一四)
子游曰:“丧,致乎哀而止。
钱穆白话试译:
子游说:“丧礼只要极尽到遭丧者之哀情便够了。”
我思:
人在悲伤之事,为了缓解内心悲伤,唯有宣泄苦闷,一般都是找人报仇,让别人也悲伤,从而在内心产生平衡。悲伤时除了找个替罪羊,也可以找一些正能量填满自己。当快乐的事大于悲伤时,也就避免了犯错。悲伤是一个人的事,就算是别人造成的,再找别人的悲伤来陪伴自己,对自己也是暂时的慰藉。只有自己主动的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不是与别人对比照平衡的方式,以恢复自身。自己的悲伤还是要靠自己填满快乐。
(一五)
子游曰:“吾友张也,为难能也,然而未仁。
钱穆白话试译:
子游说:“我的朋友张呀!他可算是人所难能的了,但这样也未得为仁呀!”
我思:
过于激进也是未仁
(一六)
曾子曰:“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
钱穆白话试译:
曾子说:“堂堂乎我的朋友张呀!难乎和他同行于仁道了。”
我思:
长得好看,庄严大方,脾气过于激进,也是难以相处的。
(一七)
曾子曰:“吾闻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亲丧乎。’”
钱穆白话试译:
曾子说:“我在先生处听过:‘人没有能自己竭尽其情的,只有遇到父母之丧吧!’
我思:
听说的而已,每个人在乎的人物不同。儒教推崇孝道,认可父子之间感情。
(一八)
曾子曰:“吾闻诸夫子:‘孟庄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是难能也。”
钱穆白话试译:
曾子说:“我听先生说过:‘孟庄子之孝,其他还是可能的,只有没有改换了他父亲所用之人及所行之政,是难能的。’”
我思:
沿用旧臣,一个中规中矩的人,却是可以。一个有想法的人,墨守成规就有点格格不入。没有社会变动,沿袭旧制,是稳妥的。社会变动的含义,不仅仅是战争。还包括科技的发展,新学术的建立。主要看新事物给人民带来什么?带来便利,我们就变化,要是带来灾害,我们就沿袭古制。这个便利和灾害,是相对国家还是人民说呢?取舍又不一样。国家重视整体的和谐,人民在乎自己的生存。作为个人如何选择,就看个人的价值观了,为自己为群体都说的过去。
(一九)
孟氏使阳肤为士师,问于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
钱穆白话试译:
孟氏使阳肤当治狱官,阳肤去问曾子。曾子道:“在上者治民失道,民心离散已久你遇判狱能获得他们犯罪之实,当把同情来哀矜他们,莫要自喜明察呀!”
他说:
得情而矜,正是恕道的体现,审理犯罪的案件,尤需怀着哀矜怜悯之心,这才是审察狱讼之争应有的态度。在政教失序时,若查出人民犯罪的实情,绝不能自诩明察秋毫,手段高明,而应设身处地,加以哀怜。如果在上位的人能以正道和礼乐教导人民,人民又何致于败德犯罪呢?因此负有司法、典狱职责的官吏,尤应三思曾子的提示。
我思:
掌握犯罪证据,为什么不能高兴,还要怜悯他们。这真是大善。能怜悯一个罪恶深重的人。可怜人只有可恨之处,可恨之人也有可怜之处。之所以可恨,是因为自己选择了一条我们所不耻的道路。不与众人走光明大道而是选择一条孤立的道路。我们只能从这个角度可怜他。也许这些人不需要可怜,他们喜欢这种道路。这有个比方。一群人吃肉, 一个人吃素。一群人就可怜那人不合群。很显然这不是人的选择问题。既然选择无怨无悔,也不需要别人可怜。
(二〇)
子贡曰:“封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钱穆白话试译:
子贡说:“封的不善,并不像后世所说的那么过分呀!因此君子不肯居下流之地使天下恶名都归到他身上。”
我思:
“封”字,有写成纣字。一个国君不好也不坏,整个国家的坏事都会归结为国君造成的。后世流传就成了坏人。今天我们如果处在一个恶劣的环境,即使自己大德,也会成为坏事的主因。因此子贡说不能选择一个恶劣的环境。但是恶劣环境不真是需要大德的人去改善吗?难倒我们这么重名声,去一个好环境就可以了。人的一生抱负不仅仅是为了自己名誉,还要为了国家的整体。虽然改变甚微,留下骂名。但是自己努力过。这是人的梦想,不能否定。
(二一)
子贡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
钱穆白话试译:
子贡说:“君子有过失,好像日蚀月蚀般。他犯过时,人人可见。他改过时,人人都仰望着他。”
他说:
