潺潺流水—3

成    长

1969年下半年，我上初中。初中是按地区划分的，我们居委会被划在“潮州金山中学”即“潮安县红旗中学”，班级也按军事化命名，叫多少连多少排，我是在九连一排。

放榜后，佩芳姐的8弟建群来找我，说和我是同一班，他9弟向群在九连二排。我四姐文革开始后也没有怎么读书，初中想继续读书，就和我同时进初中，姐弟在同一班。

潮州金山中学是傍着山建的，从山脚到山顶一层一层的教室，我们连就在最下面，一进校门就是我们教室。山顶有一座教学楼，文革武斗死者的墓就在离教学楼20多米的地方。我们上初中的时候，墓还在，隔了一段时间才迁走。

由于是军事化管理，上学放学都必须集合排队一起走，德兴里空地比较多，我们居委会的学生就在德兴里集合，列队，举着红旗，沿着西平路北上上学。我们居委会靠南边，金山中学靠北边。

文革开始这几年，恐惧和孤独形成了我沉默、自卑、不善于表现的性格，但内心深处的顽皮还是会流露出来。一天，上学队伍刚过西马路，我看见旁边一家门口放着一个垃圾铲，我顺手拎起来，若无其事地继续跟着队伍走，大家看到我手里拎着一个垃圾铲，都笑成一团，我拎了几百米后放下，后面的同学又马上把它拎起来，一个一个地接力，一直把这个垃圾铲拎到学校门口。干了坏事，大家也高兴了一路。丢垃圾铲的案子估计警察也破不了吧！

说是上课，毕竟还在运动进行期间，叫“复课闹革命”，各种各样的学习、讨论、心得汇报的会议不断，经常是把一个课室的桌椅搬开，一个连三个排集中开会。我是比较听话的，写东西还行，一个班（即排，说班比较顺口）需要几个写东西上去发言的，基本都有我。有时会开的时间太长了，过了饭点，肚子饿了还在开，我会在下面嘟囔，“完了吗？”、“还有啊”什么的，上面的老师都会说“快了快了”，老师都是好人啊，也许我算是好学生吧，老师没和我计较，给我上纲上线的，我就危险了。

潮州附近有一个凤山，那里有一个驻军的军营，军队里的子女会安排到我们学校读书，开学几个星期后，来了十几个军队子女，我班分了一个男的。这个人高大肥壮，读书肯定不行，欺负其他学生倒是经常干的事，只有和他同桌的同学会和他说话，其他人则避而远之，当然，和他同桌的同学也是被欺负最多、欺负起来最顺手的，近水楼台嘛。

上了初中，按规定每学年都有2个星期的学农时间，第一次去学农，是在凤山公社，住是集中住，但三餐就安排在农户家，我们按照上面的规定的钱数向农户交生活费，每个农户安排一个学生。安排的时候是老师和生产队长带着我们一堆学生，每到一户农户，就随手指一个学生说：你去这家。到一个小胡同口，我刚好走在老师旁边，老师就说：你去，小胡同进去左拐有一家。我进去一看，这家穷得难以形容。每次去吃饭，他们都不会和我一起吃，让我一个人先吃，每次吃的都是很稀的粥水，用咸橄榄（潮州的一种咸菜）送粥水，一个咸橄榄放进碗里，马上沉到碗底，捞半天找不到。每天体力劳动，完了就喝这样的粥水，撒泡尿就没了，饿得我够呛。一天，我吃完了回到住的地方，才想起有东西拉在农户家，赶紧回去取，正好看见他们一家在吃饭，看着他们饭桌上的东西，比我吃的高好几个档次，这就是他们不和我一起吃的原因！他们一家楞楞地看着我，我看着他们，只说了一句：我来拿东西。合着我交的生活费是为了提高他们的生活的。后来，同学们在聊天的时候，听比较精明的同学介绍了其中的窍门：看见房子破旧的，就躲开老师远点，看见房子好，晾的衣服好的，就赶紧往老师身边挤，该同学就挑到一家正在娶媳妇的人家，过了两个星期有鱼有肉的生活，像我这样傻乎乎的，吃亏是正常的。

