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田制是儒家传说中夏商周时代实行的土地制度，是上三代王道政治的重要内容，中小学历史课本都对其言之凿凿。
历史上是否真的存在过井田制？我倾向于认为井田制只是个传说：一来并没有考古资料证明井田制的存在，二来现存的记载资料也都不能证明其存在。
（一）孟子最早提倡恢复井田制
孟子可能是中国古代最早主张恢复井田制的思想家。《孟子·滕文公上》记载他对井田制的描述是：
“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
他又据《诗经·小雅·大田》中“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一句指出，周时实行的应该就是这种八家为井而有公田的井田制。由于资料的极端缺乏，孟子虽提倡甚力，但语焉不详。所以杨泽波在《孟子评传》中指出，井田制本就是孟子“根据有限的历史资料重新构建的一种理想”而已（见该书167页）。
另外两部涉及井田制的经典是《谷梁传》和《周礼》。
《谷梁传》论井田制与孟子类似。在宣公十五年“初税亩”条下，其传曰：“古者三百步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居其一。”但《谷梁传》虽称传自子夏弟子谷梁赤，其成书肯定要晚得多。其对井田制的描述，很可能也得自孟子的启发。
号称周公制作的《周礼》对井田制的描绘更加详实与具体（《周礼》对于井田制的描绘下文还要说）。但据今人考证，不仅《周礼》非周公所做，连成书时间也与周代无关。此书大致是汉初时人所著（见彭林：《<周礼>主体思想与成书年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年版，第247页）。因此，此书相关论断也可能是根据孟子的观点发挥来的。
（二）宋代学者最爱讨论井田制
井田制在历史上子虚乌有，但儒家学者一直把井田制当作三代圣王之法来提倡。特别是宋代学者，总想超越汉唐，复兴三代，因而对井田制的讨论比较热烈。
第一个代表人物是李觏。李觏对井田制非常重视，认为它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本，所以考究甚详。他年轻时写的政论文章《潜书》中，就提出应实行井田制以保障民生：
“吾乃今知井地之法，生民之权衡乎？井地立则田均，田均则耕者得食，食足则蚕者得衣；不耕不蚕,不饥寒者希矣。”（李觏：《潜书·一》，《李觏集》第214页）
晚于《潜书》几年写成的《平土书》中，他结合《司马法》，认真考察了《周礼》中的大司徒、小司徒、载师、遂人、匠人等职掌，对周代的井田制度做了理想化的描述。他根据《周礼》还原出的井田制是这样的：
（1）国土分野：以都为中心，按郊（又分近远郊）、甸、稍、县、畺，以百里为单位，向外环状扩散（其格局类似今天北京的交通环线）。
（2）行政系统：郊按家、比、闾、族、党、州、乡，建立六乡；甸则按邻、里、酂、鄙、县、遂，建立六遂。
（3）都鄙（在郊甸以外，为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按井田制组织社会。井田制下，土地则按井、邑、丘、甸、县、都、同，层层分割；地块之间，按遂、沟、洫、浍、川建有排水系统；又按径、畛、涂、道、路建有交通系统。
（4）司空“度地以居民”， 按行业分工教化民众。每家授予住宅之地五亩，授耕作之田，“不易之田家百亩，一易之田家二百亩，再易之田家三百亩” （《平土书》，《李觏集》，第202页）。对于王子弟食邑、公卿大夫的采地，也要根据其等级而限制大小。
（5）司马从乡遂居民中征发军队，建立六军。
（6）周代的赋税制度，李觏认为是“税夫无公田”（详见上节），税率大致在二十分之一到十分之二之间。
关于平土的重要性，李觏在序中指出：“古之行王政必自此始。”他认为，解决民众生活问题的根本是让他们拥有土地：
“生民之道食为大，有国者未始不闻此论也，顾罕知其本焉。不知其本而求其末，虽尽智力，弗可为已。是故，土地，本也；耕获，末也。无地而责之耕，犹徒手而使战也。”