孔子的学生颜回不贰过,过而能改,因此备受世人称道。孔子教人谨言慎行,但一个有高山品德的人,也不免会有犯过的时候,重要的是能对自己的过错,用于承担,勇于改正。本章说明了在位的君子处理过失的光明态度。当他犯过,他不会文过饰非,他会勇于面对自己的过失,对于别人的善意的批评,能心平气和地接受,愿意诚心去检讨自己犯错的原因。因有决心改过,故不必惧人知其过。而当他真改过了,其人格也将因此犯过的教训更为成熟。犹如日食、月食时,人们都看得见,也都仰望恢复光明,所以能改过,不但不会降低威信,还会更加受人尊重。心术不正的小人,就不是这样了。他顾虑这、顾虑那,既担心丢失面子,又怕失去威信,所以面对自己的错误,总是抵赖闪躲,不惜作假掩饰过错,或诿过他人,甚而嫁祸他人,一错再错。因不肯勇敢面对现实,承认错误,更不愿坦诚正视现实,改正过错,因而人们对他也就不是仰望的态度,而是鄙夷的神色了。所以心地光明磊落、肯修养道德的君子,不必担心犯过,也不必担心别人看见自己的过错。知过而又能改,那才算是真正的君子。
我思:
一个公众人物的优点缺点都在观众的注视下,从众人意见中获得的满足感和自卑感也源于自己的优缺点。我们是为自己活着还是为别人活着。为自己那就不必在乎别人的意见,做自己想做的。为别人而活就要做好自己,接受别人的毁誉。刨除个人的价值观,一个公众人物,更要注重自己的社会影响力,自己言行将会成为社会模范的规范。
(二二)
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
钱穆白话试译:
卫国的公孙朝问于子贡,说:“仲尼那样的学问,从哪里学来的呀?”子贡说:“文王武王之大道,并没有坠落到地上,仍在现今活着的人身上。贤人认识了那道之大的,不贤的人认识了那道之小的,他们都传有文武之道。我们的夫子,哪里不在学,而且谁是他固定的常师呀?”
我思:
每个人都有历史遗留的宝贵品质。我们要善于发现这些共同的优秀品质,化为己用。每个人都有特点,每个人都有可学习的优点。
(二三)
叔孙武叔语大夫于朝,曰:“子贡贤于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贡。子贡曰:“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钱穆白话试译:
叔孙武叔在朝上和许多大夫说:“子贡实比仲尼更贤呀。”子服景伯把此语告诉子贡。子贡说:“譬如人家的围墙吧!我的墙只高及肩,人在墙外,便可窥见里面家屋之好。我们夫子墙高几仞,若不得从大门进去,便看不到里面宗庙之美,百官之富。能寻得我们夫子的大门的该是太少了!那位先生这样说,也无怪呀。”
我思:
一个人的才学,只有了解此人才能知道其胸襟。我们看问题,总是看表面,看就近的人。我们总是认为,我们熟悉的人比不熟悉的人要强大。实则我们不了解别人。这里给我们的启示,在不了别人的前提下,永远不要下结论肯定一个人的对与错。人外有人的道理在此。
(二四)
叔孙武叔毁仲尼。子贡曰:“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
钱穆白话试译:
叔孙武叔谤毁仲尼。子贡说:“这样做是没用的。仲尼是不可谤毁的。他人之贤,好像丘陵般,别人还可跨越到他上面去。仲尼犹如日月,无法再能跨越到他上面的了。一个人纵使要向日月自告决绝,对日月有何伤害呀?只显露他自己的不知高低,不知轻重而已。”
他说:
弟子与孔子相处日久,亲受孔子教泽沾溉,人格熏陶,对他有更深刻的认识;对其道德学问、胸怀气度,人格修养等,发出由衷的赞美与心悦诚服之情。
我思:
别人的贤能不能随意否定,更不能蔑视。别人的贤能是大是小,对于自己没有任何影响。
(二五)
陈子禽谓子贡曰:“子为恭也?仲尼岂贤于子乎?”子贡曰:“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钱穆白话试译:
陈子禽对子贡说:“你故意作为恭敬的吧?仲尼哪能比你更贤呀?”子贡说:“君子只听人一句话,就以为那人是知者,只听人一句话,就以为那人是不知者了。所以说话不可不谨慎呀!我们夫子之不可及,正像天一般,没有阶梯给你上升呀!我们夫子若得有一国一家之位,那真是所说的教民立,民就立。导民行,民就行。经他安抚都来了。经他鼓动都和了。他生时,大家都荣耀。他死后,大家都哀痛。这样的人,如何可及得呀!”
我思:
这里还是子贡自叹不如孔子。孔子的能力成为传说,所以有些人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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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版:论语子张篇第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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