初中期间，我参加了学校化学兴趣小组。一天下午下课后，我到化学兴趣小组参加活动，我早到了，化学教研室里其他人还没到，对着一大房子的仪器设备，我左看看右摸摸，一个桌子上有一个烧杯，烧杯里装满像蜂蜜一样浓稠的白色液体，我拿着小棍子去搅，不小心大拇指粘到液体，感到不舒服，赶紧去水龙头冲洗。老师来后我问他，这是什么，老师说是浓硫酸，吓的我赶紧又去洗手。还好处理对了，要不手指怕没了，但是估计指甲缝没洗干净，这个大拇指在往后的几十年，都不正常，指甲缝内会再长出一层像指甲一样的硬东西，戳着软肉很疼。

我们班的班长阿成，头大、喜欢出风头，我们叫他“大头成”（大头即是头大也爱出风头两个意思），还真让他的风头出成功了，他成了我们学校革命委员会唯一的学生委员。

1970年，我二姐结婚了，二姐夫也是印刷厂的。二姐夫也是很穷，没钱结婚，我家也没有和他要彩礼。潮州民间有一种叫“会”的集资方法，急需要用钱的人做“会”头，找齐12个人，每人每个月出10元钱，集齐共120元，第一个月给“会”头，以后每个月给一个人，急用钱人的排在前面，不急用钱人的排在后面，“会”头每个月负责到各人处收钱，再交到轮到的那个人手里，12个人轮一遍，这个“会”就结束。这种“会”算是民间的“零存整取”吧。这种“会”，现在有可能会被认为是非法集资。二姐夫就是靠做“会”头的这120元钱，娶了媳妇。

过年的发糕一般都蒸着吃，煎的会吸油，不好吃。我堂哥是电厂的，家里会偷偷用电炉，五叔房间的书桌下面就有一个电炉，我会在电炉上烤发糕片。老式电炉是能看到红红的发热丝的，很容易触电，一次，我整个人钻在桌子底下烤发糕片，不小心触电了，整个人往上一弹，头又撞在书桌抽屉的底板上。玩的多，触电的机会也多，触电的体会一共有四次。电炉丝经常会断，拉长点搭上又能继续用了。修电炉是这辈子修理东西的开始。

堂哥当兵的时候，体格非常好，身上的肌肉可以和现在的健身人媲美。在电厂干外线工，是个体力活，外线工就是架设室外电线的，城市里的活还好，如果架设农村的干线，电缆又粗又重，即是从这个山拉到那个山这样的重活，也全部靠人力。平时两个电线杆之间的沟通，也是靠吼，练就了他们个个都是大嗓门。

一天夜里，堂哥痛醒了，这么健壮的人痛得冷汗直流。经过医院的检查，是多囊肾，这是一个遗传疾病，到一定年龄就会发作。住院期间，同事们都去看，可他们的大嗓门医院可受不了，再三提醒他们小声点，可一开口隔壁病房都听的见。

多囊肾这个疾病，除了换肾，其他治疗也就是止痛。“换肾”在那个年代，也就是当一个词组存在着，和现实没多大的关系。多囊肾这个疾病还有一个可怕的就是还会遗传给下一代。

堂哥完全没办法再工作了，全休在家，还好电厂是个好单位，工资基本都发。但我们、街坊邻居都为堂哥感到惋惜，多么健壮的人，转眼变成一个病号。

一天，朋友送来了几个核桃，说是补肾的，堂哥如获至宝，拿着铁锤小心翼翼地敲开，核桃是那种硬壳很少肉的，就是现在天桥上骗人卖的那种，堂哥仔细的敲，仔细地把里面的肉一点点抠出来吃。