使民众生活有保障则是教化的前提。食不足，心不常，虽有礼义，民不可得而教也”，就是尧舜复起也没有办法。所以他提出应当将井田制付诸实施，“复为一周乎”。
另外一位井田制的提倡者，就是发愿“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一代大儒张载。有趣的是，张载和李觏都出自范仲淹门下。
张载也强调通过推行井田制达到均贫富的目标，作为治国之始：
“仁政必自经界始。贫富不均，教养无法，虽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难行者，未始不以亟夺富人之田为辞，然兹法之行，悦之者众，苟处之有术，期以数年，不刑一人而可复，所病者特上未之行尔。”（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张载集》，第382页）
因此他说“治天下不由井田，终无由得平”，又说“周道止是均平”。（张载：《经学理窟·周礼》，《张载集》第248页）
张载对井田的描述，也是取诸《周礼》，与李觏所言大致相同。但对于如何推行井田制，他有自己的看法。李觏提出的推行井田制策略，是政府颁布限田令，迫使占田多者抛售土地，同时驱游民回到农村购买。这样做其实是强制均田，必然会受到占田多者的反对，几乎不可能推行。
张载提出的办法相对缓和，即“以‘经济地位’换‘政治地位’，由‘封建’带动‘井田’”（李蕉：《张载政治思想研究》，第107页）。他指出，推行井田不需要强制。对那些拥有大量土地者，可以用“封建”的办法弥补其损失：
“其多有田者，使不失其为富。借如大臣有据土千顷者，不过封于五十里之国，则已过其所有；其他随土多少与一官，使有租税人不失故物。”（张载：《经学理窟·周礼》，《张载集》第249页）
田多者因限田受到的经济损失，可以通过授予官职或分封爵位的办法弥补，则田多者的反对自会减少。然后就可以逐步落实井田制度了：
“其术自城起，首立四隅；一方正矣，又增一表，又治一方，如是，百里之地不日可定，何必毁民庐舍坟墓。”（《经学理窟·周礼》，《张载集》第249页）
所以他自信地说：“井田至易行，但朝廷出一令，可以不笞一人而定。”（《经学理窟·周礼》，《张载集》第249页）
今之学者谈及宋人论井田，往往认为他们只是取均田之意，而不认为他们真要推行井田。其实无论李觏还是张载，都是《周礼》的忠实信徒，他们是真诚相信井田制可以实行于当时的，故真诚地主张推行井田制。
张载比李觏更为笃信井田制之可行。他认为，即使不能推行于天下，犹可验之一乡。于是与同道一起买了一块土地，准备按照《周礼》所载的井田制度，划分田界，建设学校等配套设施，进行试验。可惜未及施行便去世了。
（三）朱熹的观点
井田制虽好，但真的实施起来，比较麻烦。王莽就是个反面典型。
王莽是一个复古理想主义者。他曾经参照夏商周的井田制，颁布了“王田令”，即将天下土地改称为“王田”，同时禁止土地的买卖。如果一家人中男丁不满8人，但土地超过了900亩，就要将多余的土地交给国家，再分给本族人耕种。以前没有土地的家庭则依照一夫一妻一百亩的标准分配。结果这么一搞，群起反对，天下大乱，身死国灭。
南宋大儒朱熹有一定的从政经验，深知井田制的虚妄。他批评井田论者：
“讲学时，且恁讲。若欲行之，须有机会。经大乱之后，天下无人，田尽归官，方可给与民。……若平世，则诚为难行。”（《朱子语类·卷九十八·张子之书》）
就是说，井田制作为理论在讲学时说说可以，在正常年代是不能真正去实行的，因为这涉及到复杂的财产权等问题。均贫富之意固然不错，但是否应当或可能通过剥夺富者的财产强制推行均贫富呢？朱熹以自己实际政治经验为例，说：
“这个事，某皆不曾敢深考。而今只是差役，尚有万千难行处，莫道便要夺他田，他岂肯。”
只有经历了朝代变更那样的大动荡之后，人口锐减，无主地多，国家才可能进行重新分配土地。
在这个问题上，无疑朱熹的认识更加清醒些。李、张二人提出推行井田，其动机都是为了缩小贫富差距。但若真的采取那样的措施，或许带给社会的混乱更大。再往后，讨论井田制的学者就更少了。（本文系知乎问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