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听风阁主人

那一年春天的记忆，从一个周日开始。

那是四月中旬的一天。天空乱云飞渡，晦明不定，间或撒下的阳光有软软的温度，吹来的风却还残留着冬的寒意。

二公寓前，靠着路边那趟平房的北墙根的阴影里，还有前几天那场不大的春雨，留下的潮湿和藓苔。平房西端那颗老槐树的树叶，在略有寒意的风中簌簌作响。

也许是因为风大，楼房和平房之间的水泥乒乓球台上没人打球，只有靠近一楼窗户扯起的铁丝上，晾晒的衣服随风挣扎，作势欲飞。

人都不知道哪儿去了。中午时分，去食堂的路上，寥寥数人，屈指可数。

走出平房的阴影，阳光和风一起袭来。高志峰没头没脑地说，某某某去世了。我也没心没肺地应了一声，便没当回事。那年月，我作茧自缚，躲进小楼成一统，两耳不闻身外事。岂料，风起于青萍之末，那年春天刮了好大一场风。

对于我来说事发突然，毫无征兆。当天晚上，住在二公寓的男生们就闹腾起来了。事情缘何而起，至今，我都不得而知。

那天晚上，吃完晚饭，我们宿舍几个人正在神聊海吹，憧憬着毕业之后的前途。有人自忖貌比潘安，说分到厂里，要和厂长女儿搞对象，好借力走向仕途；有人自觉孔武有力，说要刀插两肋，拳打四方，拉起一彪人马混社会。虽然吹得有点离谱，但说明大家都已经在考虑毕业之后的去向了。

是啊，再过两个多月，我们就要毕业了，就要走向社会了。毕业后的去向，也许就是一生的归宿，不容人不想啊！

烟雾缭绕的宿舍里，隐约可见飞溅的唾沫星子。就在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聊得不亦乐乎时，楼道里突然响起了乒乒乓乓更大的嘈杂声。

啤酒瓶、暖水瓶、痰盂……一切即将用不着的东西，都被乒乒乓乓地砸向宿舍前的空地上，更有人将床单被罩浇上油点起火扔了下去。火光中烟雾里看到几位老师惊慌失措的神情，双手像喇叭一样罩在嘴上喊着，声音却淹没在嘈杂中……

那场纷乱大约持续了十多分钟，最终结束于没有东西可砸可烧。

至于原因也许与那年春天的大风有一点点关系吧，就算是有关系，也不过是个引子。我想深层次的原因是，一群血气方刚的愣头青在即将离校时，对在孤寂浮躁中失去的青春年华心有不甘和对母校爱恨交织的复杂情感的宣泄。

爱恨交织？是的！有个衰人不是说过，母校是什么？母校就是你一天骂它八百遍，但是绝不允许别人说它一个不字的地方。对！这就是爱！恨！交！织！

那晚之后，原本十一点熄灭的灯，从此彻夜通明。喜煞了一群打麻将的人，“东西南北白，红中和发财”，夜夜鏖战，天天酣睡，反正毕业班也不上课了，至于那个毕业设计嘛，小菜一碟，怎么地不给个及格，让爷走人，难道还会让留校不成？

日子在“缺砍边钓”中一点点溜走，春天的风也越来越大。

记得是四月底或五月初的一个星期六（那时候没有双休日），我们课题组去昆仑厂做实验。

一大早，张老师带着吴永明、纪小亮和刘素伟就奔胡家庙那边的昆仑厂去了。不知何故，我又落在了后面，紧赶慢赶，追到胡家庙也没有看到他们几个人的影子。我当时只知道昆仑厂在胡家庙一带，却不知具体位置，只好一路问去，好不容易找到地方，却已经是半上午了。

我已忘记，那天是怎么走进门禁森严的兵工厂大门的，不过后来在兵工厂工作时间长了，也就知道了戒备森严的门禁有时候也形同虚设。

仲春时节的厂区已是绿树成荫，白杨高耸，绿柳婀娜。走过一条条有动力管道凌空飞架的小路，问了一个个和善的工人师傅，找遍了一座座掩映在新春翠绿中的厂房，也没有找到张老师他们。

半下午时分，我带着疲惫和饥饿回到学校，宿舍里满满登登都是人，正兴奋地议论着广场上的事。我不明就里地说，早知道这样，今天就应该去捡车子去。一个同学不屑地白了我一眼:你捡命吧！

时光静流无声般地流淌着，空气中春天的味道越来越浓，风却越来越大。

拼拼凑凑、修修补补，勉强完成的那篇毕业论文自己都不满意，但于我来说，已是强弩之末不能入鲁缟也。看着别人的论文做得花团锦绣一般，还要模拟试讲。虽心有不甘，想想还是算了吧，只要不是太差，学校都会让你毕业走人的。