正规医疗单位没有办法治疗，亲朋好友中不断有人介绍各种草药的偏方，求医心切，堂哥都会去试这些偏方，草药吃得多，对身体的伤害也大，堂哥的身体就慢慢败了。

1969年下半年，中苏边境紧张，全国都在挖防空洞，居委会规定家里也要挖，我家在西厢房的门口也挖了一个150×70×100左右的防空洞，能蹲下3个人吧，搞演习的时候人还要进去，几房20多口人，挖这个小窟窿有用吗？但像我们这种成份高的家庭，敢不听吗？明知是形式主义，也要做给他们看，不然麻烦事又会降临。成份好的可以不挖，其他家庭基本都挖了，我的一个同学，家里全部面积都不到10平方，只好在床底下挖。还有一家碰巧挖通了该老宅子被掩埋了的地下室，算是喜事一桩。

像我们这些读初中的半大孩子，滚铁圈和敲杆的游戏已经不适合了，空余时间实在无聊，一天天刚黑，我、朝雄和学铮3人在门口聊天，我四姐、朝雄的三姐、学铮的三姐也刚好陆续出来上厕所，也加入我们聊天，三个姐姐都是大我们一、二岁的。学铮问了一句：女厕所是什么样子的，忘了是谁的姐姐说：你进来看看啊，里面没人，说着三个姐姐合力抓住学铮往女厕里拉，我和朝雄赶紧去救，她们往里拉，我们往外扯，最终没救成，学铮被拉到女厕所里才放了他。大家笑成一团，我们几个男的不甘心失败，拉住学铮的三姐就往男厕所拖，我四姐和朝雄的三姐也赶紧来救，这次我们赢了，学铮的三姐被我们拉到男厕所里。无聊的自创游戏让我们有了一个有笑声的晚上。

“备战备荒”和挖防空洞，学校也不例外，那段时间学校是停课的，班里堆满了石块和石子，大家带锤子到学校，把大石块敲成小石子，差不多和铸钢筋水泥的石子那么大。我看到建筑工地有一种锤子，是用长竹片作柄的，利用竹片的韧性，产生更大的甩力，敲击中等大小的石块更加省力，敲的时候人是站着的，脚踩着石块，抡着敲下去。我也做了一柄这样的锤子，成了班里的利器，委员班长“大头成”还带着我到其他班展示和帮忙。当然，累是自找的。

那段时间，正在放映动画片《红军桥》，里面有两个坏人角色，地主是又矮又胖、师爷是又高又瘦的，我们班里也正好有两个这样体型的同学，关键是他们还是好朋友，形影不离，我们就帮他们起了个花名叫《红军桥》。

“备战备荒”那个阶段，剃军头（即理短发）很时髦，班里很多男同学都理了短发，这种发型硬头发的理了比较好看。为了赶时髦，其他同学也跟着理了，我这软头发的也理了，最后全部男同学只剩下《红军桥》他们两人没有理短发，我们几个就动了心思，一定要他们两个也理短发，大家就轮番去说服他们，什么班级统一、别拖后腿、好看，什么理由都用上了，最后半拉着他们去把头发理了，实现了全班男同学军头。这也是在无聊的时候自己找的乐子。

我爸被放回来后，身体开始不舒服，查出来是高血压。现在的高血压比比皆是，那时却是比较大的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申请，办了长期病休假，领8成工资。

一天，我爸一个会弹琵琶的朋友林老师到家里坐，和他一起来的两个女孩也会弹琵琶，我爸认识了琵琶这个乐器，我三姐有音乐天分，很想学琵琶，今天小孩学一个乐器是再平常不过的，在当时，这个想法可不好办。

