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 论

苏轼的哲学思想围绕着人生问题展开。乌台诗案和被贬黄州后，苏轼的思想逐渐走向成熟，关注的焦点是失意人生境况中的心灵解脱问题。苏轼的人生哲学，最为关注个体人生的悲剧性和永恒的忧患意识，并由自我上升到普遍人生的高度。本文主要从苏轼境遇的巨变中来考察其思想境界与文学艺术的关系，因而本文的研究主要是投向苏轼自贬谪黄州以后的人生阶段。

一、苏轼在黄州期间的思想表现

乌台诗案是苏轼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从此苏轼过上了以颠沛流离为主的贬谪生活，这也使得苏轼心灵经受了极大的磨难。苏轼在黄州时期的哲学思想不仅是他的思想境界的反映，也与他的文学艺术所表达的思想境界层次紧密相关[1]。在黄州期间，苏轼写作了《东坡易传》等哲学著作。苏轼在《与滕达道六十八首》第二十一简中记载道：“某闲废无所用心，专治经书。”这说明苏轼已经开始研究经学。在《黄州上文璐公书》中，苏轼又说：“到黄州，无所用心，辄复覃思于《易》《论语》，端居深念，若有所得，遂因先子之学，作《易传》九卷。又自以意作《论语说》五卷。”在《东坡易传》中，苏轼论述了“无心”说，其无心主要有三层含义，一是在各种技艺上做到不自知，不知其所以然而然的境界，就是娴熟得不知在从事此事情；二是有意识地做到无心，主要是静坐以体验道；三是以道的超越性来观照万物，而能超越万事万物，事过心空，心不为其所累，而常能保持无作无求的状态。第三种是思想境界方面的追求，正是本文所要关注的内容，因此，本文通过考察苏轼的文学作品看他是否达到了这种境界。根据相关文献表明，苏轼在黄州期间的文学作品没有完全达到他在哲学著作中所论述的境界，这可见出苏轼在黄州期间基本上是将哲学的境界作为一种目标来要求自己的，而其实际的思想境界还在提升中，对现实还是难以超越的，他的心灵仍在挣扎中，一时还难以平静。这个时期苏轼有对现实超越的思想境界，但也有抒发自己怅惘心情的作品，其思想是较为复杂的。但苏轼始终以儒释道中健康向上的思想引领自己的精神，因而有助于他的思想境界处于不断的提升的状态中。

苏轼在黄州，其思想主要表现为要从被贬谪的抑郁痛苦的心境中超越出来，因而其心境既有愁苦，也有从自然审美中所获得的喜悦。此时苏轼对身外之事还难以保持一种超越的无心的常态，只是一种暂时的忘怀[2]。苏轼的无心与孟子的不动心有相似之处，孟子的不动心是君子不为外物所诱，要实现自己的理想，能够保持自己的节操，修炼自己的心智，从而成为一个真正的儒者；而苏轼无心的含义也是在诱惑和名利面前，不能为其所动，如果它是违背自己心中之道的话。所以，当坚持了认为是正确的政见而遭到贬谪之后，苏轼认为自己的正义行为是对在道德与境界上所做的不动心与无心的坚守，因而就问心无愧而能够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对自己信仰的坚持，那么在精神思想上要做到无心就有了现实的坚实基础。从苏轼的行事与工夫修养上看，他在这两个方面的精神指向是一致的。所以，虽然苏轼在贬谪之后，其心灵受到了很大的创伤，但是他仍然不屈不挠。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他坚信其行为在道义上是正确的；另一方面是因为苏轼在贬谪之后，采取了恰当的治疗心理创伤的方法，这就是从儒释道思想和自然审美中实现了对自身所遭受的痛苦的超越。由于受到“乌台诗案”的打击，苏轼身心备受折磨，虽然他以儒释道的思想平衡自己的心理落差，但是仍然不能释怀。所以，此时是超越与痛苦的心情交织在一起。苏轼在黄州时的作品重在内心世界的探索，因而以抒发内在的思想感情为主旋律。在痛苦与孤寂的情绪宣泄中，苏轼不是像普通人一样只是简单地倾诉，而是在倾诉中实现了对痛苦的超越，使自己从一个更高的层次上超脱这些痛苦、失落与沮丧。而苏轼之所以能超脱这些世事沧桑，一个重要原因是在自然审美中获得了心灵的愉悦，在艺术的陶冶中缓解了自己的内心痛苦等负面情绪，而儒释道思想在这种思想超越中起到了主要的作用。在这期间，文学成了其哲学思想的一种重要的表现形式。哲学思想成了他的文学的灵魂，文学更进一步以艺术的形式将这种哲学思想加以强化和提升，使得这种哲学思想反映的境界更加生动、丰富、真实、坚实与稳定。苏轼在黄州的哲学思想是要不为现实所牵连，要达到无心的境界，但他还是没有达到这种无心的境界。这种身心分离的状态也表明了苏轼的修养境界还没有达到自己满意的高度。在现实中的营营与内心的不愿意也是同样精神苦恼的表现，苏轼不能免除世俗之累表明了精神上的不自由；或者是自身不能将世俗之事务与精神追求之境界统一起来，而形成分裂的局面，这都是精神世界还不能令自己满意的表现。从苏轼的文 学作品可见，他的诗词反映了自身的思想境界水平，是以文学艺术的形式对自己主观精神苦苦追寻更高层次和更大自由境界的记录，这与陶渊明的诗歌真实地反映了他的“贞志不休，安道若节”，“大贤笃志，与道污隆”思想境界是一样的。但是与陶渊明不同，苏轼还用了哲学语言的形式表达了自身对道的看法以及人所应当达到的精神境界的见解，并且这些不仅仅是一种表面的认识，还是在提升自己的思想境界中的真实体验。

