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代文学史上，苏轼是一个天才，他打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开创了豪放词风，使词从巷里青楼里挣脱出来，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气象、新风尚。但在仕途上，他一生经历坎坷，生存在新党和久党的夹缝当中，面对现实则表现出一种企图超越现实但无可奈何的旷达。在诗词创作中，则较多运用“笑”使自己能在险恶的政治斗争中获得自我安慰和排遣。总览苏轼的诗词，我认为苏轼的“笑”可以分为四种。
第一、笑己
1、“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念奴娇赤壁怀古》）
这首词是作者被贬黄州时所写，当时作者因“乌台诗案”已经被贬两年有余。苏轼由于诗文讽喻新法，为新派官僚论罪而被贬，心中有无尽的忧愁无从述说，于是四处游山玩水以放松情绪。正巧来到黄州城外的赤壁矶，此处壮丽的风景使作者感慨良多，更让作者追忆当年三国时期周瑜无限风光的同时也感叹时光易逝，于是写下此词。
周瑜智破强敌，丰姿潇洒，年轻有为，足以让人羡慕。苏轼如此向慕周瑜，是因为他察觉到北宋国力的软弱和辽夏军事政权的严重威胁，他时刻关心边庭战事，有着一腔报国边疆的热忱。面对边疆危机的加深，目睹宋庭的萎靡慵懦，他非常渴望有如三国称雄一时的豪杰人物来扭转这一不景气的局面。然而，眼前的政治现实和词人被贬黄州的坎坷处境，却同他振兴王朝的祈望和有志报国的壮怀大相抵牾，所以当词人一但从“故国神游”跌入现实，就不免思绪深沉、顿生感慨，而情不自禁的发出自笑多情、光阴虚掷的叹惋了。
然人生短暂，不必让种种闲愁萦绕心头，还不如放眼大江、举酒赏月。“一尊还酹江月”玩味着这言近意远的诗句，一位襟怀超旷、识度明达、善于自解自慰的诗人仿佛就浮现在我的眼前。
苏轼的这一“笑”包含着天地永恒而人事沧桑的无奈和自嘲，又犹如高原阔野中奔流的江水，偶遇坎谷，略作回旋，随即继续流向旷远的前方。这是历史与现状，理想与实际经过尖锐的冲突之后在作者心理上的一种反映，这种情感的跌宕，让我觉得真实，引起我的思考。
2、“空洲对鹦鹉，苇花萧瑟。独笑书生争底事，曹公黄祖俱飘忽。愿使君、还赋谪仙诗，追黄鹤。”（《满江红寄鄂州朱使君寿昌》）
这是苏轼谪居黄州时寄给时任鄂州太守朱寿昌的一首词。作者对恃才傲物、招致杀身之祸的祢衡表示惋惜，接着笔锋一转，把讽刺的锋芒指向了迫害文士的黄祖和曹操。如今贤士不在，只能空对那武昌长江段的鹦鹉洲，苇花萧瑟，一片凋零凄凉。书生何苦与这种人纠缠，以致招来灾祸。苏轼站在更高的视角审视历史，“独笑书生争底事，曹公黄祖俱飘忽。”“争底事”，即争何事，意指书生何苦与这种人纠缠，以致招来灾祸。称霸一时的风流人物，如曹操黄祖，最终也只能在历史的长河中成为过眼云烟。此句流露出苏轼随缘自适、豁达的人生态度。
其实这句话是有弦外之音的，矛头隐隐指向对他诬陷的李定之流，明面上苏轼是“笑“祢衡，实际上是“笑”自己，笑自己何苦与小人争高低，最终惹来灾祸。在苏轼看来，祢衡的孤傲、曹操的专横以及黄祖的鲁莽都显得非常可笑。言语间反映出苏轼超越历史、摆脱现实限制的观念。在词的最后，词人引用李白的故事，激励友人像李白一样潜心作诗，追赶崔颢的名作《黄鹤楼》。这既是对友人的劝勉，愿他能置身于政治斗争的漩涡之外，寄意于历史不朽的文章事业，撰写出色的作品来追赶前贤；也体现了苏轼居黄州期间的心愿，对于永恒价值的追求，所以这首词既是寄友人也是寄自己。