家里想要买一个琵琶，那是天方夜谭。贫穷并没有限制我爸的想象力，我爸决定自己动手做一个琵琶！

我爸五音不全，没听他哼过一句曲子，之前没有摸过任何一件乐器，甚至是口琴，我家一件木工工具都没有，却想自己做一把琵琶，这个想法有点大。

琵琶的面板是用梧桐的，从音色方面考虑，这个不能改变，其他部分我爸决定用酸枝做。整块木料是买不起，我爸开始逛旧家具店，淘那些破家具掉下来的碎片、不能做家具的碎木料，便宜，然后自己打磨、用漆拼接起来，整个琵琶的背壳，用了几十块小块酸枝料拼接而成，琵琶除了琴弦和弦把是买现成的，其他都是他一手雕琢出来的。隔壁叶家的叶叔叔是潮州乐器厂的，最后由叶叔叔帮忙请乐器厂的师傅来粘琴码定音。历时2年多，做成了这个琵琶。每每想到这事，我都很佩服，我是不敢想的。

从此，我三姐也算是个文艺人。三姐拜林老师为师，请教两个会弹琵琶的姐姐，琵琶学得有模有样，在下乡点归湖公社的文艺演出中还上台表演了。

面板的浅色部分，是因为时间长了，由于琴弦拉力大，颈部和腹部的连接处出现裂痕，请师傅维修后换了上面一小块的梧桐板。

在那个年代，大米是按人口定量供应的，成年人每人每个月定量23斤，每斤0. 142元，但米都是放了好几年的米，有人说是战备储备粮，每年把收下的新米放进去，把放了几年的陈米换出来卖。潮州基本是煮粥，用这些米煮出来的粥水真的像水一样，没有粘性，很难吃。由于平时没有什么油水，单靠这个定量是填不饱肚子的，用米交换番薯是最常见的办法。城基路书院池塘旁边有一个农贸集市，我们经常在那里换番薯，一斤米换10斤番薯。中午基本吃番薯，一簸箕番薯，几姐弟围着吃。现在也吃番薯，番薯比米贵，但已经是完全两个概念。

三姐在乡下期间，我去了几次，第一次去是三姐带去的，以后基本都是和佩芳姐的妹妹结伴去，偶尔会自己一个人去，我还不到15岁，一个人去家里不放心。单程大概要走16公里的路，大部分是走山路，最后翻过一个高山就到了，去的时候比较轻松，看看花草，捉小路边溪水里的小虾，回来时三姐都会给一些番薯（其实也是她的口粮，我从来没问过会不会影响她的生活），佩芳姐也会给她妹妹一些番薯，虽然他妹妹比我大几岁，但我是男的，都是我挑回家，爬上那座高山时累得我直喘气，还假装咳嗽。

1970年之后，诺罗敦·西哈努克的名字经常在新闻里听到，他的国家柬埔寨搞政变，他跑我们国家避难来了，我们又好吃好喝供着，养着白白胖胖的，我们给他起了个花名叫：十多吨三十二克。（潮州话的音很相似）

初二刚开始几个星期，隔壁班传来一个让大家都羡慕的消息，隔壁班一个男同学被省歌舞团选中，不读书了，直接进省歌舞团。

初二的学农是到“高厝塘”村，这次大概没有村民愿意接纳我们吧，我们自己开饭，班里安排几个同学做炊事班，要找人负责，大家都还是孩子，在家都是不煮饭的，一下子要煮几十人的饭菜，还有，每个同学交的伙食费都汇总，要根据这个额度安排好这两个星期的三餐，很多人都不敢接受。平时，我们一个班里面再分为四个小组，我是其中的一个小组长，老师找到我时，我也没多想，觉得锻炼一下也好，我就负责了。一到“高厝塘”村，马上就开始工作了，我带着炊事班的2个同学，找老乡、看菜地，谈价格，买下了一片包菜地里的所有包菜，每餐就来砍几颗。几十个人交的钱是老师掌握的，我毕竟太小，具体每次买东西要花多少钱，找老师来付账。煮饭也是难题，在家都没煮过饭，几十个人吃的一大锅饭，应该怎么煮？后来请了一个老乡来指导，煮干饭的程序现在还记得：将洗好的米倒进大锅，加水，手持一根大锅铲，让大锅铲底部碰到米面，水面刚好淹了锅铲头，水开后，全锅搅一遍，防止粘底，然后盖上盖子继续烧火，当听到锅底开始有清脆的爆声就收火。这样就有一层金黄的锅巴，同学们都抢着吃。中午和晚上吃的都是干饭，很多同学包括我都开洋荤了。