苏轼在黄州时的诗词流露了内心的痛苦与在自然的审美中的快乐交织在一起的心情，此时的心境可以说是二者参半的[3]。因心境不佳，苏轼在黄州贬所的部分作品带有悲凉的色彩。元丰五年(1082年)写下的《寒食雨二首》，书写了苏轼孤寂与凄凉的心境：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卧闻海棠花，泥污胭脂雪。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何殊病少年。病起头已白。这首诗写出了苏轼在贬谪黄州之后的艰苦生活与失落痛苦心情。凄风苦雨秋萧瑟，泥污海棠胭脂雪。一夜偷去真有力，少年病起头已白。诗人感叹美景昙花一现，海棠花为泥所污，夜半即消逝。从海棠花的遭遇中，苏轼看到了自己的悲惨命运，因而流露了悲痛与失望的情绪。而少年病起头已白是对遭到贬谪之后的自己的真实写照，是诗人遭受身心摧残之后所留下的身体创伤。然而，谪居黄州期间，苏轼也表达了心情格外舒畅、潇洒与乐观的诗作，如他在作于元丰五年(1082年)的《定风波》中填写道：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睛。在这首诗中，苏轼一扫往日的阴霾心情，字里行间流露出快乐旷达的心情。同样是旅途遇雨，有人的好心情好兴致就被破坏了，而苏轼则乐观其变，以一种置身其外的洒脱情怀观照此事。但是苏轼这种快乐还是相比较而显现的，途中遇雨，与其兴致大减，不如尽情享受雨中之乐。

在黄州时期，苏轼内心的痛苦实现了超越，此过程中他还从佛道思想中汲取精神力量，用以平衡自己在“乌台诗案”中所遭受的精神打击[4]。在《答秦太虚书》中，苏轼写道：“吾侪渐衰，不可复作少年调度，当速用道书方士之言，厚自养炼。谪居无事，颇窥其一二。已借得本州天庆观道堂三间，冬至后，当入此室，四十九日乃出。自非废弃，安得就此，太虚他日为仕宦所縻，欲求四十九日闲，岂可复得耶?”苏轼用道家方法修身养性有两个目的：一是可以静心修养，以便实现对现实的超越，提升精神境界。苏轼决心很大，要在天庆观道堂中修炼四十九日，没有坚强的意志是根本不能做到的；二是养生，苏轼所说的吾侪渐衰，不可作少年调度，都是从养生的角度来说的。所以，苏轼不仅重视思想的修养，而且还重视养生。他还学习了道家许多的养生法。在佛寺的幽静环境中，苏轼忘记了曾经发生的一切，而能够物我两忘，身心皆空。现实生活中的折磨，也就顿然消逝了。如此，苏轼在佛教的空的思想下实现了对世事的超越，在《答毕仲举书》中说：“学佛老者，本期于静而达；静似懒惰，达似放；学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为无害，仆常以此自疑。”苏轼学佛是学习佛教的静与达，而不是与之似是而非的懒与放。静与达是积极向上的心态和正能量，而懒与放是消极沉沦的心态与负能量。可见，苏轼即使是处在人生最痛苦、最失落的时期，他的精神仍是以健康向上的思想来引领的。