写完论文，等待答辩等待毕业走人的最后时刻，无所事事的人们更加疯狂地打起了麻将。无聊等待的时刻，麻将便打出了很多花样，缺砍边钓、二五八将是小菜，闷八量五、亮四打一那才是水平，还有偷牌的、码牌的、各种暗号手势。后来经常有外班外系的高手过来切磋技艺，就打起了对家，为了防止喂牌和点炮，规定了自己人相对而坐，互相点炮不能糊牌。

哗啦啦的麻将声中，人们少了几分等待的焦躁，日子仿佛过得也快了点，不知不觉就到了五月中下旬了，风似乎越刮越紧。

那天晚上打了一通宵麻将，天光蒙蒙的时候，才打着哈欠睡去。一觉醒来已是九点多，听了会收音机，突然有了出去看看的冲动。

阳光很明媚。长衫不耐暮春热。

骑一辆借来的自行车。出了校门才发现公交已停运了。大街上时而有载满人的绿卡车呼啸而过，时而有徒步行进的人马。

很滑稽的是，一彪人马前走着一个身材魁梧的老外，仿佛是这彪人马的领队。那老外汗衫短裤加凉鞋，背着个双肩包，把一瓶开了盖溢着泡沫的啤酒瓶，一下一下有节奏地高高地举过头顶。老外很兴奋也很滑稽，后面的队伍便爆发出阵阵哄笑。

十字路口的街心，那个指挥交通的小小圆台上，不见了警察却挤满了拍照的人，后面的人只能踮着脚高举相机盲拍，台子周围横躺竖卧的是拍照人的自行车。

到了广场，只见人如潮旗如海，徒步都寸步难行，更别说推着个此时显得累赘的自行车了。我怕把借来的自行车挤丢了，就赶紧逃之夭夭了。

大风戛然而止后，我也稀里糊涂地完成了论文答辩，不出意外，老师们给了个及格。这就意味着我已完成全部大学学业，可以毕业走人了。

仿佛已能听见离开的脚步声了。

接下来，就是等待分配的日子。那时候大学毕业包分配，不用自己找工作。当时的政策原则上是哪个省来的回哪个省，当然去处有好有坏。也许有同学为分配的事去活动过吧，只是我天性麻木迟钝，连自己的去处都不关心，哪里会关心别人的事。

一天傍晚，我到南面纺院老乡处取我的学生证，在10路汽车站被一个神秘的中年男人拦住了。那个黑瘦高个郊区农民模样的男人，把我拉到商店门口的台阶上坐下。

“你是不是这个学校的学生？”

“是的。”

那人脸上掠过一丝莫测的笑容，随后自我介绍说他是郊区的农民，闲暇之余还做点木工活，收入尚可。然后询问了最近学校的情况，说了一些口号、刚领，晚上开会白天发动之类的话。末了，说现在要去西工大，准备如何如何，让我跟他一起去。

10路车从动物园直达西工大所在的边家村。当时我被他说得热血沸腾，就随他到10路车站等车。最后就在要上车的一瞬间，我却改变了主意。那或怨恨或失望的眼神，穿透了车窗玻璃，像芒刺一样狠狠的扎进我的后背。至今想起当年的情景，我的后背似乎还隐隐作痛。不为别的，我就是一个不愿失信于人的人，至于别的没想太多。

不久后的一天晚上，大约10点多，我饿得在床上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正思谋着去哪里买点吃的。突然，听见宿舍外面人声鼎沸口号连连。

原来，大约一二百人的纺院学生，将我们学校的不锈钢伸缩门推到，在不大校园里转了一圈，高呼什么“打倒木头学校！”之类的口号。呼啸而来，又呼啸而去。

“是可忍孰不可忍”。经过一番呼吁，二公寓冲出至少一百多个男生，群情激奋，要去推了纺院的大门。正好我想出去买点吃的，就随着浩浩荡荡的队伍，一路鼓噪着向南而去。

就在我狼吞虎咽地吃完一个面包时，队伍已经冲到了纺院的门口。然而，令我们失望的是，纺院那老式的铁栅栏门大大的敞开着，好像就是专门为我们敞开着的。人家敞开大门欢迎你，你还推什么门啊？就这样偃旗息鼓的队伍，勉强地在纺院校园转了一圈，稀稀拉拉的喊了几句口号，便铩羽而归。无论如何，反正我是不饿了，至于推不推门的，我倒不在乎。

其实，当时在校的只有毕业班，其它低年级都已提前放假。这样的事情，可能是一群精力旺盛而又为不确定的前途感到迷茫的年轻人的一种发泄吧。

说起来，这两件事倒好像是那场大风的余绪，此后便真正风平浪静了无余痕了。

就在这时，分配方案下来了。真是“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

好像当时材料系负责分配的是党总支书记。书记姓郭，中年女性，实验老师，东北口音。记得当年做实验时，总能闻到郭书记身上有股中年女性特有气味和樟脑球味儿混合在一起的味道。