这次的学农时间恰好是插晚稻的时间，晚稻因为稻苗要熬过热天，病虫害较多，所以晚稻苗要育得高壮一些，才能移插到稻田里。我不煮饭的时候也会去参加劳动，参加插秧。初高中期间的几次学农，就这一次有插秧的机会。

晚上睡觉的地方是一个大间，打地铺，每个地铺隔半米左右，个人的东西都放在这里了。

离家2个星期，家里都会准备一些咸菜让我们带来，大多数的是咸萝卜干，切粒，用点油炒一下，经放不发霉。家境好一些的就放些花生，更好的就放肉丁。我们有几个要好的，带来的东西都不分你我，大家分享着吃。一天，天气不好，没出工，有些同学出去玩，宿舍里有的在睡觉，有的在聊天，我们几个实在无聊，就把咸菜拿出来吃着玩，有的就去拿个别不在场的同学的咸菜吃。等一下大家回来了，就有人去通风报信说：有人偷吃了你的咸菜。这下炸了锅，大家都在检查自己的咸菜瓶子，有的说里面的花生少了、有的说里面的肉丁少了，要求老师来处理。那天吃完晚饭，全体在男生宿舍开会，老师要求有偷吃的同学自己上去检讨。一两个检讨之后，下面的同学还要意见，不肯罢休，很多同学就上去自证清白，其他组长也上去说，最后我也上去了，说：我们几个是互通有无的，不分你我，不能说是偷吃，其他人的东西我没碰。最后老师说：今天晚上发言的同学，不是都有偷吃行为的，个别有的以后要注意，不要碰别人的东西。

学农时间才过去一周，一天中午我忙完厨房的活回到住的地方，发现我放在宿舍的几块钱没了，找其他同学问了，这期间就那个军队同学和他的跟班回过宿舍，报告老师后，也没个下文，不了了之。为什么单偷我的，也许觉得我管厨房买卖，应该有很多钱，，其实他不知道，钱是老师管的。我四姐听说后，几个女同学陪她一起来找我，给了我一点钱，我说不用，她说她花的少。确实，买零食还是男生买得多。

初二，我的同桌是一个不怎么爱读书的家伙，一次数学考试，老来烦我，我把半边试卷都推到他那一边了，还不行。应用题帮他列好公式，算了前面几步，最后告诉他把两个数相乘就是答案了，让他自己乘，他还不行，我怕耽误我的时间，不理他了，就在我转头说他的时候，老师看到了，说我看他的，气得我够呛。考完试他一直追着我赔不是。

一天，班长“大头成”找到我，说我各方面表现不错，要介绍我参加共青团，我回家问了我爸，我爸说还是不要，我知道我爸“怕”！因为那个年代有“削尖脑袋，钻进革命队伍”的罪名。我就回了班长。班长是学校革委会唯一的学生委员，有他介绍，就是我的家庭成份高，估计也能顺利入团。拒绝这件事的直接后果是毕业鉴定上多了一句“不主动要求进步”。

认识了建群和向群两兄弟，我们也成了好朋友，他们有很多借书的路子，他们看完就会借给我看，《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等都在那个时间看的，《西游记》给我的时候正好要初二的毕业考，时间也不多，但是看《西游记》还是放在首位，每天吃完晚饭就看，为了躲蚊子，在我妈和姐姐的大床里，放着蚊帐，把《西游记》看完，还好，初中毕业考试也不错，全优。那时的评分标准是四级：0—59不合格、60—74合格、75—89良好、90—100优秀。