我们为什么说苏轼黄州期间还不能完全从一个更超然的心态看待万物?不能完全摆脱功名利禄对自己的束缚呢?这从苏轼被贬惠州前后心态的对比可以看出来，被贬惠州之前的苏轼是不能完全释然的，因而有时呼天抢地，痛不欲生，而有时又非常洒脱。这说明苏轼的思想有一个自我升华的过程。而被贬惠州之后苏轼彻底释然和平静了，其思想境界已有了彻底变化，不再有感情的大起大落，而是趋于稳定与超然，有所遵循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符合儒家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境界。

二、苏轼贬谪岭南之后的思想表现

在不断的外放之后，苏轼逐渐习惯了颠沛流离的艰难生活，被他人看来是荒蛮之地的地方被他视为自己的乐园。在被贬惠州与儋州之后，苏轼反而逐渐进入人生状态的佳境，这与其思想不断提升有关，也与此时期学习陶渊明的诗歌有关。陶诗淡泊的境界有助于苏轼天地境界情怀的形成与巩固，但苏轼并非羡慕隐居，因为他一直是出仕的[5]。他追求一种不为世俗所累的境界，向往一种既人世又洒脱的生活。在长期的贬谪生活中，苏轼学会了从更高一层的角度看问题，这极大地缓解了自身所承担的压力，胸怀也更加宽广了，视野也更加开阔了，完全能够随遇而安，而不计较于外物与境遇的好坏。这表明此时期的苏轼已经具有很强的超越情怀，基本上能做到心不系于外物，不为外物所左右。苏轼到了蛮荒瘴炎之地，生活条件极为恶劣，以为此去无生还之可能。他说：“并鬼门而东骛，浮瘴海以南迁。生还无期，死有余责。”(《到昌化军谢表》)苏轼到了海南情况比想象的更艰苦，连书籍都看不到。苏轼说道：“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与程秀才书》)。但是苏轼竟然逐渐安定下来，在海南居住了三年之久，并且喜欢上了那个地方。从前对海南的畏惧心理一扫而光，一个方面当然是已经习惯了那里的生活。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乃是苏轼随遇而安的思想性格在起作用，他已不在意艰难的物质生活条件，而能很平静地接受它们。这是苏轼思想境界提升的一个表现。苏轼写道：“借我三亩地，结茅为子邻。欺舌倘可学，化为黎母民”(《和陶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余生欲老海南村，帝遣巫阳招我魂”(《澄迈驿站通潮阁二首》)。他对海南作了总结：“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在绍圣四年写成的《纵笔》一诗中，苏轼写道：“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诗以白描手法三言两语便勾画出一位饱经风霜老病缠身，却安闲自得淡然处之的自我形象。后两句写僧人听说东坡先生春睡正酣，于是轻轻敲钟，以免惊醒他。虽然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小小的细节，却透露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与快乐。对于一个被贬谪到如此遥远而又荒凉之地的苏轼来说，能够有如此的好心情实属难得，这是他的思想境界达到一定层次的表现。表明苏轼早已看淡世间的一切，而能够不以之为怀，达到了超然于万物之上的天地境界[6]。但是苏轼又是热爱生活、关心现实生活的。因此，他的这种超然境界与佛教的空的境界、道家的无为境界又有不同。从文学艺术的角度来分析，苏轼此首诗歌是非常平淡的，但是就是在这种平淡中显示了生活的丰富多彩和闲适自得。因此，此首诗歌的意境与哲学思想境界是融为一体的、相辅相成的。苏轼后期这类诗歌的写作固然与他的思想趋于超然而平淡的境界有关，同时也是他习陶与和陶努力的结果。

