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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对我们要求极为严格,因而收获了我的敬畏,而经常在操场上训话的父亲,我对他,却曾是——且爱且“嫌弃”。
他抽烟,喝白酒,喝很浓的五峰茶,前两个,似乎都不是什么值得表扬的爱好。
他不守时,有时候说好去食堂打壶开水就回来,却去了好几个钟头,我妈实在等不及了,就会让我去看看,原来是在路上碰到了哪位老师,一直站在那里“粉白”(五峰话,瞎聊天的意思),手里的热水瓶依然还空着,而食堂打开水的时间可能已经过了。
他爱拿我开玩笑,经常惹得我跟他又瞪眼又跺脚,对了,他还给我起了个绰号叫“小不点儿”。
总之,矮矮廋廋的父亲,在小时候,不是那种令我肃然起敬的形象。会讲英语的张老师,会写文章的裴老师,会编故事的唐老师,会打篮球的覃老师,会冲照片的肖老师,从暴雨中的水沟里把我捞回来的丛老师......都曾是我仰视的对象。
没有了那份敬畏,他对我的很多教育都告失败,比如他曾经逼着我练毛笔字,几乎小学的每个假期,他都给我准备新的毛笔和字帖,让“练字大计”有一个隆重的开始,又都以我的各种拖延和懒惰告终,我至今仍然写得一笔烂字;又比如他骗着我背唐诗,甚至不惜血本给我买了第一版《唐诗鉴赏辞典》,那本书我至今珍藏,诗却背不了几首。倒是我妈,凭着我对她那份敬畏,晚自修时带着我到教室,让我坐在最后一排,扔给我一本本厚厚的儿童文学选,整套整套的成语故事,都被我前前后后刷了很多遍,她教我的那些数学题,也算是过目不忘。
父亲没有打算教我的那些,比如他对养花的爱好,他对烧菜的讲究,倒是点点滴滴传染给了我,成为我一生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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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末,应该是付家堰高中的高光时刻,刚恢复高考,全国的升学率才4%左右,但仅79年一年,中学就考上了四个大学生。当时大学中专同招,一大批的学生能走出乡村,因为教育而改变命运。他们中间,有后来成为清华大学教授的覃学岚学长,有主政一方的向丽学姐,有帮助五峰茶插上飞翔翅膀的张万鸿学长,当然,更多的学生学成归来,成为建设家乡的中间力量。作家陈刚学弟文章里面写道:想把长眠地下的先人叫醒,告诉他们我们过上了好日子。这其中,应该有付家堰高中老师们的点滴贡献。
80年代以后,乡村学校走上了拆并之路,付家堰高中算是第一批被取消的高中。我在1983年跟着父母回到县城,先后就读于五峰一中、夷陵中学、华东师大。
1989年冬天,我正和往常一样准备期末考试,突然收到一份家里的电报,上面只有五个字“父病危 速归”......1990年4月,父亲在五峰县人民医院去世。
记得发小青青曾经问我:要过多久,可以从失去亲人的悲痛中走出来?那是父亲已经去世十几年后,我对她说: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愈合,只是可能藏得越来越深。
我找到了父亲当年的各种文凭,解放后,他考上了宜都师范,后又在宜昌师专深造,毕业后和我母亲一起主动回五峰教书,据说,几百公里的路,是步行回来的。
他有一个手指伸不太直,我奶奶说是小时候读私塾,书读得特别好,老师到家里来看他,他爬到楼上去给老师拿核桃,一不留神从楼上摔了下来,而我小叔叔告诉我说,他读书是很好,但他手上的伤是因为有一年被土匪绑架,绑匪跟爷爷奶奶要一百块银元,一百匹布,一百斤粮食,爷爷奶奶几乎倾其所有,才赎回了他们的长子——我的父亲。在谈条件的两天,父亲一直被反捆着双手,因此留下后遗症。
离开大水田以后的人生一路向前,我很少回望,很少回五峰,更很少回付家堰。每每想到父亲,我觉得最贴切的一个词是“不值”,就像他的不只一位好友跟我说,他“苦了一辈子”。假如没有土匪的绑架,以当时殷实的家境,不知他有没有可能考上很好的大学,甚至——出国留学呢?假如生病时不是在医疗条件比较差的五峰,一切,会不会不一样?会不会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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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供职于教育出版社,算是一个教育行业的旁观者,也到过很多百年老校,终有一天,能以平静客观的目光,回望父母奉献了职业生涯最美好时光的母校。
付家堰中学,建于上个世纪60年代末那个百废待兴的时代,必然有很多先天的不足,比如,校舍简陋,难以满足后来教学的需要。再比如,学校管理制度建设上的不足,现在母校的管理团队花了很大的精力来征集校史资料,我了解了一下才知道,资料竟然缺乏至此,乃至于历届毕业生的名录、毕业照等均未存档,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但在那样一个时代,这所学校绝对有可圈可点之处。
首先是豪华版的教师团队。不知这些老师是怎么凑到一起来的,我严重怀疑,专科毕业的父亲是众多老师中,学历最不抢眼的。很多年以后,我想起张武权老师流利的英文,看到我姐姐字里行间裴德重老师的影子,都不由感叹,能有这么好的老师,付家堰的学生还真是幸运。
其次,是对体育的重视。付家堰中学一直特别有运动的氛围,每年的运动会都宛如过节,长跑比赛的路线一直延伸到乡医院,连周边的农民有时候也会来看热闹,短跑决赛更几乎吸引了全校师生都来观战。后来,黄良茂学长和康圣成学长回校任教,休息的时候常一个人练投篮,不能不说是读书时就养成了锻炼的习惯。
最重要的,是对知识的渴求和对教育规律的尊重。建校之初虽然没有恢复高考,但基本的教学秩序并没有被破坏,所以一旦有了机会,学校在每个学科,几乎都是最强的老师在教学。父亲当时在兼任着付家堰学区的文教组长(不知是不是这么个称谓),对附近的一些中小学进行教育指导,1979年,他力主在红旗小学三年级开设英语课,这样的教育眼光是相当超前的,即使是大城市,当时也未必做得到。
感谢父亲所有的同事和学生,虽然因时代和境遇所限,他一生经历很多困顿,但因为有你们,他的人生才变得特别有价值,与你们的相遇,是他短暂的生命,所迸发出的最耀眼的光华。
从付家堰中学转学到五峰一中,我开始住校。真正有机会长年与父母朝夕相处的,只是在大水田的那十三年,我们一路兼程奔向明天,但若干年后回望,才发现,那个物质上十分贫困的时代,那个只有几排简陋平房的校舍,那个可以看到满天繁星的小操场上,留下了我人生最简单、最幸福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