我不知道在哪里找到一本文言文版的《东周列国》，看文言文对我来说不算难事，有些生僻字就直接过，看个大概意思，基本把它看下来。很多成语都是出自《东周列国》，如百步穿杨、老马识途等等。看古书或四大名著，我最怕的还是书中的诗，不认识的字多，要完全理解比较辛苦，就看个大概意思。虽然我对能出口引用诗词很佩服、很欣赏，但我就是耐不下这个钻进去的心。

有时，老九向群会带我去吊青蛙，傍晚时分，去郊区的花生地，用自制的吊杆（像钓鱼竿，没有吊钩）绑着蚯蚓，青蛙含着蚯蚓就不肯放，提上来抓住就行。

一天，老九向群到我家来玩，说起张家的香港亲戚带来了一个计算机（即现在的计算器），可神奇了，加减乘除算得很准，很多人不信邪，拿纸笔不断地验算，最后都不得不承认，计算机没有错。科技已经慢慢渗入到生活中来了。

一天，我觉得鼻子里面不舒服，就用手指去挖，挖到鼻孔疼还是没有好转，只好去看医生，西马路医院的医生看后说：鼻子红了，发炎了，肯定不舒服啦。我再三和医生说，红是我自己挖的，不舒服不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医生根本不听，开了点药，吃完药还是没有解决问题，我自己是怀疑有其他什么原因造成的鼻子不舒服，就找了个镜子，自己看看鼻孔，发现有一根鼻毛往里面长了，折腾半天把这根鼻毛剪了，问题立马解决！唉，医生啊，有多少患者被你害完还蒙在鼓里的？这根鼻毛现在还坚强地生长着，我每隔一端时间就要对它动手术。

1971年9月，我在原“潮安红旗中学”直上高中，在八连二排。

我四姐没有继续上高中，大多数是基于经济的原因，17岁了，在家绣潮绣可以帮补家用。

高一的第一堂语文课，语文老师点名时，正确地读出我的名字，这是我长这么大，第一个不用问我就能正确读出我的名字的人。当然，他是语文老师，也许他有先看过花名册，先去查字典。语文老师要是不认识同学的名字，是多么丢人的事。

刚开学没几天，就全级集中，传达中央文件，得知了林彪的飞机在温都尔汗坠毁的消息。对于我或者我们吧，15岁的孩子，也就知道中央有一个人死了，他的死代表着什么，会引发什么，未来的文化大革命又会怎么发展，我们不知道，也不会去猜测。也没有能力去预测。

上高中后的学习慢慢趋于正常，但经过革命后的教材却是简单再简单。学习也感觉没有什么难度，日子一天天地过。

高一的学农是在“东津”公社，我的寄膳东家家境算可以的，住在一个大宅的厢房，家里有一个漂亮斯文的姐姐，二十多岁吧，好像还有一个哥哥，但我从来没见过，我也没问。这些年的经历养成了我不善于和比较陌生的人的沟通，只限于礼貌打招呼。东家的一家都是善良的人，但还是不会和我一起吃饭，我进去了，就让我一个人吃饭，吃完了他们要吃，我也不能呆着看他们吃饭呀，只好走了，在他家呆的时间都很短，这样使沟通就更难了。一次在外边碰到东家姐姐在割草，也只是叫一声就走开了。在这一家，还能吃到伴番薯丝的干饭。

这次学农正好是割晚稻的时间，我割得不错，一手能割5大株以上，割得太快，一下没留意，把左手小指第一关节的边割下来一块肉，只有一边是连着的，我赶紧把它原位合上，包扎好，这块肉真长回去了，只留下一个月牙般弯弯的疤痕。

