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自从有国际贸易和全球化以来，贸易摩擦和贸易壁垒层出不穷，手段推陈出新，其中包括各种显性或隐形的各种措施，例如反倾销、反补贴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绿色壁垒、知识产权壁垒等市场准入限制措施，也包括常见的关税壁垒、配额等数量限制措施等。
经济的全球化实现途径有货物服务出口和FDI两种方式，其中跨国公司在全球化过程中扮演了主要参与者和推动者的角色，出于对海外市场、四大生产要素等资源的需求，进行产业链的全球化布局和价值链的重构，而布局的变动则带来了生产和就业，投资和税收，以及自然人的流动，在这个流动过程中，国家产业和企业受到一定的竞争冲击，也会造成失业等负面影响，如果是在本国企业的竞争下企业破产倒闭，可能并不能引起过激反应，民众和企业家会当作市场经济机制的自我调整。但是如果是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产品、产业或资本带来的影响，则会引起连锁式的政治经济学效应。
所以即便全球化给西方跨国企业等利益集团带来了红利，但是反全球化也存在着一定的民众和政治经济基础。尤其是在贸易逆差和就业压力等的影响下，西方政治家对全球化的态度逆转也是有一定客观原因。从特朗普上台之后对中国的影响初步分析，美国的贸易政策会有较大概率进行调整，而为了便于进一步分析具体的决策来源和机制，我们首先需要了解美国贸易政策的制度设计背景情况。本文将对美国贸易政治做初步说明：
美国国会与贸易政策
在美国的政治架构设计中，由众议院和参议院组成的国会的宪法地位是高于总统领导的行政机构。而宪法明确赋予了国会贸易立法权，有权规定关税和其他税收，众议院负责商业政策，有权设置关税，并有权利批准国际条约。
国会还有调查权、确认高级贸易官员的人事权、设立或撤销对外贸易机构的权利，以及其他授权贸易政策的权力。
国会有常设委员会、分委员会、国际贸易委员会和议员办公室。其中国际贸易委员会是贸易救济的裁决机构，其更偏向于贸易保护主义，而常设委员会和分委员会则会受到利益集团的游说影响。
美国总统与贸易政策
美国宪法授予了总统处理对外关系的权力，所以总统对国际贸易政策有发言权，但是根据宪法规定，其决策影响力受到国会的很大限制。当然美国总统也有缔约权、人事任命权、立法否决权等制衡权力，所以对国际贸易政策影响力也有发挥的空间。尤其是遇到特朗普这类另类总统，不能忽视其在贸易保护主义上的立场和影响力。
总统内阁与贸易政策
美国国务院、财政部、商务部也会参与到贸易政策的决策活动，也有通过货币政策、管理进口配额、处理贸易摩擦案件中发挥影响力。而其他部门，例如农业部，能源部，劳工部等也会涉及到各自负责的领域内的贸易政策。
其他和贸易政策相关的机构
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总统经济顾问会员会、行政管理和预算局、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等也会在贸易政策上施加某种影响。
我们提到总统有人事任命权、内阁提名权，而特朗普提名的内阁多为鹰派、保守硬派代表，在这种架构和背景下，我们初步预测，特朗普在贸易政策上执行保护主义的阻力将会大幅减少。
当然，美国的贸易政策也是为了其国内利益而服务的，并且是伴随美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变化而变化的，同时也会受到跨国企业等利益集团的影响。
所以对美国贸易政策的变化趋势的复杂性需要有一定的认识，并在反倾销、反补贴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绿色壁垒、知识产权壁垒等市场准入限制措施，也包括常见的关税壁垒、配额等各个方面做好更充分的准备，尤其是对于出口导向型企业，美国贸易政策的风向变化，风险预测和管理是不能不引起重视的环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