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四月的信，我们如何知道》是英国人类学家艾伦* 麦克法兰写给初高中生四月的一本描绘世界之道的书，四月是代表着来自西方世界之外的青少年读者。带着大家一起分享这本书，本书分为我为何写，我们如何知道，世界观简史，全球化世界的合流这四个部分，本篇文章是第二部分。
早期的中国旅行家西游印度和西方世界，或是马可波罗和其他旅行家东渡中土的时候，他们意识到了头脑中的约定俗成的观念遭遇了挑战。
20世纪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思贝尔斯对世界上所有伟大的哲学体系做了广泛研究，他阅读原文著作，并对来自中国、印度、中东、希腊、罗马和现代欧洲的二十多位最伟大的思想家的学说做了细致入微的考证。随后当他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概括总结所得出的结论时，他提出了一个三阶段的历史模型。
第一阶段是神话时期，上溯至大约两千五百多年前的口述和部落文化时期，中东、印度和中国刚进入早期文明时代。之后从公元前800年开始，世界变得像一个围绕着哲学轴心转动的轮子，周而复始--称为轴心时期。
第二阶段是历史大分野，即所谓的科学和技术时期。这场从15世纪开始的伟大的变革仅发生在世界的一个部分--西欧的方圆之内。并没有在中东、印度和远东发展起来。
第三阶段是尤其与传媒技术相关。并在James Monaco 的著述《怎样看电影》中获得了最佳诠释。这一阶段，信息被相机之类的机器捕捉下来，再通过现代出版机构传播出去。
我们之前相信自己可以很清楚的了解世界；而其他人会落入观念之笼，人类学家通过比较的方法研究其他社会，结果是他们最强烈地察觉到，人们是被嵌入一套无形却强有力的思想限制中生活的。也就是宇宙观。
在20世纪后半叶，一些思想家提出“带人类学归故乡”，反观西方人类学家也受宇宙观、禁忌和未经审视的思维习惯。他们描述了“资本主义的宇宙观”、《圣经》和世俗思想中洁净与危险的观念、统治着我们生活中的“ 习惯”或一系列无形的性情定势。他们同时声称，我们的当代的世界观包括我们行动中最科学的部分，都远非我们设想的那样连贯、一致和 “理性”。从中学到的功课是，所有的社会和文明都被包围在一系列由概念、表述、成套假设和关于时间、空间和因果的观念组成的厚重条框之中。它们混杂在复杂的、以阶级为基础的有文字的社会中。比起在几千个不识读写的部落成员组成的小群体中，更难以辨别。但这不表示我们以逃脱出它们的力量之中，我们统统生活在无形的观念条框之中。接下来的研究就是要尝试找出这一彻悟所隐含的一些意蕴。
关于世界观的变革，20世纪60年代被两位科学家推向高潮。
第一位是科学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他的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指出了科学的相对性，通过研究天文学、化学、物理学中的革命性发现，库恩证明了某种意义上的“内部”革命的存在，即一个世界观不是被新型的数据从外部颠覆的，而是一个人或是多个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发现了同样的证据，从而改变了研究问题的本质。同时，我们接受的那些针对旧有问题的解决方案，也发生了本质变化。他指出物理、数学和化学这些最“硬质”的科学也是在范式中运转的，这就意味着甚至这样的学科也同时尚、神话、某个我们讲给自己听的故事和某个对于世界的信仰一样，具备同样的特征。但是库恩对于解释这些动力到底是什么，他并无建树。虽然很清楚的意识到必然存在一些社会的、政治的、知识的和技术的外部因素，改变了思想家的世界，使之焕然一新。
另一位思想家是米歇尔*福柯，他在著作《词与物》和《知识考古学》中专门论述了世界观的变革。福柯通常使用词语“知识型”而不是“范式”。认识论是方法的理论或科学，或者知识的基础，福柯隔离出了西方文化只是学统两次最大的中断。第一个发端于他所谓的古典时期，大约17世纪中期，第二个是在19世纪之初，标示了现代时期的开始。福柯朝着研究外部变革，研究技术、政治和经济变革的方向进行。但他总结说，因为原因十分复杂，他才将关于起因的问题置诸一边，满足于建立新的转型的尝试。