3、“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初到黄州》）
这首诗语言平淡清浅，却揭示出苏轼初到黄州时复杂矛盾的心情。诗以自嘲口吻的“笑”开头，因为此前诗人一直官卑职微，到湖州仅两月便下御史台狱，年轻时的抱负均成泡影，只能说为口腹之计而奔忙。“事业转荒唐”指的是乌台诗案，屈沉下僚尚可忍，无端的牢狱之灾更使他检点自己的人生态度，“荒唐”二字是对过去的自嘲与否定，却含有几分牢骚。
可面对逆境，苏轼总以平静、旷达的态度对之，把生活审美化。初到黄州，正月刚过，又寄居僧舍，却因黄州三面为长江环绕而想到有鲜美的鱼可以吃，因黄州多竹而犹如闻到竹笋的香味，把视觉形象立即转为味觉和嗅觉形象，表现出诗人对生活的憧憬，紧扣“初到”题意，亦表露出诗人善于自得其乐、随缘自适的人生态度。苏轼这种“能从黄连中嚼出甜味来的”精神，使他在黄州的五年政治上的低谷时期却在创作上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这首诗一反古代诗人在遭受打击时鸣冤叫屈、叹老嗟悲的惯例，虽自嘲不幸，却又以超旷的胸襟对待。
4、“长松吟风晚细雨，东庵半掩西庵闭。山形尽日不逢人，浥浥野梅香入袂。居僧笑我恋清晨，自厌山深出无计。我虽爱山亦自笑，独往神伤后难继。不如西湖饮美酒，红杏碧桃香覆髻。”（《自普照游二庵》）
自认是戒禅师转世再来的苏轼，喜好禅宗并熟谙佛理禅宗。他对与禅宗道理妙合的理事无碍、事事无碍的华严宗法界观，对戒、定、慧三无漏学，对缘起性空、精妙圆融的不二法门，都有较为深入的认知。这首诗的前四句写出了深山的幽静和空灵风光，可幽居深山的生活不是人人都能忍受的，连僧人都为与世隔绝的生活而感到厌烦，更不用说留恋俗世长久的苏轼。所以作者自笑深山生活难以为继，不如西湖畅饮，红颜相伴的生活有滋有味。苏轼虽在仕途上命运多舛，但对于身处的时代却始终充满了自豪之情和积极进取的精神，因而决不可能产生避世的思想。在向陶渊明学习的过程中，苏轼将自己旷达超脱的精神气质、“穷达之间”亦“绰然有余裕”的社会文化观注入到陶渊明诗清新自然、冲淡平和的外壳之中，形成了特有的直面命运和“应物”的处穷哲理。对苏轼来说，陶渊明仿佛是一面平静的湖水，使自己沉浸其中，以清醒的意识去吟咏映照在水面上的自我和生命的实相，从中排遣，自我镇定，达到情感的内在超越和净化。
第二、笑人
1、“堪笑兰台公子，未解庄生天籁，刚道有雌雄。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佺》）
“像宋玉这样可笑的人，是不可能理解庄子的风是天籁之说的，硬说什么风有雌雄。其实，一个人只要具备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就能在任何境遇中都处之泰然，享受到无穷快意的千里雄风。”苏轼与张怀民同贬黄州，俩人志趣相同，结为好友，苏轼钦佩张怀民的气度于是为其所建之亭起名为“快哉亭”，并赋这首《水调歌头》，所以，这首词又名《快哉亭作》。全词通过描写快哉亭周围壮阔的山光水色，抒发了作者旷达豪迈的处世精神。