我们的体育老师是一个小矮个子，有一支武术的T型拐棍，大家经常听他讲武术的事。这段时间班里有玩举重、单双杆的风气，我是班里能玩双杆的杆上倒身挺立的几个人之一，三级跳远，我也是是跳得好的，被体育老师叫出来跳，看能不能培养进队的，后来也没有下文。

我们经常下午下课后就打篮球，打完回家路上，会经过位于太平路上的潮州大餐室，这是潮州唯一一家餐馆，文革期间，强调为工农兵服务，有3分钱一碗的汤河粉，上面还飘着2、3片薄薄的肥猪肉。刚打完球，肚子正饿，就吃3分钱一碗的汤河粉，有一次，我们四个人，吃了11碗，看着一摞空碗，我们都笑了。半大小子吃穷老子。

潮州大餐室的斜对面，是卖潮州名小吃“鸭母捻”的，就是汤圆，但做工更考究，经常看到店门口用米袋压汤圆皮。一次我们几个进去吃，一个同学上来就把一碗汤圆水喝了，然后就去找店家要加汤水，我们笑成一团，汤圆水就是糖水，店家是不可能加给你的，纯粹是搞怪。

潮州的牛肉丸是有名的，弹性好，嚼劲好。甲第巷头的太平路上有一家小吃店，门口经常有一个师傅，拿着两根大铁棒在打牛肉丸，成了这家店的招牌。听说那时的牛肉丸，为了增加爽脆，是加了“硼酸”的，现在，“硼酸”是禁止加在食物里的，老一辈的潮州人，早就吃了多少年“硼酸”了。

高二，我们搬到山上的教学楼上课，几连几排的叫法也慢慢淡化，改叫多少班，我班是15班。我的座号是54。我、金发、鸿光、阿亮四个坐在最后一排，顶着后墙，我们四个比较要好，阿亮学习也好，每次考试，我和阿亮都会在答完题后交换试卷，互相纠错，然后再交卷。

学习的风气也慢慢好了，语文老师会经常把一些写得好的作文在班上朗读和讲解，我的作文也经常会被老师拿来表扬；英语课大家也很有学习劲头，英语课老师戴着一副像玻璃瓶底一样厚的眼镜，估计一千度以上，但并不影响他骑着单车在街上左穿右插，快速前进。

已经是学校最高的年级，学校会安排我们参加下课后的学校办公室的值班工作。办公室有电话，只要有同学参加值班，我们都会在太平路上找一些有电话的单位，借电话打回办公室，满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

一次我们几个在校门口的值班室值班，发现一个大老鼠，正逮着，班主任来查岗，也和我们一起捉，又大又肥的一只老鼠，班主任把它拿走了，过一会拿来时，已经剥皮去脏搞干净了，班主任是住在学校的，他拿回去炖了。听说老鼠肉纤维比较细，我没吃过。

我对哲学理论的思路比较清晰，条理性好，每次的作业分数都高第二名很多，同学们都说我对哲学老师的路子。一次，我的文章又被老师大大的表扬，并叫我将文章在班上读一遍，我不肯读。其实我内心的想法是应该老师读，（语文老师在说好作文的时候，就是老师读的。）我自己读好像我自己在吹一样，不好意思。老师坚持要我读，我坚持不肯，顶了好几分钟，班里一片尴尬的气氛，最后我还是嘟嘟喃喃的读了，课才继续上。从今以后我的成绩就变成二等水平了。毕业考试我还想检讨一下，就把这件事当作例子写进去，结果被老师作为借口，给了我一个良好。文章嘛，说你好有好的理由，说你不好也有不好的理由，又没有第二个人看到。毕业鉴定书上共有9门课，其他8门课（含体育）我都优秀，就这门哲学课良好！