苏轼的文学艺术与哲学思想的关系

苏轼的《和陶止酒》写道：时来与物逝，路穷非我止。与子各意行，同落百蛮里。萧然两别驾，各携一稚子。子室有孟光，我室惟法喜。相逢山谷间，一月同卧起。茫茫海南北，粗亦足生理。劝我师渊明，力薄且为己。微疴坐杯酌，止酒则瘳矣。望道虽未济，隐约见津涣。从今东坡室，不立杜康祀。这首诗是苏轼在雷州与苏辙相伴一个月之后告别时所作，由于身处同样艰难的境地，所以，这首语淡而情深的《和陶止酒》就有了特别的意义[7]。苏轼崇尚陶渊明诗歌的“癯而实腴”、“外枯而中膏”的艺术境界。从前激情澎湃、富于想象、情思跌宕的苏轼在和陶诗中变得虚心静气起来，这是他的诗歌艺术风格的转变，同时也是他思想趋于超然和平的表现。苏轼平生最看重的是在黄州、惠州与儋州那些岁月中所取得的成果。他在建靖国元年(1101年)游览镇江金山寺时给自己一生作了总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工业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这些成果不仅指外在的文学书画艺术作品的形式，更有看不见的思想境界的提升。可能在苏轼看来，后者更加重要，因为自我境界的提升是文学作品思想性得以提升的保证，作品的思想性一般总是反映了创作者的思想境界的实际状况[8]。在惠州与儋州期间，苏轼的思想比起在黄州来更加成熟与稳定，以超然与洒脱为主，而在黄州期间，内心还是无法平静地接受现实中的一切，因而其文学作品感情起伏较大，充满了激愤之情。而后来苏轼渐趋平静与平淡，仿佛一切皆释然了。这就是哲学思想境界在文学上的反映。反过来，苏轼在文学上的努力，特别是对陶诗的学习，有助于思想境界的提升。哲学上就表现出向往内心的无求无作，这种无求无作也不是什么也不为，而是不为与道不相干的事情，从而做到对道的忠实恪守。苏轼在惠州儋州时期表现出了更加成熟的个性，能看淡世间的一切，对世间万物表现出超然的态度。他这时的思想境界主要表现为天地境界，与黄州时期内心还夹杂着的失落与绝望心情相比，此时期苏轼的思想趋于平静与超然，而能释怀于外物。苏轼能做到超脱于外物就不为外物所累，就能够做到从心所欲不逾矩，不逾矩就是对道的遵循。在哲学上苏轼就以无心的概念加以表达，而在文学上就表现为平淡的思想境界[9]。从修道的进程来看，哲学与文学的活动其实也是苏轼修道的一种方式，它们之间互相作用，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后期则是自然不以之为怀，是人格境界上的真正超越，根本上是由于作者与天地为一体，而不以私我为念。欣赏中超越了现实，而不是勉强忘记现实。

四、苏轼的佛道修养

苏轼接受佛道修养方法，主要出于实用的目的和修养的需要，唐宋时期的儒家学者大多有出入佛老问学的经历。这是因为佛老思想出世与淡泊名利的倾向较为明显，这一点正好可以对治儒家学者心气浮躁和名利观念较重的弊病。苏轼从为我所用出发而学习佛道思想，在《过大庾岭》一文中，苏轼写道：“一念失诟污，身心洞清净。浩然天地间，惟我独也正。今日岭上行，身世永相忘。仙人拊我顶，结发受长生。”这里暗用了《庄子·德充符》中的句子“受命于地，唯松柏独也在冬夏青青；受命于天，唯舜独也正”，苏轼将“唯舜独也正”改成了“惟我独也正”，对修道给自己的精神面貌带来的改变是充满无限自信的。苏轼在此认为自己也是受命于天的，他引用庄子的语句，暗示自己是向庄子逍遥游的自然精神学习[10]。后面直接引用李白的语句，更表示自己学仙的决心，这是一种自觉的需要。而其他的练气方面的文章，更是身体的需要，也与被贬谪有关。