“堪笑兰台公子，未解庄生天籁，刚道有雌雄。”作者由风波浪尖上弄舟的老人，自然引出他对战国时楚国兰台令宋玉所作《风赋》的议论。苏轼看来，宋玉将风分为“大王之雄风”和“庶人之雌风”是十分可笑的，是未解自然之理的生硬说教，白头翁搏击风浪的壮伟风神即是明证。其实庄子所言天籁本身绝无贵贱之分，关键在于一个人精神境界的高低。苏轼以“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这一豪气干云的惊世骇俗之语昭告世人：一个人只要具备了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就能超凡脱俗，刚正不阿，坦然自适，任何境遇中都能处之泰然，享受使人感到无穷快意的千里雄风。苏轼这种在逆境之中还能保持浩然之气的坦荡的人生态度，足以推倒豪杰。
2、“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休官彭泽贫无酒，隐几维摩有病妻。堪笑睢阳老从事，为予投檄到江西。”（《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
宋神宗元丰二年，苏轼受敌党构陷，在湖州太守任上被逮捕，入御史台狱，历130天谪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署公事”，这是苏轼出狱后所写的诗。首联直说自己由文字惹祸，声明害人，语含激愤。苏轼借一种戏谑反讽的笔法写出了自己“道大不容，才高为忌”的处境。颔联以贾昌故事含蓄而又鲜明地表达了对阿世取容的宵小的蔑视，并表明自己不会改变刚正不阿的气节。
“子由闻予下狱，乞以官爵赎予罪。贬筠州监酒。”睢阳老从事指苏轼的弟弟苏辙，子由是苏辙的字。苏轼与弟弟苏辙手足情深，苏辙听闻哥哥下狱，宁愿用自己的官爵来赎哥哥的罪，结果却无辜被牵连。苏轼的这一声笑，包含着对弟弟舍命相救的感激和此举的徒劳，也为苏辙对宵小尚存希冀的良善之心但却无辜受累的结局发出无奈苦笑，更是通过这一含泪的苦笑表达出对黑暗现实的无奈和奸佞小人的蔑视。
3、“我笑陶渊明，种秫二顷半。妇言既不用，还有责子叹。无弦则无琴，何必劳抚玩。我笑刘伯伦，醉发蓬茅散。二豪苦不纳，独以锸自伴。既死何用埋，此身同夜旦。孰云二子贤，自结两重案。笑人还自笑，出口谈治乱。”（《和顿教授见寄用除夜韵》）
诗中苏轼用戏谑的语气嘲笑陶渊明和刘伯伦的可笑之处，然后反观自己，发现自己“一肚子不合时宜”之后又加以自嘲，在笑了别人之后还自笑，可见苏轼子由旷达之性情。
第三、人笑
1、“渔父笑，轻鸥举，漠漠一江风雨。江边骑马是官人，借我孤舟南渡”（《渔父四首（其四）》）
“渔父笑，轻鸥举，漠漠一江风雨”，写渔父从酒醒之后的大笑、大吟的悠然闲适的神情。仰天而笑“轻鸥举”，隐喻渔父如海鸥那样自由飞翔。平视而笑“漠漠一江风雨”，隐喻渔父如江阔那样的心胸，无视风雨。这是自然的壮观，也是渔父的身影。渔父与自然融为一体了，恬淡悠然。
“江边骑马是官人，借我孤舟南渡”，以写实对比的手法，进一层以官人的奔波映衬出渔父的悠闲，突出了官人高贵反而累赘、无能，渔父卑下反而自由自在。“笑”中最能令人深思的是笑官人：一群群骑马的官人，这时也不得不借渔父的“孤舟”南渡。嬉笑诙谐之情，表现在最后两句中。