1972年下半年，潮州二轻系统搞了一场大规模的面向广大青年的招工考试，以笔试为主，题目是画一个“炖钵”（潮州音，潮州特有的一种开口砂锅，目前仍在使用）的铅笔素描。考上的分配到潮州工艺厂、潮州玉雕厂、潮州木雕厂、潮州彩瓷厂等。我四姐也参加了考试，并进入了潮州工艺厂。潮州工艺厂主要是生产麦秆画和麦秆首饰盒，主销国际市场。

1972年，也许是我家的多年来的第一顿干饭，我爸特意赋诗一首：

《晚餐》

晚顿吃干饭  举家笑口呿  无汤也下咽  有肉不需茹

半月所供应  一餐便子虚  孙儿再四问  明日可还如

初中和高中，我没有新衣服的印象，特别是冬天的衣服，裤子肯定是打了两块大补丁在屁股的，高中的两件冬天上衣，一件是二姐夫给的旧衣服。

一次四姐托一个漂亮的姐姐同事到家里取东西，我看着我上下都是补丁的衣服，觉得对着这么漂亮的姐姐，确实难堪，进家取东西的时候，特意把上衣脱了，露出漂亮的英国吊带，才把东西拿出去。穿烂衣服，还是有些难为情的。碰到不是很冷的冬天，我就是一件内衣加一件外衣过了一个冬。

1973年的春节前，大家都在准备过年，我也想搞些过年庆祝的东西。我家养金鱼最大的一个缸，是一个有1米多长的椭圆型缸，这个鱼缸换水很麻烦，平时有鱼屎和脏东西，就用玻璃管用虹吸的办法把脏东西吸出来，长年不换水，缸壁长有厚几毫米的青苔，过年了，缸要洗干净，换水。我就写了“恭贺新禧”四个大字，剪了纸样，贴在青苔上，把这四个字抠出来，缸壁的其他地方的青苔全部清理洗干净，只留下“恭贺新禧”，水加满后，非常漂亮，就像青苔长了“恭贺新禧”四个字一样，很满意。现在的苹果有字，也是用这种办法。没想到第二天起来一看，几个字被金鱼啃得不像样了，长出几毫米的青苔，金鱼啃起来很方便，我又没告诉它们不能啃，把我郁闷的，几个小时的功夫全白费了。

这个时候，学校已经有自己的农场，农场在“高厝堂”村。我们的最后一次学农就是在自己的农场度过的。

都是17岁左右的青年了，饭量都很大，又感觉食堂饭的分量不够，大家都在加大每餐的量，最高记录是一个同学一天吃了2斤1两，我的最高记录是1斤8两。

一天傍晚，农场的几只公牛发情，牛鞭都耷拉出来了，大家都围着看，我们的女副班长大声地说：你们看，肠子都流出来了。大家哄堂大笑。

一次在锄地，我不小心锄头锄了自己左脚眼一下，也没出什么血，我也没怎么理它，过两天伤口自己愈合，还挤出一点亮晶晶的，像铁锈一样的东西，留下一个小坑的疤痕。

因为是自己的农场，有老师上农业课，最后还得考试。考试是面试，分实践和当面答题两部分。我的实践部分是采一节可以移栽的番薯藤。这些对我来说都是小问题。

1973年8月，我高中毕业。

对于我们这种家庭成份的孩子来说，街道是不可能为我安排工作的，毕业等于失业。

1973年，下乡知识青年回城的越来越多，很多人都在想办法从病的借口入手，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么多人都在证明自己有病的，三叉神经痛、坐骨神经痛都是那时听说的，到现在我还不知道三叉神经在什么地方。我三姐也在1973年初回了城。

文革后期，我们的基本没有其他很烦心的事情干扰，生活慢慢走进正轨，一年，家里决定给爸爸做一次生日。当然，我们也期待一顿好吃的，提前一个月，妈妈就和几个姐姐开始研究菜单，每天晚上没事就把菜单拿出来讨论、修改，根据菜单计划花多少钱，先把钱省出来。相当于国家在做一个五年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