五、苏轼贬谪生涯诗文中的哲学意蕴就是其积极进取的精神

苏轼类似于天地境界的无心境界是在自我修炼提升与艰难境遇中锤炼出来的，根本的原因是其精神和思想在自我的砥砺奋进中不断升华的结果。如果不能在思想上做到自我严格要求，是不可能自然跃上一个更高的层次。与苏轼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多愁善感的秦观，其在艰难的贬谪生活中不堪重负而忧郁离世，这是由于他缺乏一种自立自强的精神，不能很好地对自己的愁思加以调适、转化与升华[11]。虽然苏轼一生的心境极其复杂，有消极隐退，也有积极进取；有愤世嫉俗，更有逍遥山水，但他与世无争的思想背后，时常流露不甘妥协的积极进取精神和傲然独立的旷达情怀。苏轼的人格类型是自强不息型的，儒学的积极入世，佛教的静与达，道家的委运任化，都在苏轼的思想中得到有机融合。儒学的人世情怀是他积极进取精神的思想根源，而佛道的修养又有助于这种精神的发展、壮大与提升。在进取的精神状态中，苏轼遵循的是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的道德信念，绝非投机钻营，谋取私利。而苏轼后期实现了对现实的超越，更是从根本上遵循了仁义礼智信，因为他再也不会为私利所牵绊。苏轼始终如一的修身养性的原动力在哪里呢? 来源于他对道所树立的志向。即他所说的志于道，则无求无作。苏轼对孔子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解释道：“志者，无求无作，志于心而已。孟子所谓心勿忘。据者，可求可作之谓也。依者，未尝须臾离。而游者，出入可也。君子志于道，则物莫能留；而游于艺，则道德有自生矣。”心勿忘就是不能忘此道，而当以此道为心的主宰，做到心与道为一。此心对于不相干于道的外物保持勿作勿求，也就是苏轼所说的无心。勿求即是勿助长，助长就是心为外物所左右，偏离了养道的正常轨道，而非心与道为一，此时就不是道心，而是以人欲为主的人心了。所以，苏轼的意思是人始终要保持一颗道心，最重要的方法就是保持此心志于道，以道为己任，保持道心的主宰性、超越性。苏轼常说无心，就是勿求勿作之意，而时刻保持道心的淡泊与超越，对于不相干于道心的外物来说就是一种拒绝与自觉抵制，因而道心对于不相干的外物来说，就是无心。处于这种状态的人就做到了无心。正是由于苏轼有志于道的精神，才使得他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境界也因此得以逐步提升，其哲学思想也更趋成熟并自成一体，文学艺术也到了一个更加平淡而深远的意境。由失意情绪支配的任命运摆布的人生观，与披荆斩棘、一往无前、要克服各种艰难险阻的积极的自强不息的人生观是迥然不同的。苏轼的人生观属后者，它塑造了百折不挠的苏轼形象，苏轼不是一个平庸之辈，他是一代文坛巨匠，因而他克服困难的途径有他独自的特色，一是通过自然景物的艺术刻画，发现了人生的乐趣，实现了对现实的审美超越；一是他在儒释道积极有为一面思想的影响下，实现了对现实的思想超越。所以，苏轼从佛道思想中，汲取的是积极向上的因素，而不是消极的因素[12]。这种人生态度决定了他的文学艺术作品的价值不仅在于它的艺术价值，而且还有给人以哲理启迪和催人奋进的思想价值，这种思想价值主要是从人的内在修养上来讲的。苏轼崇尚佛道，吸取的主要是它们的思想修养方法，而不是出世的世界观。

结 语

苏轼的人生哲学是超然自适的乐观主义，无论现实生活中面对的是顺是逆，都要坦然地面对现实，保持精神世界的快乐与自由。苏轼由志于道而产生的永不气馁的精神和善用以柔克刚的方法渡过艰难困苦的人生智慧，是他的哲学与文学不断进入新境界并相互促进的源头活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