这首词以“笑”为中心线，贯串全词，写出了渔父的闲适自由的生活情景。也反映农村劳动人民的生活，呈现出一股逸然超脱的思想情趣：静谧的荒野江边，质朴的莞尔而笑的渔父与轻盈自由的江鸥为伴，跟风雨中追名逐利的官人构成鲜明的对照，作者的美丑标准也在这里明显地得到标示。这一点，又是在非常自然的化工妙手中表现出来，显示出一种“真态”的村野气息。
这幅情景是苏轼在黄州时期“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的思想写照，表现了其思想深处疏离政治、悲己悯人的观念。作品中的渔父饮而醉、醉而醒，于飞絮红尘中阅尽世事之沧桑悲凉与无常，正包含着苏轼对自己多年来迷于政治是非而致人生峻厄的嘲讪与悲悯。
2、“归去山公应倒载，阑街拍手笑儿童，甚时名作锦熏笼。”（《浣溪沙徐州藏春阁园中》）
这是苏轼在任徐州知府时所作。“归去山公应倒载，阑街拍手笑儿童”两句巧用晋代山简日夕倒载归，酩酊无所知的有趣故事，写出因丰收而无比欢快的乡民与儿童。百姓因丰收而欢娱，因欢娱而共庆共饮，喝得酩酊无所知，街边的儿童观之天真地拍手欢笑，词人眼中的人们那么沉醉于丰收之乐中，作为知府的他的心情便可想而知了。“甚时名作锦薰笼”，词人观赏着鲜艳欲滴的瑞香花，自问着：瑞香花何时又叫做锦薰笼了呢？赏花的情趣中是丰收的快意，看似无聊、无理的询问中体现的也正是内心按捺不住的悦然。词人用描写瑞香花花色夭红，气如薰香，流露出对花的喜爱和赏花的欢愉之情，用对花的赞美衬托丰收的喜悦，表现作者与民同乐的思想。
3、“寂寂东坡一病翁，白须萧散满霜风。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哪知是酒红。”（《纵笔三首（其一）》）
宋哲宗元符二年，苏轼由惠州贬所再贬儋州，时已64岁，且病魔缠身，正处于“食无肉，居无室，病无药，出无友”的困境。作者在诗中自嘲衰老。首句，写处境寂寞，因衰病而成老翁。次句，以风吹“萧散”的白须申述衰老。“霜”字既显须白之色，又带凄寒之气。这二句使人感到萧飒可伤。后二句忽借酒后脸上暂现红色一事，表现轻快的情绪，诗境转为绚烂。白居易《醉中对红叶》诗：“醉貌如霜叶，虽红不是春。”陆游《久雨小饮》诗：“樽前枯面暂生红。”也是写“醉面”之“红”，但直接指出不是“真红”。苏轼此诗，先写旁观的肯定，再写自己的否定，用笔较为曲折，也显得洒脱。“小儿误喜”，可能是儿子安慰父亲的话，更可能是诗人故作设想之辞。因为这时候，随侍诗人身边的儿子苏过，年已二十八岁，不会幼稚到把“酒红”当作“真红”，但诗人为了表达欢悦的心情，有意借儿子的话引来“喜”字；儿子之喜又引来他的“一笑”。但在“朱颜”与“喜”之前，先着一“误”字；经过“一笑”之后，又点破“朱颜”原是“酒红”。对儿子之喜的否定又回到对衰老的肯定。这里，诗人的情绪改变了，诗境改变了，但前面所写的可伤之事并没有改变。诗篇的成功之处，就是通过情绪的变化，色彩的变化，内容的反复的否定和肯定，表现了诗人能用达观的态度、风趣的笔墨去对待和描写引人感伤之事，显得曲折坦荡，情趣风生，有过人的胸襟和笔力。
第四、物笑
1、“东风知我欲山行，吹断檐间积雨声。岭上晴云披絮帽，树头初日挂铜钲。野桃含笑竹篱短，溪柳自摇沙水清。西崦人家应最乐，煮芹烧笋饷春耕。”（《新城道中》）
