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桓公死后，他的世子昭被易牙和竖刁驱逐，跑到了宋国。宋国这时候的国君是宋襄公，曾经受齐桓公和管仲的委托照顾世子昭。有人说齐桓公和管仲之所以选择宋襄公照顾世子，是因为宋襄公很仁义，但这看上去不像是管仲能干的事。管仲的理想是让诸侯对齐国“就其利而信其仁、畏其武”，应该不会不考虑利益和武力而空谈仁义，所以这里面可能还有其他的原因。

不过，宋襄公的确是素有仁名的。在他还是世子的时候，曾经让位于自己的庶兄目夷（子鱼），得到过“能以国让，仁孰大焉”的高度评价。但他是不是真的仁义也不好说，因为他还没等给父亲宋桓公下葬，就去参加了齐桓公组织的葵丘之会，所以《春秋·釐公九年》不称他为“宋公”而称呼他为“宋子”，《谷梁传》解释说：“礼，柩在堂上，孤无外事。今背殡而出会，以宋子为无哀矣。”

现在，齐国发生诸公子争立之乱，驱逐了世子昭，宋襄公没辜负齐桓公和管仲所托，决定武装护送齐世子昭回国即位。这虽然算得上是讲信用，但却有“伐丧”的嫌疑，授人以柄暂且不说，是不是称得上仁义也很值得画一个问号。

周襄王十年（宋襄公九年，鲁釐公十八年，前642年）春，宋襄公联合卫国、曹国、邾国伐齐。齐人畏惧，杀了易牙和竖刁所立的公子无诡，打算接纳世子昭，但齐桓公其他的四个儿子不乐意，组织人马跟宋军打了起来。夏五月，“宋败齐师于甗（yǎn，今山东济南历城区）”，这才把世子昭立为齐君，这就是齐孝公。

霸主齐国的君位之争要靠宋国的武力来摆平，这令宋襄公膨胀了起来，觉得自己应该成为新的霸主。周襄王十一年（宋襄公十年，鲁釐公十九年，前641年）春三月，大概是因为滕国不服，他把滕宣公抓了起来；夏六月，宋国组织曹国、邾国、鄫（zēng）国在曹国会盟，鄫国的国君来晚了，宋襄公命令邾国把他抓起来祭祀社神；大概曹国对此表示了不满，当年秋天，宋襄公不顾刚签订的盟约，又派兵包围了曹国。

这一连串行为完全称不上仁义，说是倒行逆施还差不多。这引起了人们对齐桓公的思念。当年冬天，在陈国的倡议下，鲁国、陈国、蔡国、楚国、郑国在齐国会盟，“修桓公之好也”，可见大家对宋襄公并不感冒。

可是宋襄公已经鬼迷了心窍，一心想要做霸主。他大概觉得齐孝公是自己所立，一定会支持自己，只要再联合上楚国就会得到诸侯的承认，所以在周襄王十三年（宋襄公十二年，鲁釐公二十一年，前639年）跟齐楚两国盟于鹿上（今安徽阜阳阜南县南，或说今山东菏泽巨野县东南），“以求诸侯于楚”。他也不想想，楚国自己还想称霸呢，怎么可能会帮助宋国？这是典型的与虎谋皮，所以他哥哥目夷说他这是“小国争盟，祸也”。

果然，在当年秋天宋、楚、陈、蔡、郑、许、曹等国参加的盂（今河南商丘睢阳区）之会上，宋襄公被楚国安排伏兵抓了起来。《公羊传·釐公二十一年》说，会盟之前，目夷觉得楚国是个不讲信用的国家，劝宋襄公带兵前往，可是宋襄公不听，理由是他跟楚国约定的是乘车之会而不是兵车之会，不能不讲信用。跟小国会盟飞扬跋扈，跟大国会盟却又忘了自己是怎么对待小国的，毫不担心大国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已经不是讲不讲仁义的问题，而简直就是愚蠢了。

楚国抓住了宋襄公，乘机攻打宋都，但却由于目夷率军抵抗而没能得逞。于是楚国威胁宋人说要杀掉宋襄公。宋人不吃那一套，回复说：“赖社稷之神灵，吾国已有君矣。”打也打不下，吓也吓不住，杀了又没用，关着还费粮，楚国没有办法，只好在当年冬天把宋襄公给放了。

这回宋襄公该吸取教训了吧？不，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宋襄公大概认为楚国没能攻下宋都，代表宋国的武力足以跟楚国抗衡，而齐国则是他当年拥立齐孝公时候的手下败将，自然更不在话下，所以他并没吸取教训，反倒更坚定了信心，决心武力争霸。

第二年，也就是周襄王十四年（宋襄公十三年，鲁釐公二十二年，前638年），由于郑国亲楚，宋襄公联合卫国、许国和滕国伐郑。楚国为救郑而出兵伐宋，上演了一次春秋版的“围魏救赵”。宋国不得不回军拒楚，与楚军相遇在泓水（今河南商丘拓城县北）。

在这场泓水之战中，宋襄公表现出了惊人的愚蠢。当时楚军尚在渡河，目夷说：“敌众我寡，应该趁这个机会发动攻击。”宋襄公说：“君子不乘人之危，等他们过了河再说。”楚军过河后，阵型还没排好，目夷又说：“敌众我寡，不能等他们排好阵型。”可宋襄公还是不同意进攻。不难想象，等到楚军列好阵势，等待宋军的就只能是大败了。

这一仗，宋襄公的贴身护卫全部战死，他自己的大腿也受了重伤，宋军更是损失惨重，但就是这样，他也不承认自己做错了什么。他替自己辩解说：“君子不伤害已经受伤的敌人，不俘虏头发花白的敌人。古代打仗，不利用险要地形，我虽然是亡了国的商朝后代，但也不攻击没排好阵型的敌人。”

宋襄公这完全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忘了他的老祖宗武丁和妇好就玩过利用地形的伏击战。对此，目夷说：“这是根本就不知道战争的目的。战争以获胜为目的，讲究那么多，不如直接给敌人当奴仆好了，还打什么仗呢？”两相比较，看来当年要是真让目夷继承君位，宋国的国运应该会好很多。

泓水之战的第二年（周襄王十五年，宋襄公十四年，鲁釐公二十三年，前637年）春天，正所谓墙倒众人推，宋襄公所立的齐孝公也来趁火打劫，以宋国当初没参加缅怀齐桓公的会盟为借口，发兵包围了宋国的缗邑（今山东济宁金乡县东北）。我们不知道宋襄公作何感想，估计应该是又羞又恼。同年五月，他腿伤发作，与世长辞。

宋襄公的霸主梦没做成，而他虚假的仁义却从此成了历史的笑柄。《谷梁传》批评他“失民”，谓之“以其不教民战，则是弃其师也，为人君而弃其师，其民孰以为君哉”，认为他的行为是“信而不道”。这话完全就是《论语·子路》“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的翻版，东汉郑玄解释说：“教民习战而不用，是亦不教也”，看来也只有那些比宋襄公更迂腐的蠢货才会称赞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