我说过我是麻木迟钝的人，受了伤都不知道疼。班里山西籍学生有5个人，王炯和吴志娜是定向生必须回厂里，其余我们三个人，王彦海和朱红全，一个分到临汾，一个分到榆次，好赖都是地级城市，只有我分到了县里的一个兵工厂。那时我真的没有意识到这也许就是自己一生的归宿，不能说是欣然也是默默接受了这个结果。没成想山西太谷——这个历史可以上溯到北周时期的千年小城——真成了我一生的归宿。

每个人的命运都是冥冥注定的，也许我就命该如此吧，反正我没有为分配的事找过郭书记。

天涯何处无芳草。

青山处处埋忠骨。

随他去吧！

整理物品，打包行李，办理手续，真到了离别的时候，心情便复杂起来了。虽然早已厌烦了枯燥乏味的大学生活，但还是觉得四年时光，匆匆，太匆匆！同学情、母校恩，刹那涌上心头。那些没有分到一起的情人肝肠寸断难舍难离，也许是这样吧，我没看到更没有体会，就无从说起。就是平时心生龃龉的同学，此时也一笑泯恩仇，相约黄昏后，痛饮那一杯离别的酒。

那时候条件简陋，所有的行李都得自己想办法打包，便有那头脑灵活的人来做生意。来做生意的人一大一小，大的不过二十来岁，小的十二三岁，他们好像和王彦海认识。他们带着手动打包机、打包带和薄铁扣。打一个铁扣好像两三毛钱吧。

那天打了一下午，也没打完我们班的包，约好第二天再打。为了图方便，他们将打包机和打包带寄放在我们宿舍里，却将铁扣全带走了，这样做是防止我们晚上私自打包。

晚上，我们几个人闲聊时，发现墙上的储物格里有空罐头瓶，便有高人将薄铁瓶盖用剪刀剪开，按打包带的宽度左右一折，就做成了铁扣。于是大家把能找来的罐头瓶盖都做了铁扣。打包机操作很简单，一看就会。打包人做梦也想不到，我们能自制铁扣。

第二天，那两个人想必也发现打包带少了不少，只是不明就里，也不好说什么，只能心里暗暗后悔。那时挣两个钱真的很不容易。

离校手续是在图书馆办理的，蜿蜿蜒蜒的队伍从二层平台排到一楼大厅。手续办理得很慢很慢，队伍以龟速向前挪动。本来动荡时期大家都心绪焦躁，在漫长的等待中便有人爆发了。

一个平时很温顺的男生，突然从队伍里冲了出来，大喊大叫地冲向办理手续的窗口，一拳砸在厚厚的玻璃上，玻璃裂了，他的手也破了。在一个工作人员讨好般地护送下，那个同学大概是去医院包扎伤口去了，洒下一路斑驳的鲜血。也许在付出血的代价后，他的手续就不需要他亲自去办了。

本来想将学生证和校徽留做永久的青春记念，但不知何故办理手续时被一并收回。

办完手续的那天晚上，在一食堂灰暗的二楼，我们班进行四年中为数不多也是最后一次的聚餐，记得老师们也来了不少。吃的什么菜早已忘记，就记得喝的是啤酒。啤酒喝多了，头也晕了，肚子也涨了，食堂里没有方便之所，借着酒劲男生们就爬上了食堂对面高高的煤堆上。

我是一个人独自爬上煤堆的。

站在高高的煤堆上，抬头望去，残月如钩，愁云惨淡。“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明明是盛夏季节，却有了“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的凄凉感觉。默默地站立了许久，却还是“剪不断，理还乱，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托运行李那天，毒辣的太阳下面，二公寓前面摆满了一片包裹箱笼，又是一番焦躁不安的等待，才将行李托运走。

这时，就有人陆续地离开了。

离别是伤感的，挥手自兹去，相逢是何期？我也到车站送过几拨同学，却没有伤感，总觉得后会有期，看着含泪不舍的他们，我含笑挥别远去的列车。可能那时候我就是个麻木迟钝的人。也许应该伤感，因了灞桥之柳，西安本来就是个伤别离的城市。

我离开学校的前一天晚上，班里已没有多少人了。行李已托运走了，也没有地方休息，没走的几个女生干脆就到男生宿舍。大家搬个方凳坐在走廊聊天，说了些什么不大记得了，无非回忆几年来班里的一些趣事、囧事甚至是糗事，或许还有多多联系祝福未来之类的吧，这些都应该是离别之际题中应有之义。

夜深了，大家谈性阑珊，一圈人默默地围坐着，也许都在想着各自的心事吧。沉默，沉默……一个平时根本没说过话的女生，突然说了声:“某某某啊某某某……”这是我四年间听过的最意味深长又言犹未尽的话。沉默，沉默……

清风识字晚，何苦翻书迟。

第二天，踏上那列熟悉的426次列车，奔向千里之外的小城——我这一生的归宿。

2016年9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