清晨，诗人准备启程了。东风多情，雨声有意。为了诗人旅途顺利，和煦的东风赶来送行，吹散了阴云；淅沥的雨声及时收敛，天空放晴。“檐间积雨”，说明这场春雨下了多日，正当诗人“欲山行”之际，东风吹来，雨过天晴，诗人心中的阴影也一扫而光，所以他要把东风视为通达人情的老朋友一般了。出远门首先要看天色，既然天公作美，那就决定了旅途中的愉悦心情。出得门来，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迷人的晨景：白色的雾霭笼罩着高高的山顶，仿佛山峰戴了一顶白丝绵制的头巾；一轮朝阳正冉冉升起，远远望去，仿佛树梢上挂着一面又圆又亮的铜钲。穿山越岭，再往前行，一路上更是春光明媚、春意盎然。鲜艳的桃花，矮矮的竹篱，袅娜的垂柳，清澈的小溪，再加上那正在田地里忙于春耕的农民，有物有人，有动有静，有红有绿，构成了一幅画面生动、色调和谐的农家春景图。雨后的山村景色如此清新秀丽，使得诗人出发时的愉悦心情有增无减。因此，从他眼中看到的景物都带上了主观色彩，充满了欢乐和生意。野桃会“含笑”点头，“溪柳”会摇摆起舞，十分快活自在。而诗人想象中的“西崦人家”更是其乐无比：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田间小憩，妇童饷耕；春种秋收，自食其力，不异桃源佳境。这些景致和人物的描写是作者当时欢乐心情的反映，也表现了他厌恶俗务、热爱自然的情趣。
2、江城地瘴蕃草木，只有名花苦幽独。嫣然一笑竹篱间，桃李漫山总粗俗。（《寓居定慧院海棠》）
名花海棠，不为人知，而“苦幽独”仍然能泰然处之，于竹篱间“嫣然一笑”，使得漫山的 “桃李”黯然失色，尽现“粗俗”。诗中的海棠，又何尝不是作者自己的影子呢? 苏轼的一生受到两次严重的政治迫害，第一次是在 45 岁 那年因“乌台诗案”而被贬黄州，一住就是四年。第二次是在 59 岁时被贬为惠州，62 岁时再贬至儋州，至 65 岁才遇敕北归， 前后在贬所六年时间。 他把自己的平生功业归结为 “黄州、惠州、儋州。”就其政治事业而言，这话当然是无奈的自嘲，但对于作为文学家的苏轼来说，他的千秋文章、盖世功业 确实是在屡遭贬逐的逆境中建立的。总之，苏轼在这一时期的创作中，把自然现象上升为哲理，把人生的感受升华为理性的反思，深刻的人生思考使苏轼面对沉浮荣辱，持有更为冷静、旷达的态度，同时，也流露出他能够最终战胜黑暗的豪情和宠辱不惊的阔大胸怀、雄放的气势。
苏轼一生，沉浮于宦海，奔走于四方，生活阅历极为丰富。他关注人生、关注生命，关注人民的心胸不变，创造美、发现美的创作激情未减，而且在艺术上进入了精深华妙的全新境界。贬谪生涯，使他深刻的理解了社会和人生，也使他的创作更深刻的表现出内心的情感波澜。可以说，屡遭贬谪，才华未展，壮志难酬，是苏轼一生的坎坷与不幸。然而，也许正是这种不幸与磨难，这种逆境成就了苏轼登上宋代文学的皇冠，成为一颗最耀眼的明珠。
今天，每当我想起苏轼的时候，就总会联想到曹丕《典论·论文》最后几句话：“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苏轼，一个近千年前的封建时代的文人，至今，为历代文人所敬仰，为广大百姓所爱戴，绝非因为他当过官，而是因为他的诗、词、文章。他的作品，是带着他真率无饰的性格，带着他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带着他融儒、释、道于一身的思想，穿透了千年的历史时空而来的，人们似乎能感受到他灼热的温度。 而那强烈震撼着我们的心灵的，则是他的千秋文章所闪耀的万丈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